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自传中谈过自己大量编纂作品选本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三个，一是有成例可援，词学大家朱祖谋有《宋词三百首》，诗学大家陈衍有《宋诗精华录》。二是在作品选尤其是注释中可以见出选编者的诗史观、诗学思想、笺注功底，选注者可以凭借学养将选注、鉴赏提高到学问和理论的高度。[21]三是清代诗词的研究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清代诗词做纯学术史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使之普及推广会对未来培养研究队伍和提高学界对清代诗词的学术判断产生广泛的影响。我们今天来反观先生的宗旨，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先生已有三种宋诗选本，但主要精力放在编纂清诗词选本上（毫无疑问，我们将近代诗选也算在内）。正像先生在《清诗三百首》前言中所说：“这里选的清诗，指清王朝（1644—1911）时期的诗，包括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末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段时期的诗。而近人则把前者归于清代文学，后者划在近代文学之内。”[22]先后有《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5年初版，1994年出版新编本）、《清诗精华录》（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近代诗举要》（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近代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出版）、《明清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2年再版）、《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名家品诗坊·元明清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出版）、《名家品诗坊·元明清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先生另有《清文举要》《古文经典》《清八大名家词集》《苏州名胜诗词选》等）。
笔者在2000年曾为先生编纂《钱仲联全集》，当时觉得比较难的，一是搜集先生为各种书籍撰写的序跋，二是各种清诗选本有重复而又各具面貌，是重新编排还是各仍其旧，颇难抉择。各仍其旧，未免重复，耗费读者的心血和钱财。最后决定将所有清诗选本捏合到一起，先按作者时代，再按体裁统一编排，成为一本《清诗选注》，在每首诗后注明原被分别放入哪些选本中。这种做法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可惜《全集》最终没有出版）。在剪辑编排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先生选诗除了同门已经论述的特点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极为严肃认真。这本来是做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好像谈不上什么特色。但是，以中国之大，能有多少九十岁以上的教授在带博士生时仍然事必躬亲，而非由第一代弟子代为上课的呢？又有几个九十岁的教授在九十高龄时一定要由自己来校对书稿而不愿让学生代劳的呢[23]？先生为了注释沈曾植诗中的佛典，光是读《大藏经》就花了十年，这样的工夫又有多少人愿意付出呢？所以，先生的严肃认真极不普通。早在1934年，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就出版过《清诗三百首》，可是1985年，先生在出版同名书时，并非在原书基础上做简单的增删，而是做了很大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几乎贯穿了每次的选注工作。仅以岳麓书社出版的《清诗三百首》为例，就作者而言，1994年版与1985年版相比，删除了胡亦常、程恩泽等诗人，增加了宋琬、蒋超、钱曾、魏源、朱琦等诗人。就诗歌而言，同一个诗人的诗，新版在旧版的基础上也有增删，如旧版中吴伟业的《古意》，吴嘉纪的《送贵客》，屈大均的《绝句》《杂诗》《民谣（四首选三）》，陈恭尹的《次凤阳逢中秋》，查慎行的《青溪口号（八首选二）》，赵执信的《晓过灵石》，沈德潜的《晚秋杂兴（七首选一）》《过许州》等近四十首诗在新版中都被删去了，而增加了钱谦益的《古诗赠新城王贻上》、顾炎武的《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吴嘉纪的《内人生日》、施闰章的《浮萍兔丝篇》、屈大均的《登罗浮绝顶奉同蒋王二大夫作》等二十余首。就编排体例而言，旧版先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分，再按人物分，新版反之。新版在每首诗后增加了详细的评论，更加有助于读者了解诗歌背景，提高鉴赏力。新版还调整了旧版一些作者的次序，更加科学。而在出版时间上介于两者之间的《清诗精华录》，所收更与两者差别甚大，就不举例了。第二，反映了先生不因循守旧，敢于否定他人或自己的成见，别创新说的胆识。如在旧版《清诗三百首》中引用吴应和、金天羽的话，认为袁枚“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先生在1987年给博士生讲课时也一再强调“袁枚的性灵与宋湘的性灵不一样。袁枚油腔滑调，宋湘格调高雅”[24]，在新版《清诗三百首》中，诗人小传部分的文字虽相同，但在对每首诗的评价上已经有很大改变，如评《行十里至黄崖再登文殊塔观瀑》云：“此诗设想奇特，比喻新颖，颇得杨万里神理，陈衍所称赏的万里诗特色，正是此种。”[25]评《秦中杂感（八首选一）》云：“此诗为吊古中上乘之作，三、四大笔淋漓，后半似有自负又有自感生不逢时之意。”[26]评《马嵬》云：“把深沉的同情倾注在穷苦老百姓身上，用对比法富有新意。借古喻今，爱憎分明。”[27]而在该书出版的同年，先生专门发表了基本上否定前见的新说，驳斥前人对袁枚“游戏浮滑”的非议，认为：“袁枚强调作诗要讲‘实在工夫’，靠学问见识，靠真实的人生体验，而不能全凭灵巧天才；评论诗歌也须实实在在，琢磨技巧规律，而不能靠故弄玄虚，自欺欺人。正因如此，他对历代以来倡导‘虚灵’‘含蓄’‘妙悟’的神韵派诗说诸家或多或少地都持批评态度，而在自己的论诗及写诗中又在积极地倡导真才学与实在功夫。袁枚在这方面的言行，对清代诗坛上扫荡模糊倘怳的习气，形成求实率直的诗风，无疑起了积极的表率和推进作用，这一贡献是应该肯定的。”[28](www.xing528.com)
至于《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和《近代诗钞》虽非注本（《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中仍对一些诗题做过简注），但选择的诗人、诗歌的范围都扩大了。虽然陈衍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近代诗钞》，但钱先生的同名书，所选有三十一家是陈衍未选的。因为陈衍距离近代诗人太近，还很难对诗史做全盘的把握，加之受诗学观的局限，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入选的诗却很少，这一点在钱先生的书中已经完全改观。蒋寅先生曾感喟：“现有的清诗选本，不太能让人满意。不是选得不好，好不好是艺术趣味问题，可以不论——主要是选得不广。清代诗集汗牛充栋，要选得广而精，绝非三五年所能奏功，这一点，不是过来人不知其间甘苦。据说文学所已故陈友琴研究员选清诗选了几十年，最终也没完成。”[29]鄙意以为，钱仲联先生所选的各种清诗选本去其重复，可得诗人约四百家，诗作七千余首，是否在目前可以基本达到广而精的要求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