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传：集合马克思主义力量，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

19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欧美各国陆续建立了独立的工人政党或类似的政治组织。如何使这些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在国与国之间互通情报，采取协调行动，引起了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普遍关注，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问题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恩格斯原本是对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抱有疑虑态度的。他认为成立新国际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因为新的国际不应该再是一个宣传的团体，它必须成为一个行动的团体，而这样的组织绝不应当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使用它，以致损害它，有觉悟的工人宁可等到能进行伟大的示威运动的时刻，等到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行动的国际的时刻，才行动起来。可是，当恩格斯看到国际工人运动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新型的国际联合势在必行的时候，他还是毅然参加了新国际的筹备和指导工作。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法国可能派都在积极谋划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便掌握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等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写了几十封信，提醒他们要很认真细致地准备一次国际会议，一开始就要把新的国际组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为此，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对于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正在筹划的国际会议，如果不能阻止，就要让它开得没有意思。最好的办法是集合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召开一个代表全欧洲无产者的代表大会，以其广泛的代表性来与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相抗衡。

1888年12月4日，恩格斯写信敦促拉法格：

如果你们一点事情也不做，不宣布你们要在1889年举行代表大会，并准备这个大会，那么人家都跑到布鲁斯派代表大会去了……快宣布你们的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感到你们居然还存在。

经过恩格斯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来自22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聚集一堂，共商劳工运动的目标、内容、手段、战略策略等诸般大事。

与此同时，可能派也在巴黎张罗了一个“国际”会议，可惜只有几个国家的工人组织接受了邀请。布鲁斯只好找自己的追随者来凑数。在出席第一次会议的608人中，有524人是可能派指定的法国代表，外国代表只有84人，其中英国工联主义者就来了39人。可是，连这样一个很不国际的“国际”会议也没有维持下去，到最后一次会议时，只剩下58名“坚定分子”在那里支撑着。的确如恩格斯所说，开得没意思极了。

密切关注着会议进展情况的恩格斯，在得悉了两个大会的情况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写信向远在美国的左尔格报喜：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油画）（高虹作）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的代表大会正在开会，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要是两个代表大会同时并存仅仅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即让可能派和伦敦的阴谋家们为一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由于前者而形成为马克思派）为另一方，都检阅兵力，以此向全世界表明，究竟哪里集中代表真正的运动，而哪里只是欺骗，那么这已经足够了。

由第二国际的成立及其卓有成效的活动而实现的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力量的联合，给恩格斯的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通信大量增加，来访者愈加频繁，恩格斯恨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好应付越来越多的事务。他在一封给劳拉的信中曾这样“抱怨”：

许多我从未见过面的人好像策划好了要用各种各样的来信、访问、咨询和请求把我压垮。

正是从这些来信来访中，恩格斯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保持着敏感，从而保证了自己的思想随着时代一起前进。他对工人阶级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变化、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农民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历史趋势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设想。

第二国际成立前后，欧洲已是战云密布。五个大陆强国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德奥意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双方磨刀霍霍，剑拔弩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面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恩格斯以其特有的对军事问题的敏感，加紧研究时局，分析形势，尽最大努力保卫世界和平。

1885年至1892年，他在给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大量通信中，有近20封比较集中地探讨了无产阶级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正确态度，以及战争爆发后交战国双方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方针和策略。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专门写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战争的基本立场。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俄）、《新时代》（德）、《时代》（英）、《前进报》（德）等刊物上，对各国社会主义组织如何正确处理战争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恩格斯从国际工人运动的整体利益来思考各国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维持和平无疑是第一位的，战争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冒险。在和平条件下，工人运动会逐渐地、稳定地取得胜利。可是，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期间不能复原。因此，如果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愿在和平的条件下确保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

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都有责任制止战争威胁。当然，如果战争最终还是发生了，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战争的结果只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或者是社会主义迅速胜利，或者是现存秩序受到强烈震撼，留下大片的废墟，使得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了若干年，但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懂得，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确保持久和平。不过，这并不排斥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及其政党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也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反战和平行动。

恩格斯一贯主张，仅仅在口头上空谈爱好和平，空谈全体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是不可能阻止战争的发生的。只有靠行动，靠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领导之下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解除或减弱战争威胁。反战运动的真正开展，不但要创造思想条件，即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民主的反军国主义深入人心，而且必须创造组织条件，把所有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人士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共同组成声势浩大的反战同盟军。

恩格斯的反战思想及其策略受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高度重视。第二国际巴黎大会（1889年）、布鲁塞尔大会（1891年）和苏黎世大会（1893年）都专门讨论了无产阶级应如何对待即将爆发的战争的问题。与恩格斯保持经常通信联系的德、法等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在大会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揭露了战争的社会根源以及军国主义的阶级实质，对大会制定正确的反战纲领奠定了科学基础。

1892年，德国国会开始酝酿一个新的军事法案。由于该法案加强军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扩军提案，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工人组织理所当然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但是，倍倍尔知道，抗议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只有原则上的反对是不够的，社会民主党自身还必须提出一个符合人民大众的安全要求和持久和平利益的军事问题提案，来与国会的军国主义提案相抗衡。(www.xing528.com)

1893年2月初，倍倍尔致信恩格斯，请求他就这个问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写一点东西。恩格斯欣然答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以《欧洲能否裁军？》为题，连续写了8篇论文，发表在《前进报》上，同时出版了单行本。

这组被恩格斯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军事法案”的连载论文，重点阐述了社会主义者对待帝国主义扩军政策的战略和策略，极大地支持了德国民众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同时，《欧洲能否裁军？》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有着充分科学依据、内容具体的裁军建议，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原则已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具备了相当的普遍性，对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反对军备扩张的斗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93年8月1日，恩格斯在秘书路易莎及其未婚夫的陪同下，动身前往欧洲大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工作旅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恩格斯就打算到欧洲大陆作一次旅行，亲眼看看德、奥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各国的进展和趋势，同时休养一下劳累的身心。可要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要么就是工作脱不开身，旅行不得已数次改期。

这次终于成行了。恩格斯本想只以个人身份旅行，不愿意太多地惊动各国党组织。可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对这位“伦敦老人”翘首以盼多年了，都想亲自见一见。恩格斯从科隆到苏黎世，从维也纳到柏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数千人的欢迎宴会和民众集会上，充满了对这位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恩格斯在集会上多次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感到无比的骄傲，并强调荣誉应归于马克思。

8月12日，恩格斯应倍倍尔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坚决要求，参加了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当会议主席宣布恩格斯来到了会场，大会主席团请他担任名誉主席并致闭幕词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恩格斯激动地说：

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

接着，恩格斯简略地回顾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小宗派发展成为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的光辉历程，并对第二国际平等协商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给予了肯定：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

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肯定，基于他对时代新特征的分析和对无产阶级斗争新策略的考虑。

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油画）（何多苓作）

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和通信都涉及了无产阶级应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斗争策略的问题。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制度的逐步建立，巷战、街垒战已经陈旧了，合法斗争上升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暴力革命退居次要，成为万不得已时才采取的手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绝对放弃暴力行动，对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了的法律也要遵守，即忠于那种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走得那么远，竟然要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的正当权利。

恩格斯在他去世前半年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上述思想作了比较集中的阐述和发挥。

他分析道，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已经大大过时了。

现在已不再是实行突然袭击，或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要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这时候，利用普选权就成为一种崭新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这种斗争方式在教育群众、积聚力量、增强信心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但是，工人阶级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当统治阶级率先使用暴力时，工人阶级应毫不犹豫地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在晚年恩格斯的视野中，无产阶级怎样和农民结成同盟，共同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斗争策略来考虑的。恩格斯认为，只有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吸收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才能比较迅速、比较容易地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深刻社会变革。

通过对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前期活动的指导和亲自参与，通过对战争与和平、工人阶级斗争形式、工农联盟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入探索，晚年恩格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时代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社会主义运动要永葆青春活力，必须不断观察新现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因此，恩格斯在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及对未来社会的论述方面愈益谨慎、愈益坚持原则，从不提出任何可以适用于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他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入手，论证未来社会是资本主义现实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至于这种运动的具体轨迹，必须到各国工人运动的现实实践中去寻找，而实践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恩格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