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的纪传体正史，《史记》《汉书》为哪些人物立传深深影响了后世对先秦到西汉人物的感知，而《史记》《汉书》将哪些人作为文士而立传，也影响了后世对这段时期的文学家的论定。通过《史记》《汉书》对徐乐、严安的不同记述，我们可以考察二书对武帝朝文士的不同态度。
首先，从《史记》收录文辞的角度看严安、徐乐之重要。
《史记》专门为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立传，记录其文辞与行事。而不以文学出名，却因说明事件而纳入行文的文辞也不少，在先秦人物中《史记》就收录了管仲、韩非、苏秦、苏代、张仪、司马错、孟尝君、春申君、范雎、蔡泽、乐毅、鲁仲连等的文辞。但这大多是“整齐百家杂语”而成，而非史公独创。而对于西汉人物，则全出于史公别裁了。《史记》收录的西汉文辞也不少，这些文辞大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帝王诏令、官文书、群臣上书等被史公整合之后的收录。如汉与匈奴、尉佗等的往来文书，缇萦上书、吴王刘濞发使遗诸侯书，公孙弘《上书乞骸骨》《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等，属于长篇收录，但是否节选，因无法见到原文而难以判定。而《史记》中大量的此类文书，如公孙臣、孔仅、东郭咸阳、卜式、主父偃等的上书等，显然不是全文，而是因行文需要进行了删减。第二类是对当时口语的记录，甚至因行文需要而根据大意代言。如郦生、娄敬游说高祖，韩安国、王恢议伐匈奴，张苍、冯敬等奏论淮南王长罪、伍被说淮南王、胶西王端议淮南王安罪等。这类也多是或节选文意，或约略成篇，或追述口语，并非全文或长篇收录。第三类则是长篇或全文收录的文辞，且是有意收录。此类仅有贾谊《过秦论》《吊屈原赋》《
鸟赋》、邹阳《狱中上书》、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大人赋》《封禅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当然，因《史记》有些篇目内容亡佚，后人所补及《汉书》窜入的内容是不算进入的，如褚先生所补《陈涉世家》赞中《过秦论》片段，《三王世家》武帝封三王策与霍去病等上书，《滑稽列传》东方朔《答客难》等，因非史公所选而不作为讨论对象。而徐乐、严安的《言世务书》，在这三类文辞中，当属于长篇收录者，当然也有可能被删减过，但从文字多寡来看，在整个《史记》中这两篇都属长篇。
而太史公重视文学，对作品的编选原则也时常出现，如《三王世家》论赞称：“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20]这说明文辞可观是为三王立传的原因。《鲁仲连邹阳列传》论赞指出：“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21]因一篇文辞而为其人立传，足见史公对此上书的重视。《扁鹊仓公列传》论赞曰：“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22]赞赏缇萦通尺牍而救父。《司马相如传》申明“采其语可论者”[23]，太史公认为司马相如是当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故作长篇传记。总之，每一篇收入《史记》之文，都不可等闲视之，何况很多经典名篇是没有收入《史记》的，如贾谊《治安策》、枚乘《七发》等。以此类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倘若公孙弘、主父偃是因行文需要而加入其上书的话，那么，对徐乐、严安上书的收录，显然也说明司马迁对此二书评价很高，而特别之处在于，司马迁并没有去成功塑造这两个人物，却特意收录了其文辞。
其次，从《史记》所立武帝朝文士之传来看徐乐、严安之重要。
司马迁与汉武帝乃至朝臣的关系是《史记》的敏感问题，而《史记》为武帝朝的哪些朝臣或能文之士立传也是值得探究的。虽然武帝朝臣中，韩安国、张骞传中也有文辞收录，但这些都是经世之文，而不能说明其传主是文士。从《史记》记述的武帝朝臣来看，其中的能文之士很少，除了《司马相如列传》外，便是《平津主父列传》中的公孙弘、主父偃、徐乐、严安了。其他文士，如枚乘只记事迹，未收作品，且在武帝即位初就去世，亦未提到其子枚皋。而东方朔是否存在于《史记·滑稽传》尚存疑问，虽然褚先生有所增补，但毕竟后出。董仲舒虽在《儒林传》等处被称为“董生”，但并无行事，亦无文辞。严助、朱买臣只在南越、淮南王、张汤等传中提到，终军则在《南越传》中称“汉使者”而未言名姓，吾丘寿王则一字不提。可见，《史记》在选择汉武帝朝人物立传或收录文辞时，是精挑细选而绝不苟且的。(www.xing528.com)
而事实上，司马迁的年辈，相比武帝朝的众多文士，如董仲舒、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等，都要小一辈，确切地说，这些人是与司马谈同时的人，有的甚至比司马谈还要年长。况且这些人大部分在《史记》有所停止写作的太初年间之前就去世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不能盖棺论定的说法。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必然有很多这些人的传说，朝中文书档案也见存，但是司马迁有所取舍，对这些文士大多没有立传。
再次，对比《汉书》所立武帝朝士之传，也可显示徐乐、严安之重要。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武帝朝人物的著述中，“诸子略”儒家类有孔臧、河间献王、董仲舒、兒宽、公孙弘、终军、吾丘寿王、虞丘、庄助、臣彭、李步昌，纵横家有主父偃、徐乐、严安、聊苍，杂家有淮南王、东方朔、伯象先生等。而《汉书》立传的武帝朝士不仅总数量比《史记》有所增加，且《艺文志》中有著述的文士许多也增加了传记，这包括《董仲舒传》《东方朔传》《司马相如传》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而后者是班固特意将武帝朝以文著称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合传。
此外，还有散见于《汉书》传记的记述武帝朝士之语，如《严助传》：“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24]《东方朔传》：武帝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25]而《汉书》之外，班固《两都赋》序中所描绘的“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26]也大多数是武帝朝的辞赋家。甚至某种意义上，在《汉书》描绘的众多武帝朝士中，徐乐、严安并不是特别突出的，班固沿袭《史记》记述，除了称籍贯更为详细及提到严安曾为丞相史之外，就没有增补更多的事迹了。这也说明，根据班固所掌握的材料，可能并无太多可为二人增补的内容。所以《汉志》著录徐乐、严安著作各为一篇，而同时的吾丘寿王、终军等都有数篇或更多。甚至西汉其他史料，如刘向作《说苑》就谈到邹阳、吾丘寿王、终军之事迹，也从侧面说明这几人的事迹在西汉传颂甚多，到东汉初年班固为之作传时就有丰富的内容可以写，但徐乐、严安所流传的资料一直仅有这些。
由此，可以推测，严助、朱买臣、终军、吾丘寿王等人是司马迁有意不给他们立传的，也许是觉得他们不重要，或者出于当时的忌讳，或者对这些人有喜恶臧否。当然，徐乐、严安严格说来也不算是专门立传，只是作为附传而存在，此问题涉及《史记》的笔法，是太史公为文的高妙之处。太史公一定要安插此无甚事迹的二人入史的话，的确在篇目上难以安置，既难以单独立传，又要找寻合适的安插地点，于是在主父偃的后面顺带插入了。总之，司马迁为徐乐、严安立传绝对不是偶然的，班固则忠于历史而无所忌讳，所以补入了更多的武帝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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