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乐、严安上书辨证收录于《史记》《汉书》

《史记·平津主父列传》是公孙弘与主父偃的合传，在主父偃传中顺带提到了徐乐、严安，其出现背景是主父偃游诸侯不成而赴长安见卫将军，上书汉武帝，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后便是：到班固作《汉书》，则将公孙弘与卜式、兒宽同传，而另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传中人物依次是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王褒、贾捐之。显然，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仍连在一起，但班固没有将徐、严插入主父偃传中，而是在集中叙写主父偃事迹后，再为这二人单独立传，虽然传的内容仍很简单，仅有“徐乐，燕无终人也，上书曰”^[1]云云，又“严安者，临淄人也，以故丞相史上书曰”^[2]云云，且严安上书内容比《史记》增加了论“天下人民用财侈靡”^[3]致犯法者众的一段，并在最后补充“后以安为骑马令”^[4]。当然，这其中也有《史记》篇章亡佚及《汉书》窜入内容的争论，在“何相见之晚也”后，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它《史记》本皆不见严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汉书》耳。然《汉书》不宜乃容大异，或写《史记》相承阙脱也。”^[5]可见此传在南北朝时曾有版本差异，但严安的内容字数较多，所以裴骃认为当是它本《史记》脱漏字句。由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纵横类著录“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故后人认为其中大部分内容可能就是《史记》《汉书》所收录者，明清辑佚诸家也视《史记》《汉书》载文为源出。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云云，严安上书曰云云。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乐）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6]

至于二人上书之大意，为方便读者理解，兹用荀悦《汉纪》的约略言辞：

徐乐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坏，是谓土崩。吴楚之时，是谓瓦解。今关东比年谷不登，民多困穷，不安其处，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明主之要，其在于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严安上书曰：“今天下奢侈，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夫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无已。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贫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案，以上严安上书的一段为《汉书》多出者，《史记》无。）昔秦北构祸于胡，南树怨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野树，死者相望。故绝世灭祀，穷兵之祸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7]

那么，《史记》为何在公孙弘与主父偃的传记中突然插入这二人的上书呢？对于这个问题，《史记》研究者给出过几种说法。

其一，因徐乐、严安与主父偃同时上书，太史公在行文中顺带插入，本无太大深意。公孙弘、主父偃学术行事相类，后公孙弘害主父偃，而徐乐、严安与公孙弘并无关系，二者插入主父偃传之后只是顺带记述。如明代王鏊认为“太史公作传，亦不必人人备著颠末，严安、徐乐一书足矣，《蔡泽传》亦然”^[8]。钟惺曰：“因徐乐、严安与偃同上书，故插入二人在内，主客相安，此文字波澜之妙。若他人一传中强置此两篇文字，则塞破矣。”^[9]近代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亦认同王鏊之说。通过这种随笔搭入二人达到了夹叙无迹的效果，让人领会了太史公高超的叙事笔法。(www.xing528.com)

其二，因主父偃谏伐匈奴，故连类并及另外反对兴师动众的徐乐、严安。倘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则此传倾注了太史公的良苦用心，是太史公恨武帝因伐四夷而导致国家损耗乃至自身蒙难，故而表彰反对用兵的徐乐、严安。比如明代王慎中曰：“汉武用兵，独严安一疏论事有本末，讥刺当世有味。”^[10]清代牛运震言：“徐、严皆以开边黩武为言，略与主父谏伐匈奴之旨相类，录之殆以讽武帝之喜功也。”^[11]而《汉书》对严安的上书是比《史记》多出一段的，《史记会注考证》就质疑：“庄安书‘臣闻’下尚有二百七十余字，《汉书》载之，皆切中时弊，深识治体之要，史公何以删之？”^[12]而有学者认为是这段未言谏伐四夷故而未载，比如郭嵩焘言：“《汉书》严安此疏前段言制度防淫，史公不载。史公列《平津主父传》于《卫将军传》后，专以谏伐匈奴为义，又附徐乐、严安二疏，此是史公最用意处。”^[13]这是从悲情的角度出发而理解的此二篇的深意。

其三，主父、徐、严皆游士，其说辞可观，故《史记》录其文辞。也就是说，三人连在一起的原因未必是谏伐匈奴，而是行事相类，都是汉代的纵横家。清代王鸣盛认为：“公孙弘及主父偃、徐乐、严安皆倾险浮薄之徒耳，而其上书言事皆能谏止用兵，盖是时如若辈者，犹倚正论以行其说，武帝亦喜而恨相见晚。武帝好文，故爱其辞而不责其忤己。”^[14]但王氏此说未免深为罗织，徐乐、严安无太多事迹叙写，安能断言“皆倾险浮薄之徒耳”？

以上三种是对《史记》缘何收录二人文辞的解读，而后世史家对此事的系年，也是众说纷纭，《史记》《汉书》均言元光元年（前134）上书，荀悦《汉纪》系于元光二年（前133）。后世研究者，又有新的系年，而系年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史记》所载严安上书的文句，“今欲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15]，而《汉书》此句却无“欲”字，根据对有无“欲”字的理解并结合汉朝征讨四夷的时间，会得出不同的判定。由此，有认同《史记》者，如泷川资言等以为《汉书》削“欲”字非是；有认同《汉书》者，如司马光、刘颁等纂《资治通鉴》系之元朔元年（前128）。除了依据文句外，王先谦《汉书补注》则根据徐乐籍贯“燕郡无终”为出发点而系年，他引王念孙驳斥顾炎武“徐乐上书在元朔二年改国为郡之后”^[16]，认为“郡”字为后人所加，三人上书召见“当亦在元光六年（前129）燕王定国未死之前，时国未除为郡，作燕无终人”^[17]。此外，刘跃进先生《西汉文学编年》将其系于元朔元年（前128），原因是《汉书·武帝纪》本年十一月武帝下《议不举孝廉者罪诏》，徐、严二人之文或应此而作。要之，之所以出现系年的分歧，因涉及文句的差异，具体真相已无从知晓。其实，《史记》《汉书》均明言元光元年中主父偃赴阙上书，且东汉初年王充在其《论衡·命禄篇》中言：“主父偃辱贱于齐，排摈不用，赴阙举疏，遂用于汉，官至齐相；赵人徐乐亦上书，与偃章会，上善其言，征拜为郎。”^[18]而王充距西汉最近，且曾师事班彪，对汉事理应了解，他也强调徐乐上书“与偃章会”而一起给武帝阅览。而武帝早有经营四夷的雄才大略，故对未来边境问题有所设想也是可能的，如此，则此事在元光初年的可能性很大，故汉末荀悦编《汉纪》，其系年也最接近元光之初。

倘若以元光初年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上书来看，则上书时窦太后已去世，武帝亲政，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助、朱买臣、董仲舒等已在朝中，三人同时上书并被召见，且上书关系当时征讨的大事，故《汉书》班固传赞曰：“征伐胡越，于是为盛。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19]这是从其文辞符合“深切著明”的原则而言的，其实以之评量《史记》，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只是这两篇并没有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流名篇，这更多的原因是后世没有足够重视此篇，比如《昭明文选》就没有收入。显然，在《史记》不妄收文辞的情况下，这篇是带有史公微意的，甚至可能是带有多种意图，虽然看似不经意将其插入主父偃传之中，但又绝不是随意安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