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之路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它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追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使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不断得到提升。

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人能体现自身价值的第一步。它可使人区别于并高于野兽。但中华民族的崇尚文明，崇尚人文，决不仅局限于此，它还有更高的要求，它引导着人们去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境界，去不断提升人的存在的伟大价值。

以儒家而论，说得最多的，自然是君子与小人之别。《礼记·儒行》中专门列举了君子应具备的品格。他们坚守仁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他们为人正派：“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心系民众疾苦：“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他们决不固步自封，自始至终不懈努力前行：“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记·杂记下》还特别指出：“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背焉，君子耻之。”凡此，就是期待君子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下全社会践行德性的表率，君子之道成为全社会文化认同的最高标准：“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礼记·中庸》）

儒家认为，于君子之上，还有更高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所谓贤人及圣人。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有孔子比较三者的著名论述。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君子是自我要求极严。而贤人的特征，则是真正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和大众：“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至于圣人，则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霓，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深刻地了解了宇宙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变化的客观规律，并能非常熟练地根据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这是进入了真正的自由境界，这才配被称之为圣人。贤人，圣人，并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方才是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

道家曾将人生概括为七种境界：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他们的差异，同样基于具有很不相同的人文追求。《庄子·天下》中就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決，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以蕃息畜藏为意，老弱孤寡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刻意》中谈到天人、圣人时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无不有。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www.xing528.com)

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很大影响的佛教，其人生境界观或人生价值论，所重视的同样是人自身的觉悟。

佛教将众生境界分为十种：四圣，是为佛、菩萨、缘觉、声闻；六凡，是为天、人、阿修罗、畜牲、饿鬼、地狱。佛教原本就是无神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人身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人的痛苦基于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支依次缘起。人因贪耽于种种世俗的欲望与享受，而在业报中不断轮回。《大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如何方能成佛？修持菩萨行，这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能不能成佛的关键就在能不能觉悟。《六祖坛经·般若品》说的很明白：“前念迷，即凡夫；后念觉，即佛。”“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性不同，所以有智有愚。”《六祖坛经·决疑品》中也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决，即是佛。”

所有这些先贤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清楚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它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追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使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不断得到提升。在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由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抚育长大的当代中国人，正在追求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人，难道能够漠视这一极其珍贵的遗产，而放弃对于人生境界的更高追求，甘做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