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研究论集：徐乐、严安上书的影响

徐乐、严安的上书言世务，虽然没有成为一流名篇，但是在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徐乐、严安成为“上书言世务”的代表人物。二人作为成功案例，极大鼓舞了有才之士赴阙上书。“上书言世务”在武帝朝成为风气，上书者越来越多，《汉书·东方朔传》中提到，“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27]。当时的干进者，或以策士，或以辞赋，诣阙待诏，武帝读到主父偃、徐乐、严安的上书而相见恨晚，读到司马相如的辞赋也叹息不得与此人同时，这也是《平津主父列传》赞中“见主父而叹息”的意思。

在东汉初年的《论衡》中，对此事有三次描述。其《超奇篇》曰：“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28]又《书解篇》曰：“邹阳举疏，免罪于梁；徐乐上书，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29]这是肯定徐乐文辞的角度。而作为怀才不遇的下层文官，王充对这种因机遇而改变命运进入中央朝廷的人充满羡慕，甚至归于个人命运之不同，他在前引《命禄篇》中强调：“人谓偃之才，乐之慧，非也……皆命禄贵富善至之时也。”^[30]显然，王充三次提到徐乐，都表示出徐乐竟得天子召见并做官的运气之好，作为朝奏暮召的典型，体现了武帝朝授官的不拘一格。

徐乐、严安上书虽然在《文选》的“上书”类没有收录，但在六朝文献大量亡佚的情况下，不能断定其他总集没有收录，因为谢灵运《拟邺中集序》中言曹氏邺中游宴之好时对比道：“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31]以徐乐为汉武帝时言语侍从之臣的总概括。又江淹《别赋》言古之能文者曰，“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32]，将王褒、扬雄与严安、徐乐，以及待诏金马门的东方朔、公孙弘和著书兰台的傅毅、班固等并列。这些都可看出，徐乐、严安在六朝时已成为文士的典型了，且古代多有称二人为“严乐”者，当然，称其“严徐”者更为习见，如《文选》所载任昉《奉答敕示七夕诗启》云：“早奉龙潜，与贾、马而入室；晚属天飞，比严、徐而待诏。”^[33]颜真卿《送耿湋拾遗联句》：“尧舜逢明主，严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兴柏梁新。”^[34]至于编选其文，唐初魏征编《群书治要》也引用了《汉书》所载徐乐、严安的上书。宋代以来的总集，谈理一派盛行，对《史记》《汉书》载文多有析出，编选者比比皆是，如《文章正宗》《文章辨体汇选》《古文渊鉴》《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或择其一篇，或双篇全录。

除了姓名与篇籍被后人所知外，徐乐、严安上书的内容也有被人称道之处。其中，徐乐上书中的“土崩瓦解”一词成为古代政论文的关键词。徐乐、严安上书的主旨是针对武帝朝的各种隐患，对当时世务做出了评论与建议。明代钟惺分析曰：“徐乐书以安民为主，而‘易动’二字，是千古治安民之候。偃重一‘悔’字，安重一‘变’字。谨察其候，使治无乱，安无危。及乱可治而危可安也，斯勿悔矣。”^[35]这段分析是很到位的。其中，徐乐的上书内容仍围绕“过秦”的主题而展开，而重视人民的安定，防范倾颓与动乱。因文中论述了土崩与瓦解二事，这一上书的名称便时常被提取出“土崩瓦解”四字为名。如宋黄震云：徐乐“土倾瓦解一书，大要可观，惜其驳处多”^[36]。宋元之际的陈仁子在其《文选补遗》中直接将此篇题为“论土崩瓦解书”，其后，很多选本纷纷效尤，亦命名为“论土崩瓦解书”或“土崩瓦解论”之类的标题，如明代刘节《广文选》、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等。但其实“土崩”“瓦解”并非徐乐独创，它应源于《论语·季氏》的“邦分崩离析”之说，而此语变为“土崩”或“瓦解”，在汉初就已出现，史载文帝时张释之言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37]，晁错贤良对策言“上下瓦解，各自为制”^[38]，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之际公孙玃对梁孝王言“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39]，这些都是早于徐乐的。而《淮南子·泰族训》言伐纣时“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40]，又东方朔《非有先生论》言“是以辅弼之臣瓦解”^[41]，这些则与徐乐同时。可见，“土崩”与“瓦解”在汉初即已惯用，但指代的对象不尽相同，徐乐上书则将二词联系政治而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于是，在徐乐之后，“土崩瓦解”遂成为政论文中的重要词语，常形容大厦将倾、国家灭亡，此类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至于严安上书，文中的名言与精神还影响了北宋的庆历合议。如果说“土崩瓦解”是徐乐上书对于后世的最大影响的话，严安上书中对战争有利臣下而不利君主之论则是它在后世的最大影响。杨慎认为严安之论本出《韩非·备内篇》：“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42]严安的观点汉代之后虽然时有人提到，但直到宋代，由于政论之需，深切著明、关系国是的前贤言辞被更为精细地研读与揣摩，其中就包括徐乐、严安的上书。《宋史》所载就有赵普雍熙三年（986）谏太宗伐燕疏曰：“臣载披典籍，颇识前言，窃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元崇献明皇十事，可以坐销患害，立致太平。”^[43]可见宋初就开始关注二人之上书。其后仁宗时，尹洙上奏亦言：“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44]与此同时，严安上书的精神也因富弼出使契丹应对言辞中点铁成金的化用，并以此挫败了辽主举兵的意图，而被更广泛关注。苏轼在《富郑公神道碑铭》中，记录了此言谈：

及见虏主，虏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南，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太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45]

因语录的流传，宋人对严安文辞也有了诸多更细致的探究。最早发现这是出自严安之语的是苏轼父子，对此事宋人笔记多处记录，刘安世曾言：

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一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虏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46]

苏轼父子点出的严安之意即“今欲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47]句，从此，严安之文开始备受关注。比如，孔平仲提到《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注顾雍谓孙权：“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之。”^[48]将此事上推到东吴时的顾雍已用到严安上书的主旨了。其后，洪迈《容斋随笔》又补入北魏太武帝欲击刘宋，崔伯深言：“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49]又程大昌《考古编》补入唐武德五年突厥大入，高祖遣郑元璹说颉利语：“今掠虏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复修和亲，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50]又周辉《清波杂志》补入唐开元六年（718）吐蕃求和，皇甫惟明等对明皇力言和亲之利：“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51]并言与富弼同时的张方平论人臣劝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之语。又王楙《野客丛书》补入三国时陆抗亦用此意谏吴主曰：“诸将狥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52]在宋代之前，这些贤臣的进谏都被君主采纳而避免了战事，而在注重理性思考并对文句深入探究的宋人那里，不仅严安的辞句成了经常讨论的话题，其上书反映的战争的本质与利弊，也成为宋人的共识。

总之，徐乐、严安实为西汉富有文才之较著名人物，因其文辞被收入《史记》《汉书》而本应更有名，但因事迹过少且只有孤篇文辞而终究被历史湮没，从而没有进入影响更大的作家序列，可见作家的传世与闻名，的确存在幸与不幸之偶然因素。由于史料缺失，因此，本文仅对《史记》《汉书》传记略做发微，至于深入研究，则期待学者的更多探讨。

【注释】

[1]［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4页。

[2]［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9页。

[3]［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9页。

[4]［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4页。

[5]［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0页。

[6]［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6页。

[7]［汉］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0页。

[8]［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下，［明］王鏊、王禹声撰，［明］王永熙汇辑，楼志伟、韩锡铎点校《震泽先生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页。

[9]［清］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1页。

[10]［清］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1页。

[11]［清］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1页。

[12]［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一十二，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行，1934年，第20页。

[13]［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83页。

[14]［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15]［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9页。

[16]［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9页。

[17]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影印光绪二十六年（1900）虚受堂刊本，第1261页。

[18]［汉］王充：《论衡·命禄篇》，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

[19]［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838页。

[20]［汉］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14页。

[21]［汉］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79页。(www.xing528.com)

[22]［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17页。

[23]［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3页。

[24]［汉］班固：《汉书·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775页。

[25]［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863页。

[26]［汉］班固：《两都赋》，《文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27]［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841页。

[28]［汉］王充：《论衡·超奇篇》，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7页。

[29]［汉］王充：《论衡·书解篇》，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7页。

[30]［汉］王充：《论衡·命禄篇》，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

[31]［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梁］萧统编，海荣、泰克标校《文选》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32]［南朝梁］江淹：《别赋》，［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33]［南朝梁］任昉：《奉答七夕诗启》，［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卷三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34]［唐］颜真卿：《送耿湋拾遗联句》，《全唐诗》卷七百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973页。

[35]［清］牛运震撰，崖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3页。

[36]［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汉］司马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08页。

[38]［汉］班固：《汉书·袁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297页。

[39]［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357页。

[40]［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一十二，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行，1934年，第17页。

[41]［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文选》卷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42]［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卷一百一十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年间刻本，1998年。

[43]［元］脱脱，等：《宋史·赵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8934页。

[44]［元］脱脱，等：《宋史·尹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9835页。

[45]［宋］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6页。

[46]［宋］马永卿：《嬾真子》卷一“富郑公说大辽用兵利归臣下与严安同意”，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页。又见《元城语录解》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9页。

[48]［宋］孔平仲：《珩璜新论》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49]［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二“用兵为臣下利”，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48页。

[50]［宋］程大昌：《考古编》卷十“以征伐利归臣下利不归人主说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页。又见《宾退录》卷六、《邵氏闻见后录》卷八。

[51]［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一“用兵利害”，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页。

[52]［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富公奉使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