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资本论》续卷及整理修订

马克思去世后的恩格斯（1888年摄于伦敦）

马克思临终前，当确信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时，他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未完成的零星手稿交给小女儿爱琳娜，有些无可奈何地说，等他死后，把这些手稿都交给恩格斯吧，或许他能从中做出点什么。

《资本论》迄今仍不能说是一部最终完成了的著作，但前三卷毕竟构成了一个整体，对“资本一般”的论述是成体系的。但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出版。因此，这个伟大的理论体系是在恩格斯手里完成的。

正如后来列宁在纪念恩格斯逝世时所说的，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的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而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于是，《资本论》实际上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除此之外，恩格斯作为《资本论》这项浩繁工程的完成者，还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出版第一卷新版，一是安排整理第四卷。

早在1881年冬天，汉堡出版商奥托·卡尔·迈斯纳就提议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修订版（第三版）。但是，由于当时燕妮刚刚去世，马克思本人健康状况恶化，再加上他想尽快完成第二卷，把它献给自己的亡妻，于是出第一卷新版的计划只好推迟。

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准备在第三版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已做了改动，有些地方则标明应按照法文版的某章某节进行修改。接着，他又发现一个法文本，其中对新的德文版需要采用的地方做了标记和说明。根据这些提示，恩格斯对第一卷进行了若干加工，于1883年底在汉堡出版了德文第三版。

总的看来，这一版和第二版相比，改动的地方不多，主要偏重于文体方面。至于论点的表述、材料的补充，凡是马克思没有明确标出的地方，恩格斯一概未动。如他自己所说，第三版所做的改动，仅限于绝对必要的限度。

过了五六年之后，《资本论》的传播已经很广了，但第一卷的三个母语版本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或遗憾，存在若干细微的不十分准确的地方。比如，页码有错误，这些错误部分是从旧稿抄写时留下的错误，部分是三次重版排印上积累下来的错误；引号和省略号位置有错误，这是因为要从笔记摘录中抄写大量引语，难免出现某个环节的失误；还有少数用字不十分妥帖的翻译，个别引语是从马克思1843年至1845年在巴黎写下的旧稿本抄录下来的，那时他还不懂英文，必须从法文译本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鉴于此，恩格斯觉得有必要为《资本论》第一卷出一种规范的版本，把正文和注释都尽可能地最后确定下来。于是，恩格斯从1889年9月起，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投入了《资本论》德文新版的修订工作。

他除了认真校改前几版印刷上的错误外，又再次参考法文本和马克思的笔记补充了一些内容，并根据业已发展或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加写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其中有的注释长达数页。他还根据最新出版的英文本（穆尔、艾威林合译，1887年1月伦敦出版），全面改订了书中的英语引文，这些引文在英文本出版以前是经过爱琳娜逐字逐句核对过原文的。

1890年下半年，凝聚着恩格斯辛勤劳动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终于出版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出版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是最完善的一个版本。以后世界各国在出版《资本论》时，第一卷都是按照这个版本进行重印和翻译的。

出版第一卷新版本的工作是与整理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同时展开的。

马克思逝世前后，曾流传着一种谣言：马克思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卷，他已经写不出比第一卷更多的东西了，所谓即将出版第二卷的说法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跟批评者进行科学论战的“狡猾诡计”，因为不少批评者指出，第一卷中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极其抽象的，并未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如果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续卷来，他的《资本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这个谣言虽然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捏造，却也引起了不少老朋友的疑虑和担忧，谁也不十分清楚马克思手稿的进展情况。

就在马克思逝世第三天，倍倍尔怀着焦虑的心情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询问《资本论》的续卷问题。他说，现在大家都关心的焦点就是：怎样对待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法、德两国的报纸都报道说恩格斯将继续完成这部著作，大家都希望是这样，并且认为只有恩格斯一个人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为了完成战友临终前的嘱托，为了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也为了回击敌人的攻击，恩格斯义不容辞地把整理出版《资本论》续卷的工作列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但是，面对满屋子的箱子、稿件、包裹和书籍，恩格斯只得从头开始清理。1883年3月25日，他和琳蘅发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的部分手稿，共有500多页；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关于“资本的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约有1000页。尽管恩格斯还未来得及阅读这些手稿，但他凭感觉知道，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只是尚不了解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还需为此做多大的修改和补充。

对于这一点，很多老朋友都感到奇怪，凭他们和马克思的朝夕相处，为什么竟对马克思这部最重要的著作的进展情况不甚了了呢？恩格斯1883年8月30日在给倍倍尔回信时，是这样给朋友们解释的：

整理遗稿（素描）（潘鸿海作）

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

根据马克思的精神出版《资本论》的续卷，是恩格斯整理修订的基本原则。他要使续卷“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留下的文稿实在太多，也太乱了，且大多数是一些零星的片段。好在《资本论》所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马克思都曾同恩格斯讨论过，恩格斯也曾用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实际经验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都对他整理《资本论》手稿带来了不少便利。

经过初步梳理，恩格斯打算把马克思原计划作为第二卷上下两册的内容编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然后再把马克思为完成这部巨著而写的准备性著作《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第四卷出版。

《资本论》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三部分，分别阐明资本运动的连续性、资本运动的速度和资本运动的条件，以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这部分内容的写作基本上是从1865年开始的，断断续续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

经过仔细搜集，恩格斯找到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写成的有关资本流通过程的8份手稿，即写于1865年至1870年的第Ⅰ至Ⅳ稿和写于1877年至1881年的第V至Ⅷ稿。

恩格斯发现，这些手稿尽管内容十分深刻，形式却极欠推敲。在手稿中，已经作者彻底订正、可照原样付印的，充其量只有一册（第Ⅳ稿）。但经过后来的修改，这份最成熟的手稿也有很大一部分显得陈旧，不再适用了。

手稿的主要部分虽然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用语多欠洗练，不少地方还是他撰写提纲时常用的语句：有疏忽的文体，有不客气的往往显得鲁莽、谐谑的措辞和语法，有德、法两种文字的术语，甚至时不时还来上几句、几页的英文。手稿显然是按照作者头脑中随时产生的思想原样写下的。有些部分已详细推敲过了，也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不过写了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基本上搜集全了，但几乎没有做适当的安排，更谈不上细致的整理。马克思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出来了，但逻辑联系常常中断，很多地方都不完整，特别是在每章结束的地方，因急于要移到下章，往往只写下少数不连贯的句子，用跳跃性的记录来表明这里的论述还没有完全。

再有，马克思那难以辨认的字体也成为手稿整理的一大困难。《资本论》研究的问题本就十分复杂，内容浩繁，马克思的字迹却十分潦草，其间还夹杂着许多缩写字母、英文词句、不同语言的字母拼写的词以及他自己才明白的符号。特别是后来的几份手稿，明显地留下了马克思与疾病顽强搏斗的痕迹，时断时续的叙述让人不忍卒读。(www.xing528.com)

恩格斯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首先是誊清文稿，然后根据内容重新安排结构，修改、补充正文，再进行文字的加工和润色。繁重的工作终于把恩格斯累垮了，他于1883年底旧病复发，不得不卧床休息。

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恩格斯决定通过口授整理，聘请一位可靠的秘书帮助抄稿。经朋友推荐，他聘请了德国流亡者奥斯卡尔·艾森加尔滕。艾森加尔滕是由于出版非法刊物被俾斯麦的《非常法》驱逐出德国的。他十分乐意接受恩格斯的邀请，因为这样一方面有了一份工作，每周可以领取两个英镑的报酬，另一方面也能为党效劳。

恩格斯和艾森加尔滕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工作。恩格斯口授，艾森加尔滕记录并誊清。誊清稿由恩格斯再通读一遍，校改一些错误，然后寄给汉堡的出版商。

恩格斯发现，艾森加尔滕是一个开朗、勤奋的人，而且肯干，有了他的帮助，进度快多了。

1884年6月22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高兴地谈到这一情况：

口授整理《资本论》（中国画）（姚有多作）

从复活节起，我加紧工作，往往要伏案八至十小时，这样长时间坐着，我的老毛病又有些复发，不过，这次已是慢性，不像以前那样是亚急性的。因此，除了个别情况外，又不准我坐在书桌旁了。于是，我决定采取果敢的措施：请了艾森加尔滕，向他口授手稿。自本周初起，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和他一起又紧张地工作起来，而且由于躺在沙发上，看来（蠢话——这你无法看到，只能感觉到），我在好起来，当然并不快。出乎意料，事情进行得很好。

1885年2月22日，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苦劳动，恩格斯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同年7月，第二卷正式出版。

恩格斯在为该卷所写的序言中说，他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偶尔加上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文字，稍微难一些的句子都原封不动地编入了。他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加起来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显然，这是恩格斯的谦虚之词。他为《资本论》第二卷付出的劳动绝不只是技术上或形式上的，不论是结构的编排还是内容的增删，他的劳动都是创造性的。

正式出版的第二卷大约把马克思留下的8份手稿利用了1/3，但已经包括了马克思关于第二卷计划的全部内容。之所以做这么大的删节，并不是恩格斯不尊重马克思的劳动成果，而是由内容决定的，经过十多年断断续续写成的手稿总免不了叙述的重复。实际上，在手稿整理过程中，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如果不是绝对必要，他决不做任何改动。

完成了第二卷的修订工作，恩格斯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卷的整理。就在第二卷修订完成的当天，他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负责人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说：

《资本论》第二册手稿的最后部分明天寄出，后天我就开始搞第三册。当我心里还放不下这件事时，我就无法认真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恩格斯在整理第二卷时，已经大体涉猎了第三卷的有关文稿，他曾乐观地估计，第三卷的整理只有技术上的困难，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几个月或一年就够了。

谁知，真正进入整理过程之后，他才发现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自己的身体状况（主要是视力衰退）也一日不如一日。加上别的事情的干扰，第三卷的整理时间远远不止一年，而是差不多十年，直到恩格斯临终前才得以付印。

《资本论》第三卷是“资本一般”的完成部分，它将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农业资本，研究剩余价值在各个剥削阶级集团之间的分配，解决曾经使李嘉图学派崩溃的难题——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不仅不会违背价值规律，而且必须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加以说明。

从1885年2月下旬着手整理，到4月下旬通读全文，恩格斯愈是钻研得深，愈是觉得第三卷的伟大，它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恩格斯由衷地说，这个第三卷是他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极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在生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亲自出版并看到此书必定会产生的影响。要不然，在这样清楚地叙述了以后，种种流言和异议就会不攻自破了。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完成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让它在自己身边搁置20年之久，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与整理第二卷时一样，恩格斯也是先把手稿全部抄写一遍。在这项工作中，艾森加尔滕再次发挥了他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到1885年11月中旬，誊抄手稿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恩格斯转入了真正的整理阶段。

第三卷整理起来比第二卷要困难得多。该卷除了一部最早的手稿，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利用了，而这部手稿也是极不完整的，有的章节甚至只有标题没有正文，恩格斯只好动笔补写。他还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在正文的相应地方加写了60多条附注、插入语和编者注，这既是为了使正文的说明和叙述更加完整、连贯，也是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

不过，在对文字的加工整理方面，第三卷要比第二卷粗略多了，越到后来越是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二卷的文字基础要比第三卷的好，另一方面是由于恩格斯的时间和精力已不允许他做更多的这方面的工作。

马克思的手稿把第三卷分为7章，章下不再分节。恩格斯在整理过程中，以马克思的分章为基础，把全书分为7篇52章，内容比较多的章下再分节，并加上章节标题。这就使得全书结构谨严、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大大方便了人们的阅读和研究。

随着整理工作的全面铺开，恩格斯发现自己原先的整理计划——删除重复的段落，把空白的地方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加工，使之尽可能地接近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样子——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需要做这样大规模处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而一旦做了这样大的处理，最后出来的著作便不再是马克思的了，那显然是与自己整理《资本论》的原则相矛盾的。

于是，他把整理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内容明白的地方都保持初稿的风格；个别重复的地方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马克思通常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需要补写的地方，他也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做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

1894年5月，全部手稿终于勉强整理完毕，可以付排了。《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年12月和1895年3月分两册出版，此时恩格斯已重病缠身，基本无法工作了。

第四卷的整理工作还没来得及正式展开，恩格斯事先做了富有预见的安排。他先是在1885年5月为第二卷写序言时谈了自己的打算：把阐述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外，单独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1889年初，恩格斯征得爱琳娜的同意，开始指导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学习辨认马克思的笔迹，并着手整理第四卷手稿。

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举措，正是这项举措保证了第四卷最终得以出版，不然，马克思那“天书”般的手稿将随着恩格斯的逝世而成为无人能解读的历史档案，考茨基于1905至1910年整理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