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论集，探讨明清诗文别集的数量与可靠性

马亚中

明清两代，中国传统文化盛况空前，即以诗文别集刊行出版而言，迈越前代，已不可以道里计。现存明代别集有多少，据《明别集版本志》统计，约有3500种。而据黄仁生先生介绍，日本“保存至今的明人诗文集非常丰富，总储量达四千多种（同版书重复者不计在内），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中国大陆已佚的”，其中“至少有280余种明人别集是中国大陆未见的”^[1]。

另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也因编纂《全明诗》，已“积累起大量明集资料，搜讨所及，远至日本、美国，目前该所内所存明集胶卷及复印件，已有2500种左右”，再加上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明集及丛书，“该校现藏可资利用的明人文集，有3000种左右”^[2]。这大概就是今人对存世明人别集数量的估算。而清代别集存世的数量更是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清代近两万作者的四万余种诗文别集，且各书大多经眼，其可靠性非仅据书目者可比。当然，海内外实际所存，很可能还要大大溢出上述统计。目前国内馆藏清人诗文别集最多的单位，蒋寅先生以为：“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最为丰富，其次是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清代后期诗文集也相当丰富。上述图书馆所藏，应已占存世清代诗文集的绝大部分。”^[3]然市县馆藏及民间收藏尚未认真考索，其数量也不容小觑。总之，明清存世的诗文别集究竟有多少，可能还需要经过更广泛、深入的查考才能有更准确的了解。

明清诗文别集的大量刊行，是明清文化高度繁荣的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由唐宋而明清，呈“U”字形发展，其间元代是一个低谷，造成这一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统治者背离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向，重武轻文，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也因此而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明朝兴起，朱元璋虽为一介草莽，但能吸取元亡的教训，立国之初，就高度重视文教，即拨乱反正，大力复兴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传统，曾明诏天下：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这一要求，体现了民心，顺应了民意，获得了天下士人的热烈响应。从明初开始，“驾轶汉唐，锐复三代”^[4]就成为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复古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形成整个明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尽管复古主义有诸多消极影响，但对于诗文在明代的复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清代鼎兴，虽然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在文化政策上能秉承明代的传统，崇奉主流文化，清历朝帝王大多好学崇文，奖掖硕文鸿儒，故而清代的诗文能在明代的基础上更趋昌盛。

另一方面，朱元璋高度重视科举，曾明确表示：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并且把科举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5]，从而导致“内外重要之司，皆归进士”^[6]。清代的科举也基本承袭明制，并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两代大凡进入仕途，几乎均经由学校应科举试，成为举人、进士。这一制度设计，十分有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明清两代教育的繁荣。全国各地庠序遍布，国有国子监，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县以下还有众多社学、义学。另外，与官学并行发展的还有各种书院，而民间的私塾更是不胜枚举。以科举最发达地区苏州的书院为例，明代就有文正书院（2所）、天池书院、碧山书院、富春书院等几十所。发展至清代，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先后就建有53所书院，其中吴县13所，长洲4所，元和3所，常熟16所，昆山5所，太仓5所，吴江7所。由此也造成了科举的空前盛况。明以来，在全国总202名状元中，江苏约占1／3，而苏州地区状元竟有35名，达到了华东以外各大区状元的总和，苏州状元占全国状元的比例达17%。

教育发达也带动了出版、藏书事业的发展。明清两代除了官刻以外，家刻和坊刻也极为兴盛。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云：“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7]明代刻书重镇有福建的建阳，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浙江的杭州、湖州等地。据张秀民先生统计，闽中书坊较为明确的就有84家，南京书坊可以考得坊名的有57家，苏州有书坊37家。^[8]到了明末，江南出版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而在江南，出版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而藏书之家，唯苏南吴郡、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其中常熟毛氏汲古阁最为著称，积书多达8400册，并在家设立“印书作”，大量刻印书籍。据其子毛扆回忆，到毛晋过世之前，其家所藏书板已超过10万片。清代的刻书、藏书情形与明代相仿，江南最为繁荣。据《江苏刻书》统计，清代前期江苏地区的私宅刻家共有1000人，坊肆刻家共94处，形成了苏州和南京两大以著名刻书家与书坊为主体、向周围地区扩散的刻书圈。清代仅苏州有名的书坊就有“七十家左右，且家家有刻书记录”^[9]。三经堂、扫叶山房、宝翰楼、绿荫堂和书业堂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书坊。又据《历代藏书家辞典》所载，苏州共有出版、藏书家576人，其中明代昆山的叶盛，太仓的王世贞，常熟的赵用贤父子及钱谦益、毛晋；清代昆山的徐乾学，吴县的黄丕烈，常熟的张海鹏、张金吾叔侄、瞿绍基及其三代传人等，无不是闻名海内、为图书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而著名藏书楼有大石山房、脉望馆、汲古阁、绛云楼、传是楼、爱日精庐、扫叶山房、士礼居等，文献之盛，可谓海内无匹。而越地之天一阁、嘉业堂也同样蜚声宇内。

正是科举、教育、出版的共同繁荣，不仅进一步激发和引导天下学子崇文拜经，由读书而做官，而且必然会造就众多的各方面人才，如掌教苏州紫阳书院的钱大昕门下，“生徒达二千余人”，“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徵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之史学，凡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中于讲席，余如顾学士莼、茂才广圻，李孝廉福，陈观察钟麟，陶观察梁，徐阁学颋，潘尚书世恩、户部世璜，蔡明经云，董观察国华辈，不专名一家，皆当时之杰出者也”^[10]。而书院等教育机构培养出的诗文作家则最为普遍。在中国古代社会，能诗善文是一个士人的基本修养，也是作为士人的不可或缺的标志。尽管科举制度有种种弊端，但由科举而引发和衍生出的文教活动是促成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尽管科举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但教育过程中的诗文写作训练也为真正的诗文创作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虽时有废除科举的呼声，但终未成行，主要原因还在于承平之世科举的积极作用大于其流弊。乾隆九年（1744），曾发生过兴废科举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还是采纳了鄂尔泰的意见，继续维护和实施科举制度。鄂尔泰认为：“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11]这一看法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明清时期，凡是科举发达的地区，人才必多，文风必盛。以清代为例，苏浙皖三省进士人数最多，合计占全国总数的25.8%。其中，共有状元78名，为全国的68.4%；榜眼62名，为全国的54.4%；探花73名，为全国的63.2%；传胪68名，为全国的59.6%；会元81名，为全国的71.1%。这三省以全国1／4的进士夺取了全国将近2／3的巍科名额。^[12]与此成正比例，这些地区的学者、诗文名家、艺术家，甚至是科技专家也占有类似的份额。据陈铁凡《清代学者地理分布概述》的研究结果，清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的学者总数约占全国的70%，其中江苏几乎占了全国的1／3。另据缪进鸿对二十五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及其他相关资料中2677名专家所做的统计，苏浙二省的杰出专家占全国34%。而苏州以102人高居榜首，且苏、锡、常一些科举发达的县级市也名列前茅，如常熟、吴江的人才还超过了许多省会城市。而据熊月之对《畴人传》及其续编的统计，苏浙两省的天算家占全国60%。而前述这些人才，绝大多数产生于明清两代。清乾隆编修《四库全书》，全国各地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进4800种，浙江进4600种，均分别超过全国的1／3，两省进书合计则占全国77%。而由目前已经成书的明清诗文别集目录学著作（崔建英等编《明别集版本志》、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李灵年与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来看，江南地区的诗文别集在整体中所占比重也大致符合前述情形。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诗文作家多，留存下来的诗文别集也就多。因此，即使是在清末废除科举以后，梁启超还是认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敝，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敝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13]从这个角度考察，可知明清时期科举的发达，正是诗文创作繁荣的重要原因。

前述目录著作所载录的这些明清诗文别集，都是经过几百年自然、社会淘汰后的劫后遗存，弥足珍贵，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明清社会和明清士人留下了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我们不仅要认真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文献资料。

由于厚古薄今观念的影响，明清诗文别集在当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又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学”观的困扰，明清诗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先师钱仲联先生在苏州大学发起成立了全国首家明清诗文研究室，编纂《清诗纪事》和《中国文学大辞典·清及近代》，大力倡导明清诗文研究，明清诗文才逐步为学界所认真关注。尽管忽视明清诗文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明清诗文面广量大，研究基础薄弱，相对其他时代，存在的问题可谓沉沉夥颐，为今天别集提要的编写增加了相当的难度。且各种版本散于各地，许多版本已列入善本，要想经眼十分不易，这也必然会影响编写质量。同时，在汗牛充栋的明清诗文别集中，择其重要，也是仁智各见。有鉴于此，别集提要的编写理应十分珍视今人对明清诗文别集整理研究的成果，尽可能予以吸收和反映，以期较全面地呈现明清重要诗文别集的面貌，并揭示其特色，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便利。

（本文原载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注释】

[1]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前言》，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www.xing528.com)

[2]吴格明：《人文集篇目索引数据库编制刍议》，“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学术研讨会”，台湾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明代学会主办，1990年。

[3]蒋寅：《论清代诗文集的类型、特征及文献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480页。

[5]［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6]［清］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01页。

[7]［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页。

[8]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年第11期。

[9]黄镇伟：《坊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10]［清］钱大昕著，陈文和校点：《钱辛楣先生年谱》，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11]［明］余金：《熙朝新语》，《笔记小说大观》第29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2页。

[12]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62－68页。

[13]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