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结和发展

1884年2月，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了一组关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以下简称《古代社会》）一书的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大量的摘要和研究性的评语。

粗略翻阅了一下这些笔记后，恩格斯断定，马克思曾打算联系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对于亡友的这个想法，恩格斯早在1880年至1882年马克思着手研究摩尔根的著作时就知道一些，他自己在此间对日耳曼人历史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是与它相呼应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计划未能实现，恩格斯的研究也中断了。

为了完成亡友的遗愿，同时也为了澄清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对国家性质的模糊认识，恩格斯1884年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供的历史材料及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为基础，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系统探讨了家庭和国家的历史起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古代社会，进一步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共同规律。

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木刻）（张怀江作）

在初版序言中，恩格斯把他晚年这部重要著作的基本思路归纳如下：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

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认为是继《资本论》出版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它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始史研究领域里的卓越成果，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和巩固具有重大意义。

还在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以前，考茨基就预言“它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并认为摩尔根只有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达到他的革命意义。伯恩施坦在读过手稿之后，也十分激动地致信恩格斯：“你对摩尔根著作的论述对我们来说是文献沙漠里的一块真正的绿洲，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养料。”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欢迎，成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中最畅销的著作。它在恩格斯生前就出了6版，仅在德国就发行了11000册，为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那么随后完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全面总结。(www.xing528.com)

19世纪8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甚至连俾斯麦政府也推出了若干社会保障计划，打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机会主义者也跟着资产阶级理论家，大肆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民主观，要求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主要斗争目标确定为“争取自由国家”，进而在国家帮助下实现社会主义。

作为这种思潮的哲学反映，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活，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新康德主义、实证论和庸俗唯物主义，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流行起来。

因此，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理论舞台上，一方面是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广为传播，它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自己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是旧的哲学影响再度泛滥，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大学讲堂里，都不乏借哲学名义来施舍折中主义残羹剩饭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和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总结，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帮助工人阶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清算旧的哲学信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这部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40年来他们也一直没有机会再来阐述这个问题。虽然在一些相关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附带提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但显然不够全面，更不系统。

1885年，丹麦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卡尔·施达克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新时代》编辑部约请恩格斯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探讨德国哲学的现状及其历史。恩格斯同意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回顾40年代以来哲学领域里的斗争、发展状况，联系其他各哲学流派的兴衰起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个简要、系统的总结。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先是由《新时代》杂志1886年第4、5期连载发表，两年后出版了单行本，并很快被译成俄、保、法等多种文字，在欧美各国流传。

至此，恩格斯基本完成了从哲学上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哲学思潮的发展及相互斗争状况的关注，停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阐释。

1890年至1894年间，已过70岁高龄的恩格斯就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写了五封著名的书信：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至22日致约·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这五封书信，连同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柯夫、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1868年7月11日致路·库格曼的三封信，被并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书信”。这些书信以其简明的语言和灵活的方式，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唯物史观发展的不同阶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版封面

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5封书信，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哲学总结是非常丰富、非常富有生命力的。恩格斯的这些工作，既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年的夙愿，又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