《怀旧集》与虞山诗派的关系

《怀旧集》，辑者冯舒，《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版本有顺治四年（1647）自刻本、清初抄本、光绪三年（1877）潘祖荫刻《滂喜斋丛书》本。王应奎《海虞诗苑》说冯舒“入本朝，颓然老矣，负气如故。公正发愤，触忤县令，令衔之，会君撰《怀旧集》成，遂坐以讪谤，曲杀之，士林痛惜焉”^[28]。由此可见，《怀旧集》致使冯舒丢失了性命。从辑录的诗作及作者身份看，该集是虞山诗派创作的一个缩影，充分体现了虞山诗派的创作特色。

《怀旧集》虽为冯舒晚年忆旧之所寄，却有自觉的地域意识。考其所收诗作者24人（其中释氏3人，歌伎1人），皆为冯舒同邑常熟之旧友，其中：顾云鸿5首，邵濂10首，何大成24首，徐济忠11首，魏浣初19首，魏沖10首，徐锡祚9首，孙森2首，孙朝肃15首，顾大武6首，郭际南曲子词3首，钱谦贞32首，钱孙艾8首，孙胤伽3首，沈春泽3首，张维11首，瞿式耒4首，陆泰徵1首，保述皋5首，陶世济1首，释大宛11首，释道衡9首，释宗乘16首，徐凤1首，凡219首。他们或为伉爽负气之侠，行事磊落恢奇；或为读书娴古之士，困顿于离乱。世代的烙印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他们的诗歌创作以真诚而具有时代意义的感情为核心，强调博学和学问的积累，大力批判空疏不学之弊，这明显是受虞山派开创者钱谦益诗学思想的影响。

凌凤翔评价钱谦益，说他“适当诗派中衰之际，实开熙朝风气之先”^[29]，而他编纂《列朝诗集》及对明代诗坛的大肆讨伐，又被认为是明诗的总结者。他曾尖锐批评明诗之“三病”：“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俪句，支缀蹈袭，此弱病也；剿唐、《选》之余渖，生吞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岛之旁门，蝇声蚓窍，晦昧结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传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30]“三病”当然是指先后笼罩明代诗坛的台阁体、前后七子及竟陵派。但是，所谓“诗派中衰”，则是指继承了七子主张又借助复社、几社影响海内的云间派，因为凌凤翔还在《初学集序》中谈道：“此后诗派总杂……再变于陈子龙，号云间体，盖诗派至此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31]钱谦益对云间派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的不满，还可见邓汉仪《诗观初集》中的记载：“忆丙申（1656）冬，予宿半塘舫轩，虞山则舟泊桥下，侵晓招予入舟，以手评拙稿相示，因谓予曰：‘昨东游，友人赠诗盈数尺，总无一字。’予问故，虞山曰：‘只是中间无一意思尔，固知近日学大樽者均坐此病。’”^[32]为矫明诗之失，钱谦益提倡拓宽诗学途径。冯舒昆弟冯班说：“牧斋学元裕之，不啻过之。每称宋、元人，矫王、李之失。”^[33]和陈子龙相比，钱谦益之最大不同，是增加了学习宋、元，以致后人以为虞山派与云间派之区别就在于学习北宋，如纪昀说：“……久而至于后七子，抄袭模拟，渐成窠臼。其间横逸而出者，公安变以纤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缛，如涂如附，无以相胜也，国初变而学北宋。”^[34]所谓“国初变而学北宋”，就是指钱谦益。比较完整表述钱谦益诗学宗趣的，是亦身为虞山派代表诗人而又是钱门弟子的瞿式耜：“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他说钱谦益“才气横放，无所不有，忠君爱国，感时叹世，《采苓》之怀美人，《风雨》之思君子，饮食燕乐，风怀谑浪，未尝不三致意焉。太史公之论《离骚》也，必原本《国风》《小雅》，其斯为先生之诗已矣”^[35]。作为《牧斋初学集》的辑刻者，以后又高举反清大旗、慷慨赴死的忠义之士，瞿式耜主要肯定了钱谦益诗歌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也和虞山派的诗歌主张息息相通。牧斋论诗，言“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36]。钱谦益以其卓越的才华主持文坛，成为一代宗师。他退居乡里之时，与虞山诗群建立了广泛联系，形成了以关心时事、反映现实，以及运思学问、讲求藻采为诗歌特点的虞山派。(www.xing528.com)

冯舒和冯班，是继钱谦益之后虞山派的中坚。张鸿《常熟二冯先生集跋》云：“启、祯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冯氏兄弟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37]张氏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一段虞山派开创史，也足见除钱谦益、瞿式耜以外二冯对虞山派的贡献。其中冯舒对虞山派的贡献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就创作而言，其诗作反映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的痛苦心声，这从《默庵遗稿》中《空居集》《避人集》《幽违集》等诗集名便可见一斑。特别是“《避人》《幽违》两集，作于乙酉（弘光元年）以后，为《县志》所未及。集当刻于康熙初，诗多缺字，以避忌讳，然抵触尚时有之”^[38]。尽管早年“张溥倡复社，招舒不往”，但邓之诚先生认为只是“秀才争闲气，耻居人后，不得言志节”^[39]。除了是争闲气，当然还有虞山派和云间派诗学宗趣的分歧。王士禛讨论明末七言律诗，说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40]根据容庚先生的考核，程嘉燧是钱谦益生死不渝的朋友，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是程嘉燧的倡议，且是在程的帮助下完成的，可以认为是二人的合作。^[41]由此可见，程嘉燧和钱谦益的诗学主张基本相合，因此，王士禛论陈、程二人的不同诗歌宗趣，其实是在讨论云间派和虞山派的不同诗风。而冯舒论诗力斥复古拟古，王应奎《海虞诗苑》卷一谓其“既工诗，而于诗家利病掎摭刻核，手眼尤绝。宾筵客坐，持论辄龂龂不休。凡当世所翕然推尚，若李、何，若王、李，若汤、袁、钟、谭，悉受掊击，不得免焉”^[42]，这其实与《列朝诗集》所体现的诗学观总体一致。其辑《怀旧集》，客观上保留和传播了虞山派诗人的作品。《怀旧集》所录诗人都与钱谦益同时代，诗风深受钱氏影响，瞿式耒、钱谦贞等许多人均为钱氏弟子。因此说，《怀旧集》充分展示了明末清初虞山派的创作特点。

其实，从《怀旧集》收录的诗作和序跋的叙述看，也突出表现了与虞山派诗歌宗趣的一致性，即强调时代、际遇和学问之重要，建立起诗“有本”^[43]的真情论，以具有世代意义的真情为核心，达到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怀旧集》所收诗作，或为怀念故国之作，如潘景郑跋《怀旧集》所云：“惓怀故国，义无帝秦之私，此其所录，聊当黍离麦秀之歌而已。”^[44]或为感慨人生之多变之作，则如其曰：“火焰昆山，嗟玉石之莫辨；桑生沧海，痛人琴之两非。”^[45]总而言之，是充分揭示了明末清初激荡的现实社会：“回首残篇，时留佳句；还抽腹笥，剩忆赠言。于是和泪舐墨，朝书暝写。”^[46]诗作者和辑录者的性情在《怀旧集》所录的诗篇中得以产生共鸣，这与虞山诗派重视在诗歌创作中抒发真情实感理论要求相一致。如钱谦益说：“有真好色，有真怨悱，而天下始有真诗。”^[47]冯舒也说：“诗有情乎？曰：‘有。’《国风》好色而不淫也，《小雅》怨诽而不乱也，是也。”^[48]作为虞山派的中坚人物，冯舒称公安、竟陵是“舍法而求情，则魃目在顶，未可称美盼也”^[49]，七子则是“舍情而言法，则阳虎貌似，仅可以欺匡人也”^[50]。各造一极，各具一短，冯舒认为情、法二者并不相冲突，主情、主法应该兼容：“二者交相资，各不相悖，苟无法而情，无情而法，无一可也。”^[51]在《以明上人诗序》中，冯舒则通过对竟陵派的比较，阐述了虞山派的诗学倾向：“今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楚矣，钟、谭两君以时文妙天下，出其手眼为《诗归》……为诗也，字求追新，义专穷奥，别风淮雨，何容问哉！于是天下之士从风而靡……夫吾虞之言诗者则异于是矣，曰：‘诗者，志之所之也，称事达情，以文足志而已。’若鲜顾篇章之理，而争字句之奇，是绝肠胃而画眉目也。”^[52]既然是“称事达情，以文足志”，那就应该有情有法。就法而言，冯舒《怀旧集·序跋》表现了其重学问的诗歌理念，如其云：“向秀追寻曩好，栋宇空存；陆机还计生平，凋零殆尽。乃知阅水成川，阅人成世，古今之通慨矣。予也爰自丱龄，洎乎衰老。其间亲承负剑，时聆先执之绪言，相揖乘车，驯睹后生之可畏。”^[53]虞山派诗人看到了明代空疏不学或肤浅油滑之弊，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诗歌强调内容，反映社会现实，抒发真性情，破除门户之见，“不当趣论其诗之妍媸巧拙，而先论其有诗无诗”^[54]，另一方面强调诗作由学力所成，批评当时人论诗“知有诗人之诗，而不知有儒者之诗”^[55]。这实际开启了清代合学人、诗人之诗二为一的趋向。《怀旧集》的选辑标准和审美原则，无处不显示出虞山诗派的这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