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点校笺注方面的成绩最为世人瞩目,王元化先生在《积跬步以成千里》中盛赞“传统笺注之学,则大陆允为大宗。而仲联先生的成果在其中极为突出”[17]。章培恒先生在《钱仲联先生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以笺注工作为例》中推许“钱仲联先生的笺注工作,就其方面之广、难度之高、贡献之大来说,实已逾越前贤。因此,虽然今天的笺注工作仅赖一二前辈学者的支撑,但就钱仲联先生个人来说,其成果将在中国笺注学史上永远辉煌,显示出大师之为大师的一个方面”[18]。
先生点校笺注的清人著作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增订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再版时,删去笺注,易名《人境庐诗草》。《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再版。《吴梅村诗补笺》,收入《梦苕庵专著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后将《初学集》和《有学集》合在一起,复增加《投笔集》《苦海集》《牧斋晚年家乘文》《钱牧斋先生尺牍》《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有学集文集补益》《牧斋外集》《牧斋集补》《牧斋集再补》九种,名为《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上各种书中,清代诗歌占了大多数。(www.xing528.com)
笺注工作之难是没有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难以想象的。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经出版,钱锺书先生即撰写了书评,文中的大多数篇幅是指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的不足,现在转而成为某些诟病先生的人的证据。实际上,钱锺书先生能撰文评述,本身就说明了对该书的认可,且不要说文中也有赞美之辞。至于指出不足,正可以见出前辈学者的风范和学术风气的纯正,不像现在的学风,一写书评就是吹捧。钱锺书先生的四个“感想”恰恰是对笺注工作提出的最高要求:第一,笺注不仅要将奇辞奥旨远溯其朔,还要窥出古人文心所在;第二,不要动辄去推求作诗的背景关系世道人心,仿佛很不愿意作者在个人的私事或家常的琐事上花费一点喜怒哀乐;第三,注释里喜欢征引旁人的诗句来和作者的联系或比较,但引证的诗句未必确当,而且应该多去把作者自己的东西彼此联系,多找与作者同时代人的篇什来比较;第四,对近人的诗话、诗评,不能只加采用,还要对他们的错误加以订正。钱锺书先生举出四例,不仅是先生的诤友,也是笺注者应遵循的典范。先生平时告诫:笺注工作最难,因为笺注实际就是设身处地成为原作者本人,其所处的时代,所具的学识,所阅读的书籍,所交接的人……要完全做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不断前进,离真实越来越近而已,不可能全部达到真实。所以,先生一生中,对已经出版的笺注类著作从来都放在心上,一有发现,立即补充。笔者在为先生编纂《钱仲联全集》时,先生即举出不少更正或补充的例子。如《人境庐诗草笺注》中的《岁暮怀人诗》第六首:“岛夷史续《吾妻镜》,清庙书传《我子篇》。写取君诗图我壁,自夸上下五千年。”原来对“清庙书传《我子篇》”注云:“《诗》:‘于穆清庙。’案:‘我’疑‘戒’之讹。《宋史·郭贽传》:‘兼皇子侍讲,赐绯鱼。太子至东宫,出《戒子篇》命贽注解,且令委曲讲说,以谕诸王。’”[19]先生对此条重新笺注如下:“文廷式集外佚诗《赠黄公度参赞》云:‘行踪十载遍垓埏,回看齐州九点烟。欲为金轮开世界,未容玉斧画山川。岛夷史续《吾妻镜》(自注:公度著《日本国志》四十卷),清庙书传《我子篇》(自注:公度以西学多近墨家,尝考订《墨子·经上·经下》篇)。携手黄金台上望,即今谁荐贾生贤?’据此,公度此诗前二句即用云阁诗,故下云‘写取君诗图我壁,自夸上下二千年’也。上下二千年,自墨子时代至清末之约数,不用‘三’而用‘二’,是叶平仄之故,第二句用《汉书·艺文志》,《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所载墨六家,有‘《我子》一篇’。”[20]除了将“上下五千年”错看成“上下二千年”之外,先生已经注出了该诗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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