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笔者一方面在档案馆翻拍先生的相关照片，另一方面到先生家中据实物拍摄。在先生的家中，有一张名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竖排印制的名片上，总共有七个头衔，先生用圆珠笔加上了第八个——“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名誉代表”，这不但非常能说明先生一生的志趣，还很能说明先生治学的特色。同门马卫中当年据先生的日常讲谈，总结出“先生想成为诗人，以余事为学者，一不小心，却成了著名学者”，先生颇为首肯。
先生的父亲钱滮小时候就跟从兄钱恂到日本留学，一起去的还有先生的从叔钱玄同和从兄钱稻孙、钱穟孙。后来，先生的父亲因病而中途回国，在家中督责先生学习，他没有让先生学习日文，却要先生抄写祖父钱振伦的《示朴斋集外未刊骈文》《唐文节钞》《鲍参军集注》及祖母翁端恩的《簪花阁集》，作为课余时间的作业。先生每日写两三页，抄完一部又一部。钱振伦，道光十八年（1838）二甲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曾注《鲍参军集》《樊南文集补编》。乃晚清著名骈文家，著有《示朴斋骈体文》。谭献在《复堂日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都将他作为清人学习唐代骈文的典范而加以推许。翁端恩也擅长诗词，单士厘、徐世昌先后选其诗入《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晚晴簃诗汇》，叶恭绰录其词入《全清词钞》。先生在抄写的过程中，“对古奥艰深难认的旧体诗由不懂到渐懂，由略知一二到广泛深刻的掌握，由动手试写到写得像个样子……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读写工夫中得以逐渐积累加固”[2]。先生的《梦苕庵诗存》存诗始于先生十五岁，就与这种教育分不开。先生的姑丈俞钟銮，诗文都学顾炎武，先生在少年时代受其指教不少。十七岁，先生考入无锡国专，得以结识王蘧常先生。王氏是近代名儒沈曾植的学生。而沈氏为翁同龢的门下，先生虽不及亲炙沈氏，但通过王氏得闻沈氏绪论。王氏年长先生八岁，两人脾胃相投，时常唱和，1931年，刊行《江南二仲诗》（以先生字仲联、王蘧常先生字瑗仲故）。
先生虽自己承认写诗颇与家庭熏染有关，但窃谓先生天资即自具诗人质素，他曾说：“十五、十六两岁，读书的师范校址，即是我舅祖翁同龢的锦峰别墅。面临湖甸，烟雨迷茫，背负青山，鸟鸣泉响。别墅中有延爽山房、依绿草堂诸胜迹，水石草树，廊榭池台，花朝月夕，光景如画。当时写诗学王、孟、韦、柳一路，下及明阮石巢，清厉樊榭，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3](www.xing528.com)
“青年时代的仲联师在学诗与治学，做诗人或是当学者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因而早年的学问研究都与诗歌艺术密切相关。就其本人初衷而言，治学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直接服务于自己的创作实践。”[4]先生学术活动中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人境庐诗草笺注》的选题动机，即为“不仅想由此探索诗家的用典奥秘，具体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欲借鉴黄诗，写出反映同样国难深重年头的作品来”[5]，这是先生对年轻时写作王、孟、韦、柳一路诗歌的反拨。此后，先生的诗歌受到当时一些大家，如金天羽、陈诗、冒广生、夏敬观、李宣龚、黄炎培、许承尧、陈衍等人的推许。先生的诗歌像杜甫的一样，要以诗的样式反映历史的变迁。
先生希望我们既然研究古典诗歌，而且为学生开设相关课程，最好自己就能作诗。先生的忘年交陈衍曾批评钟嵘不能为诗而妄评诗，因而语多悖谬，评次失当。同在无锡国专教授的陈柱也曾批评郑玄虽精通古礼而不能做诗，故笺三百首不能无失。而先生既是诗词作手，再来研究诗歌，自然可以所向披靡，无往不利。正如冯振在《人境庐诗草笺注序》中所说：“‘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也。’同样‘仲联自造，掐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固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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