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浸淫传统诗学甚深，受其影响自不待言，钱锺书先生认为先生动辄去推求作诗的背景之关系世道人心者，此虽为先生的大醇小疵，但也正是先生写诗和注诗的特点。先生尝言：“所谓诗史，一路写来，要有眼光，择关系重大之事、重要历史大事件作为题目，有意识选择，作者有当事人，有半当事人。饮光写诗史，可称为半当事人，一方面既参加南唐王朝，另一方面又听到传闻入诗。晚清金松岑之诗，即以当时社会与国际大事为题，可视作中外诗史。黄遵宪一半客观写，一半亲身经历。康有为主要写抒情诗，通过抒情反映现实。梁启超写刺伊藤一诗，即客观述写，并非当事者。一个作家生在其时代，从其作品中看不出时代的影子，不是好作家。故王、孟不是一流作家。但诗别有一面，不一定都写诗史。历史事件、人类生活是一面，对大自然的爱好是另一面，诗歌描写大自然也是好诗，但不一定是第一等诗，这可能是我受传统诗教影响。契合时代，契合自己的情感，显出自我面貌。”[30]所以，先生在选注清诗时非常注意学习传统选本中的诗人小传的写作方法，将诗歌发展历史隐藏并贯穿于其中。先生不仅自己撰写《文廷式年谱》，还指导博士后季蒙撰写《沈曾植诗案》作为出站报告，该报告中，诗与事的关系居核心位置。除此之外，先生还主编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大型工具书，体现了先生见闻之广、别择之严、史识之深。而《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自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之外，续得人物一千一百余人，碑传一千二百余篇，极大地方便了清代文化研究者，丰富了清代文献资料宝库。
《清诗纪事》的编纂出版更是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连续四次获得国家级图书评比一等奖。钱锺书先生称之为“体例精审，搜罗宏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31]。周振甫、季镇淮、程千帆、王元化等学者亦纷纷赞誉。该书在编写过程中，累计查阅清人及近人所著诗话、笔记、稗史、尺牍、日记、碑传、年谱、档案、方志及诗文总集或别集等有关文献一千二百余种，涉及清代诗人一万五千余家，采录进书中的文献有八百多种，诗人有六千多家。在诸多的赞誉面前，先生并没有自满。因为20世纪70—80年代的阅读条件受到限制，当时很难看到甚至从不知道的书，后来纷纷影印出版或在新出的书目中得到体现，于是，先生又率领门下开始了续编工作。比如，《清诗纪事》采用的诗话有二百四十余种，但是，台湾杜松柏主编的《清诗话访佚初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收录了一些罕见的诗话，编《清诗纪事》时没有看到。而吴宏一主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出版）著录清代诗话一千余种，多有可采。先生去世以后，蒋寅的《清诗话考》问世，其中的“见存书目”达九百六十六种，经眼的诗话有四百六十四种。这些都有助于《清诗纪事》的续编工作。可以预计，只要明清诗文研究室的同人沿着钱先生开创的道路持之以恒地走下去，续编能取得的成绩在规模上可能比《清诗纪事》小不了太多。(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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