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传：国际无产阶级导师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义不容辞的导师，并不局限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指导。他还通过书信和聚会，通过接待来访，亲自参与各国工人政党的实际斗争，帮他们出主意、解决实际问题。

恩格斯虽然时不时略带调侃地感叹：“要是我能够当一名十足的学究就好了！”可他并不打算真的这样做。

其实，早在马克思逝世前夕，他就已经开始承担起以前主要由马克思负责的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了。这从他1883年4月30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说：

不妨想一想，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恩格斯晚年除了短期旅行外，一直住在伦敦。

他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在冬季主要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

要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就不得不随时关注着工人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里的发展状况，关注着各国工人政党迅猛增长的机关报的思想动向。他要观察欧洲五个大国和许多小国运动的情况，还有美利坚合众国运动的情况。他每天要阅读七份日报：三份德国报纸、两份英国报纸、一份意大利报纸和一份奥地利报纸；要读的周报则更多：德国两份，奥地利七份，美国三份，意大利两份，法国、波兰、保加利亚、西班牙和捷克各一份。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来访者，越来越多的记者。

这样，理论工作势必要受到经常的打扰，恩格斯只得把不容中断的研究和写作安排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又要从头做起。对于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这种矛盾，年逾七旬的恩格斯是这样看的：

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

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像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

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像16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晚年的恩格斯并没有直接领导或参加某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组织，也没有参加国际的任何一个组织，但几乎所有的工人组织“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列宁语）。

恩格斯从不因自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处于当之无愧的导师地位，便随意地对某个国家的政党和组织下达指示或命令。1894年11月22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行事原则：

对我来说，完全撇开个人，只谈问题本身，是唯一正确的。不然，有人又会说我想从外面来操纵党等等。

因此，恩格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为各国党和国际工人运动做了很多很多，但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国际主义意义上的“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决不轻易干涉各国党内的具体事务。在接待来访和回复来信时，他也总是先仔细地考虑谈话对方和通信伙伴的意见，然后才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德国的运动自然是恩格斯最为关注的。

1880年维登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克服了《非常法》初期的混乱状态，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党的力量迅速恢复，影响日益扩大，非法的斗争在开展，合法的竞选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党成为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社会主义政党。1890年3月，俾斯麦下台，同年10月，《非常法》被废除，党赢得了更加自由的活动空间。

在这长达12年的《非常法》条件下的非常斗争中，恩格斯始终关注着党的发展动向，关注着党内各派势力的消长起伏，帮助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健康成长。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活动家们，都从恩格斯那里获得教益、启迪和具体的帮助。

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恩格斯（1891年摄于伦敦）

支持、帮助党办好自己的报刊，充分发挥宣传舆论的作用，以引导党及其联系的群众明确斗争方向，树立斗争信念，把握斗争策略，是恩格斯长期关注的重点。他把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理论月刊《新时代》以及党设在苏黎世的出版社和印刷所，并称为《非常法》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三大阵地。他说，为了影响和教育群众，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使党永远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这三个阵地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

恩格斯从1882年起便公开地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和顾问的身份出现了。他在该报发表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资产阶级让位了》等许多重要文章。

至于恩格斯用书面的建议、批评和指示的方式支持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则开始得更早一些。1882年以后，这种工作变得经常化了。他经常评点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它们的优缺点；给编辑部提供一些重要资料和背景材料，以备不时之需；帮助解决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具体困难，大到编辑方向，小到某一篇稿件如何处理，甚至包括必要时的资金支持……

在长期的默契合作中，恩格斯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伯恩施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帮助他迅速成长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卓越的理论家之一。

《新时代》是1883年创刊的一份理论月刊，考茨基担任主编。恩格斯与考茨基的结识始于1881年，两人很快成为朋友。恩格斯看出，考茨基天赋很高，但生性拘谨，便鼓励他尽快掌握唯物史观的思想武器，多做创造性的思考。

考茨基担任《新时代》主编后，恩格斯以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从各方面给他提供帮助。从1885年1月起，恩格斯陆续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第一篇便是著名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初也是在《新时代》上发表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考茨基有一段时间迁居伦敦，同恩格斯交往密切，从他那儿获得的帮助就更加经常、更加直接和更加具体了。恩格斯还为《新时代》推荐了两个优秀的外国通讯员：法国的拉法格和美国的左尔格。

可以说，《新时代》杂志之所以能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发挥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恩格斯的关怀和帮助。

如果说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的接触，主要反映了恩格斯从理论上帮助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话，同倍倍尔等党的实际领导人日益密切的交往，则是恩格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表现。

倍倍尔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成了国内外公认的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恩格斯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与倍倍尔的大量通信，构成了恩格斯晚年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些通信中，除了私人交往外，更多的是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策略的探讨，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表达。

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成长为德国党内“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物”，成长为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到后来，恩格斯每对德国时政问题发表正式看法时，都要事先征求倍倍尔的意见。

《非常法》废除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和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被带进了党内，成为机会主义滋生的温床。恩格斯1890年9月在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撰写的给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

25年来，特别是《非常法》颁布12年来，党通过成功的议会斗争已经占领了若干重要阵地，这些阵地需要进一步巩固，切不可在不利的敌我力量对比下，贸然构筑街垒，诉诸武力，那样只会帮敌人的忙。

奥古斯特·倍倍尔（中，1840-1913）、维克多·阿德勒（左，1852-1918）和卡尔·考茨基（右，1854-1938）

可是，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个由年轻的大学生和著作家组成的“青年派”。他们无视《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片面夸大党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毫无根据地认为“用冲击就可以取得一切”，竭力主张采取半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冒险活动。他们肆意肢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并把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诬蔑为“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

对这场“大学生骚动”，恩格斯起初并没有充分重视。他认为那无非是一些年轻人的一时冲动，成不了多大气候，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对付他们就足够了。可没想到，这些人由于恩格斯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妄称恩格斯同他们站在一起。1890年8月31日，青年派在自己的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上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变成少数。本报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初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面对青年派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恩格斯觉得必须亲自出面了，在澄清事实真相的同时，剖析青年派所作所为的实质及其危害，以免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向歧路。

恩格斯看到《萨克森工人报》上的文章后，立即写了一篇《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这篇答复刊登在1890年9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9月14日的《柏林人民报》副刊上。

恩格斯在答复中明确表明了自己不和青年派站在一起的态度。他说，《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话非常出乎他的意料，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情况，他至今一无所知。因此，该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他不打算同它“一起”去“希望”。

恩格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青年派那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解剖：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备受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派常常是“滤出蚊虫，吞下骆驼”，注意了细枝末节而忽视了主要的东西。

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只说他们在发动这场旨在改造整个党的指导方针的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那样自我陶醉地强调自身的重要性，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党内事物及其所存在的观点的状况，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先生能记取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彻底的批判性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证书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它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一句话，青年派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在随后的一些相关文章和书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青年派如何把唯物史观当作随意乱贴的标签，不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而热衷于构建体系的恶劣学风。经过恩格斯的批评教育，青年派中一部分人改正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上来。另有一些人拒不接受恩格斯及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被开除出党。

1891年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标志着党与这帮“左”倾反对派的斗争告一段落。可与此同时，一场更艰巨、更复杂的反错误倾向的斗争又开始了，这就是反对福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福尔马尔一度担任过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在党内有一定影响。他作为党内改良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在《非常法》废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十分活跃，拥有一批支持者。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党组织中，福尔马尔派的力量优势很明显。福尔马尔声称，《非常法》的废除，表明统治阶级决心实行自由主义改良政策，是对工人真正友好，因而工人阶级应“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社会主义的实现是现存社会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

其实，像福尔马尔这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和对议会斗争手段的迷信，党内由来已久。甚至李卜克内西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说，革命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暴力很早就成为反动的因素了。由他和倍倍尔主笔、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向大会提交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也容纳了“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鉴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经威胁到党的健康发展，恩格斯觉得再不能听之任之了，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他在1891年上半年连续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公开发表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为再版《法兰西内战》撰写导言，向党的领导机关及其成员提出《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1875年5月初抱病写的，当时由于德国工人运动形势的变化而没有发表。马克思在这篇著作中通过对《哥达纲领》的逐条分析，彻底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作了开创性的理论阐述。这些思想对于德国党制定新党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党内“议会迷”们否认无产阶级需要掌握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机会主义倾向敲了警钟。(www.xing528.com)

1891年1月，恩格斯在考茨基的支持下，不顾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尘封16年之久的光辉文献。连同文章发表的还有马克思1875年5月5日致白拉克的信。但由于该杂志出版商狄茨的再三请求，删去和修改了一些尖锐的词句。

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反响。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对此表示异议，要求停售全部杂志。他们认为，《哥达纲领批判》特别是马克思致白拉克的信的发表，很可能会被人用来损害党。

倍倍尔也有同感，他并不反对文章本身的内容，但不赞成恩格斯采取的方式。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即使手稿可以发表，也应该删去所有刺激某些人和损伤他们地位的言辞，至于给白拉克的信，根本就不应该公开发表，因为这封信的打击矛头不是针对纲领，而是针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德国党的领导人的。可实际上至少倍倍尔自己完全是无辜的，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封信。

恩格斯对德国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是有所准备的，他充满信心地认为，分歧很快就会消除，党已经非常坚强，足以经受得住这种一时的冲击。由于马克思著作中所包含的杰出的内容，发表这部著作引起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埋怨情绪，将很快为它产生的积极影响所克服。

果然，恩格斯的预料没有错，广大党员赞成发表马克思这一著作。在随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他收到大量拥护者的来信。并且，受德国党影响的所有报刊几乎都转载或介绍了这篇已完成多年却刚刚面世的著作。

党的领导成员也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总的说来对党的整个发展特别是对新纲领的制定非常有益。这样，他们和恩格斯之间的误会和不快慢慢消除了。倍倍尔深情地对恩格斯说，逐渐忘掉这件事，我会感到高兴。

1891年3月，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报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撰写了一篇导言。这篇导言在重申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同时，针对当时德国党内存在的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认识，着重阐明了国家的实质和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国家的正确态度。恩格斯指出：

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

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这段论述除了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批判了人们对国家的迷信之外，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使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国家仍然是一个祸害。

换句话说，只要国家存在，它的消极作用就必然存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尽快地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然后逐步创造条件使之完全消亡。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巴黎公社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之一。

1891年6月，恩格斯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寄来的党纲草案。这份草案是准备提交当年秋天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讨论的。恩格斯对草案做了仔细的阅读和分析，认为它大大优于以前的《哥达纲领》，基本上已经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或其他庸俗社会主义的浓厚残渣，特别是草案的理论部分，整个说来是立足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因而有可能以现有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

但是，草案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政治要求中表现出来的对现存秩序的顺从及所谓“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之类的论调，不能不加以批判和澄清。

为此，恩格斯专门写了题为《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的批评意见，把它寄给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把《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寄往德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时，恩格斯还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这篇文章的构想和目的。他说：

我本来想使绪论部分更严谨一些，但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

因此，对纲领草案的政治要求的分析，在恩格斯的批评意见中占有中心地位。恩格斯指出，纲领草案没有把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的迫切任务提出来，是它的最大缺点。这反映了机会主义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一定要引起全党的警惕。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受到了德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视。草案第二稿结合恩格斯的意见做了一些修改，但恩格斯仍不满意，因为他的批评意见的核心部分，即对政治要求的批评，基本上没有被草案第二稿采纳。

这时候，考茨基代表《新时代》编辑部提出一个新的纲领草案。恩格斯看过这个草案后，认为它比原来的草案好多了。他在1891年9月28日致考茨基的信和9月29日致倍倍尔的信中都表达了这个意见，同时就草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

10月14日至21日党的代表大会在爱尔福特举行，通过了以《新时代》草案为基础制定的新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恩格斯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地写信告诉侨居美国的左尔格：

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这个纲领，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只是措辞含糊和过于笼统），至少在初读以后，提不出更多的意见。

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受到抑制，但福尔马尔及其追随者并没有停止活动。1892年6月，福尔马尔在法国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和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一文，牵强附会地论证《爱尔福特纲领》的一些论点同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辩论，《前进报》等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表了系列文章反驳福尔马尔。

恩格斯十分关注这场辩论，他致信倍倍尔，指出：“福尔马尔的言论再一次证明，此人已经失去了同党的一切联系。显然，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势必要同他决裂；看来他企图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梦想强加于党。”

1892年11月，党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议，福尔马尔本人也不得不表示同意。至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福尔马尔机会主义的斗争基本告一段落。

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其他各国工人运动尽可能地提供指导和帮助——

在法国，他帮助创建法国工人党，坚决支持以盖得、拉法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同以马隆、布鲁斯为代表的可能派的斗争，指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是机会主义者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惜牺牲运动的无产阶级性的结果。

针对可能派攻击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的谬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之所以得到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任，是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他对各国工人运动所起的特殊的、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因此，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志和意见强加于人，而是人们自己来向他求教，并且总是能从他那里获得最大的教益。

1891年，恩格斯积极鼓励拉法格参加议员竞选并帮他具体策划，要他在竞选时保持饱满的情绪，时刻都应尽力嘲笑自己的敌人，相信我们党一定会赢得历史性的胜利。恩格斯还同拉法格夫人、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在英国，他热情欢呼新工联运动的真正开端，鼓励和支持爱琳娜、艾威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到下层工人中去工作、去发动、去组织罢工斗争。

1889年至1890年，英国码头工人、煤气工人陆续举行大罢工。罢工摆脱了工联分子的领导和束缚，标志着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恩格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罢工斗争，他通过爱琳娜、艾威林同罢工工人保持联系，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提醒他们注意斗争策略，并指示各国工人报刊及时报道英国工人的斗争，以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

检阅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1890年5月4日伦敦第一次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活动（水粉画）（杨克山作）

1890年5月4日，恩格斯在艾威林、拉法格的陪同下，参加了伦敦工人为纪念五一节而举行的大规模集会和罢工。他站在由一辆旧货车改成的讲台上，环顾四周，人山人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英国到底是真正动起来了，”他对朋友说，“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这种觉醒的日子，那该有多好，他恰恰在英国这里曾经如此敏锐地注视过这种觉醒的最细致的征兆！”

是啊，面对此情此景，恩格斯如何会不倍加怀念自己的亲密战友和为了这一切而献出自己毕生心血的马克思呢：“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在俄国，恩格斯积极支持1883年建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同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保持着通信联系。

恩格斯已经看到并深感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已经有一批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因此，他对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寄予了厚望。

1894年12月，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恩格斯满怀信心地说：“74岁毕竟不是47岁。然而事变应当帮助我们保持生命力；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

在美国，恩格斯同左尔格、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等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活动家经常通信，密切关注着处于萌芽状态的北美工人运动。

恩格斯告诫他们，要注意克服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倾向，脱掉外国服装（这个党主要由德国移民组成），彻底美国化，把自己的理论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斗争优势。

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自己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劳动骑士团，恩格斯认为它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虽然它只是一个以若干集会的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群众性团体，没有明确的目标，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某些怪诞的行为，但它是一支伟大的物质力量，处于蓬勃的发展和创造的过程中，因而不应从外面嘲讽它，应从内部使之革命化。

《观赏北美尼亚加拉瀑布》（中国画）（杨力舟王迎春作）。1888年，恩格斯在爱琳娜、艾威林、肖莱马陪同下前往北美旅行

1888年8至9月，恩格斯在肖莱马、爱琳娜、艾威林的陪同下，前往北美旅行。在游览观光之余，他同左尔格以及《纽约人民报》的代表泰·库诺多次谈话，就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交换看法，展望美国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前景。

在奥地利，在爱尔兰，在意大利，在瑞士，在波兰，在保加利亚，在捷克，在西班牙，在丹麦，在比利时……哪里有工人运动在开展，哪里就有恩格斯关注的目光。恩格斯成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所信任的国际伟人”（倍倍尔语）。

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

这两句话，是恩格斯当年评价马克思的，现在已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