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传承启示

传统文化融合的文化导向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作为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也应当是变化发展的。当我党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方位，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时，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文化导向相融合：在革命时期，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文化导向即墨家思想相融合；当革命胜利以后，我党进入长期执政的历史阶段，就会转向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政文化导向即儒家思想相融合。

自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方面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另一方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儒学派的价值，一度形成“墨学救国”的口号和主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尊墨抑儒、打倒孔家店的前后，勃然复兴的墨学已经盖过了儒学，成为当时思想界一大潮流，王桐龄在1922年如此形容：“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29]直到1925年仍是此种状况：“现在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30]在这种思潮下，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疑会受到影响，其典型代表为毛泽东和蔡和森。^[31]蔡和森一向“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和森同志很讨厌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那一套说教。他有时也讲老子、庄子，但他最信仰墨子的学说，极为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似乎天下的人们，都像墨子那样，就很理想了。”^[32]毛蔡二人自同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即为知己，同气相求，“对于友辈和森最称道者为毛主席”，而毛泽东对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在1918—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33]。后来毛泽东也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推崇墨子，直到延安时期他仍然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革命时期主要是与作为中国农民革命文化导向的墨家思想相融合。其理由主要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经常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联系起来，他把太平天国纳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开端，中共继承并进一步推进了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实现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认为中共先要完成一百年来太平天国等革命斗争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才可能去进行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我党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历史联系的论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比比可见。

二、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相融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选择。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农民阶级革命的文化导向是墨家思想，两者必须结合。如果单纯依靠墨家思想，那只能是纯粹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可能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境地；如果单纯依靠马列主义的本本而不注重与中国农民战争的实际相结合，那只能是肤浅的教条主义，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此点已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

三、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发动并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夺取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墨家鼓励引导农民为生存而进行暴力革命，这是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传统。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34]党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在文化上可以说主要就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的关系，因为墨家最能反映农民的思想和利益。

四、党的许多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的墨家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其典型代表即为延安精神。延安时期我党深入研究并大力倡导墨家思想。延安精神所体现出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美德的墨家精神在马列主义指引下的升华。当然，在革命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同样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诸家相融合。比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即吸收了儒家个人修养的理论。但在此阶段，总体上儒家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无法与墨家相比。

有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操作。政治操作包括革命与执政。革命文化导向引导人们进行革命和阶级斗争，执政文化导向则引导人们转向长期执政。只有先实现文化导向的转型，才有执政意识的觉醒，之后才有执政理念的转换，才能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时期，以寻求多数人生存为目标的执政方式，在革命胜利、政权巩固后，就要及时转变，不能照搬或套用到全国范围内，因为此时的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已经不止是要维护多数人生存，更重要的是必须实现多数人的发展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墨家以维护群体生存为目标，追求绝对的平均和平等，这在革命时期非常重要。不经过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动员，以及革命队伍中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在极为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中，革命就难以取得胜利。墨家思想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动员农民进行革命并取得革命胜利的深层文化原因。但是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如果继续推行墨家的革命文化导向，一方面会演变成“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盛行。因为墨家作为必要劳动的需求者，主张对必要劳动进行第二次分配，也就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讲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至于个体的剩余劳动，则几乎全部收归群体即集体与国家。这种分配方式必然导致：第一、剩余劳动的付出者与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并不一致。最明显的体现是，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而取得农民的剩余劳动，虽然这是国家当时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为推行工业化不得已而为之，但使农民能得到的剩余劳动极少，造成大量农民长期处于贫困边缘。而在小集体内部，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剩余劳动的付出者与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也不一致，因此人们没有动力去创造更多的剩余劳动；第二、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下，剩余劳动的成果不可能用于商品交换，这对劳动者来说就造成使用价值上的相对过剩和浪费，因此劳动者也没有追求价值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墨家作为必要劳动的需求者而视剩余劳动为剥削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在一段时期以为只有贫穷才是社会主义、“越穷越革命”，人们更不敢去创造更多剩余劳动。然而剩余劳动为社会及个人发展所必需，劳动者不去追求剩余劳动，必然导致人们在能够满足低水平的生存条件之后，不付出更多的劳动去提高生产效率，即所谓磨洋工；牺牲生产效率也就是牺牲发展，结果又只能是所有人吃大锅饭。

平均主义不是科学的发展观，“穷过渡”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前一段历史时期有些人把平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文化上的深层原因就是在执政时期仍然坚持墨家的革命文化导向，从而执着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必须转变执政方式。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可以作为我们转变执政方式可供选择的传统文化资源。主要理由是：儒家讲究稳定，而执政首先需要的就是稳定；儒家讲究中庸，能够兼顾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国传统其他诸家相比，儒家作为必要劳动需求者与剩余劳动占有者的利益调和者，更能兼顾和包容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调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

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人类社会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调和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才能比较合理地确定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分配比例，才能比较合理地分配社会总产品，才能比较合理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分配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进行，而后通过国家财政进行二次分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则注重公平，主要是对初次分配的矫正。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主要集中于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对剩余劳动的争夺。因此，只有对剩余劳动进行合理的第二次分配，才能使剩余劳动的分配更加公平，社会也才会和谐。

由此，我们的现代化路径也就自然地由“富国强兵”向“富民强国”转变。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具体设想就已经包含了富民强国、藏富于民的思想。他说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先解决多数人的生存和先实现一部分人的发展；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即剩余劳动的分配要公平合理，不能仅仅是少数人占有剩余劳动，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社会大部分财富不是集中在国家，而是由社会最大多数成员享有。江泽民指出：“解决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注重效率，反对平均主义；也要讲求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35]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体现了同样的追求。从毛泽东对“大同”的追求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江泽民的“执政为民”、“以德治国”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程中，从墨家革命文化导向到儒家执政文化导向逐渐转型的趋势。当然，墨家美德在长期执政阶段仍应继续保持，因为这些美德仍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

（本文原载于《党的文献》）

【注释】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蔡尚思：《墨子思想要论》，《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43页。

[3]参见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影印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02页。

[4]参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5]参见蔡尚思：《墨子思想要论》，《蔡尚思全集》第7册，第648页。

[6]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7]参见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8][宋]李清臣：《礼论》，《全宋文》第78册，卷1712，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48页。

[9][宋]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全宋文》第261册，卷5872，第90页。

[10]《朱子七经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11]王祖畬：《读礼运篇》，《王文贞公文集》卷一，转引自《蔡尚思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www.xing528.com)

[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1页。

[13]参见伍非百《墨子大义述》、方授楚《墨学源流》“礼运大同之义源于墨家说”、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等。

[14]参见《蔡尚思全集》第4册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第8册的《大同主义与墨家》两文。

[15]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7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06页。

[16]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00页。

[17]参见李凤苞：《使德日记》，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18]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12—13页。

[19]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页。

[20]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

[21]吴虞：《墨子的劳农主义》，《吴虞文录》下卷，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85页。

[22]严复：《庄子评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6页。

[23]张纯一：《墨子间诂笺·附录》，转引自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24]觉佛：《墨翟之学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866页。

[25]朱偰：《墨学与社会主义》，《现代评论》第4卷第84期。

[26]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37，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

[27]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39，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18页。

[28]《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105页。蔡和森也将墨学等同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等等。

[29]蔡尚思编《十家论墨·王桐龄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30]《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5页。

[31]参看郑林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与墨家思想略论》，《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

[32]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99页。

[33]沈宜甲：《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回忆蔡和森》，第137—13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3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