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周称《正义》多本《后案》，其言并非无据。《后案》整理《论语》古义极夥，颇资考证，后儒实无法绕过，《正义》自不例外。唯《正义》后出，引据书证及清儒新说益见渊博，亦是事实。唯《正义》博引近儒新解（如《公羊》经师之《论语》说），但于《后案》却罕引之，且每寓驳正之意。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如《为政》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后案》云：“温，燂温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当时之事也。趣时者厌古，而必燂温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审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为师。此明师之不易为也。”[63]又引《论衡·谢短篇》《别通篇》《汉书·成帝纪》《百官表》诸“温故知新”文证，曰：“以通知古今为说，汉师相传如此。”[64]经义甚为明晰。观《正义》释汉儒温故知新义，则引刘逢禄《论语述何篇》：“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下明引《后案》诸文证，但不用黄氏解说，而谓“汉、唐人解‘知新’多如刘说”[65]。是刘氏于《后案》引据已加参订，而未必用其说解。又《公冶长》篇，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有，吾亦欲无加诸人。”其中“加”字，《后案》据段玉裁说，以为饰辞毁人之义[66]。《正义》不从，特称段氏说“非经注旨所有”[67]。亦此例。
又如《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后案》录《释文》引范宁注“适、莫，犹厚、薄也”，又录皇疏引范说“君子与人无有偏颇厚薄，惟仁义是亲也”，继谓：“郑君本‘适’作‘敌’，‘莫’读为‘慕’。无慕，无所贪慕也。见《释文》。……郑君与范说相反，其主待人言则同也。”[68]下引《白虎通·谏诤篇》《后汉书·刘梁传》《李固子燮传》《魏志·陈群传》《蜀志·蒋琬传》《吴志·顾雍传》诸文证，谓“皆指待人言，古经说如此”。又云：“依朱子说，指行事言，是孟子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69]刘氏《正义》梳理旧义，亦就待人、对事立说，而于诸文证之属人、属事，与《后案》颇有不同。观其行文，虽未明称《后案》，实具驳正之意。《正义》云：“窃谓‘敌’当即仇敌之义。‘无敌无慕，义之与比’，是言好恶得其正也。郑氏专就事言。”[70]此显驳黄说。下引文证《刘梁传》，亦称同于郑氏；而谓《白虎通·谏诤篇》等例，方就人言。今按《刘梁传》梁著《和同论》云：“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暗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71]明著一“事”字，故《正义》不从《后案》。但此《和同论》乃主论人之交往，此事字或亦泛指人事，故黄氏以之为待人。此虽细末，亦可见《正义》对《后案》之态度。(www.xing528.com)
再如《述而篇》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集解》引孔云：“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72]黄氏《后案》据《后汉书·延笃传》李贤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73]，谓“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为汉代相传师说。[74]。经文“束修”意为“束带修饰”，而非所献脯脩。[75]刘氏《正义》广引文证，认为“束修”为挚礼，“束修”为约束修饰之意，郑玄之义为前者。《正义》云：“人年十六为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挚见师，故举其所行之挚以表其年……后之儒者，移以解《论语》此文，且举李贤‘束带修饰’之语以为郑义亦然，是诬郑矣。”[76]亦显驳《后案》之说。[77]
就学术思想而言，《后案》详录何注与朱注，疏通古义，发挥性命之教，虽多心得，实非后儒眼中之汉学家法。相较之下，《正义》被誉为汉学正统，博引近儒新说，蔑弃宋明人言；然其不信何晏所引孔氏古义，动称伪孔[78]，或云“不明”[79]、或斥“迂曲”[80]，或“略之不具释”[81]，多见厚今薄古之态，则又为“清学”之时代精神。二书体例、精神差异如此。《正义》于《后案》亦不乏沿袭之迹，虽其引据加详，然议论多涉枝节，于大旨略无影响。故《后案》之善，亦不因《正义》之后出而有所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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