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悼词：恩格斯传

1883年上半年，恩格斯整个陷入了忧虑与悲痛交织的折磨之中。从2月初开始，他便“饱受了惊恐”：马克思的病况时好时坏，刚刚稳定了没几天，又出现了新的险情，好不容易把险情控制住了，接着又是加倍的恶化，直到3月14日下午完全停止呼吸。

马克思的病突然加重，是从燕妮·马克思逝世时开始的。

1881年12月2日，燕妮在经受了一年多的肝癌病痛的折磨之后，溘然长逝了。这个打击在马克思身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恩格斯比谁都清楚。自从燕妮1880年秋天被确诊为肝癌以来，马克思的精神就垮了，经常恍恍惚惚，对这一切，恩格斯感同身受。所以，当爱琳娜扶在母亲的灵床边痛哭不已的时候，恩格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说：“摩尔也死了。”

处于丧母之痛的爱琳娜，对慈父般的恩格斯这句冷峻的话感到很不适应。她几乎要对“亲爱的将军”发火了，可她不得不承认恩格斯说的是事实：摩尔的生命和母亲的生命一起逝去了。

记得几天前，父亲又一次战胜了病魔，他觉得自己十分强健，便到母亲房间去。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母亲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父亲像一个热恋中的小伙子，他们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头和一个即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老妇，彼此在做最后的一次话别。

这个场景栩栩如生地印在爱琳娜的脑子里。

作为父母最疼爱的小女儿，爱琳娜始终陪伴在病床前，与女佣“亲爱的老琳蘅”（琳蘅一直生活在马克思家，和马克思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一起精心地护理着父亲母亲。医生说，正是她们的护理延长了两位老人的生命。

可是，病魔还是夺走了母亲，也把父亲击倒了。摩尔又卧床不起了，连燕妮的葬礼都没能参加，他多么想最后送一送这位陪伴自己颠沛流离了半个世纪的“伟大的女性”啊。

恩格斯对燕妮的去世深感悲痛。多年来，马克思的欢乐就是他的欢乐，马克思的痛苦也是他的痛苦。可马克思已经倒下了，恩格斯不能再倒下，他必须帮助马克思一家料理各种各样的事务。

首先是燕妮的丧事，恩格斯忙前忙后，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还亲自写了悼词和纪念文章。在悼词和纪念文章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和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十分动情地写道：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安排完了燕妮的葬礼，最让恩格斯担忧的还是马克思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必须帮助马克思从可怕的打击中恢复常态，恩格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征询医生的意见，为马克思安排最恰当的治疗方案。医生认为，马克思的病主要是由于多年劳累所致，亲人的病逝也加重了他的病情，现在最好是能暂时离开这个环境，外出疗养一段时间。

于是，在恩格斯和其他亲友的一再要求下，马克思差不多整个1882年都在漫游式的疗养生活中度过：

1881年12月29日，在爱琳娜的陪同下，马克思前往英国南部海岸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待了半个多月。

随后又到阿尔及尔、蒙特卡罗、斐维等地，其间多次在巴黎附近阿尔让台他大女儿燕妮·龙格那里逗留。10月初回到伦敦，但不久又去了文特诺尔。

这一年，是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后和马克思通信最频繁的一年，平均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封书信往来。恩格斯尽力想通过频繁的书信使马克思既能够随时了解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情，又可以让他摆脱一些访问者和通信者的干扰。为此，他还给德、法等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写信，请他们尽量少打扰马克思，让他真正静养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到1882年秋季仿佛有了好转。恩格斯高兴地告诉德国朋友：“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

可惜，没有等到来年秋天，马克思又遭遇了可怕的不幸：大女儿燕妮·龙格于1883年1月11日病故。

本来，马克思已经对自己一年来“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感到厌倦了，对许多该干的事不能干心里十分着急。恩格斯也发现，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到欧洲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

大女儿的去世，无疑让焦急中的马克思急上加急：燕妮39岁撒手归西已够令人悲痛了，可她身后还留下了五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大的才7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

听到消息的第二天，马克思从文特诺尔匆匆赶回伦敦，此时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先是支气管炎复发，接着出现了许多并发症，尤其是肺脓肿加剧，体力异常迅速地衰竭。当然，病情又一次很快得到了控制，甚至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3月9日晚上，主治医生甚至说，病人由于吞咽有困难，身体仍很虚弱，但肺脓肿正日趋好转，如果还能坚持两个月，进食逐渐顺利，体力逐渐增强，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并且，仿佛是印证医生的话似的，马克思的胃口从那时起就真的要好一些了。恩格斯高兴极了，连忙往巴黎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

然而，这是一种假象。1883年3月14日那个注定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

这天下午两点半钟，恩格斯照例来到马克思家里探视老朋友。几个星期以来，每当走到拐角的地方时，恩格斯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今天似乎也没有什么异样，可当他进入家门，发现全家人都在掉泪，心一下就揪紧了。

恩格斯连忙打听情况，原来是摩尔出现了少量出血的状况，导致体力进一步衰竭。他安慰了大家，随老琳蘅一同上楼去看望马克思。

仅仅两分钟前，老琳蘅还在这里，马克思还半睡着，静静地躺在安乐椅上，呼吸微弱而平稳。可现在，“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马克思的逝世，对恩格斯的沉重打击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朋友们成群结队到恩格斯家里度周末的美好时光仿佛突然结束了，大家偶有相聚也多是默默无语。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星期日聚会，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真正恢复。

恩格斯的悲痛之情可想而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有着深刻理解的乔治·哈尼在3月17日致信恩格斯，信中写道：

你的损失绝不是一般的损失，也不是一种家庭的损失。你对他的友谊和忠诚，他对你的友爱和信赖，使得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人的任何一种关系。你们（两人）之间的友情“胜过对女人的爱”，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在获悉你失去挚友时的悲痛情感，以及我对你的悲哀的深切同情。

恩格斯收到了许多这样的信，他其实也同哈尼一样，找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让他略感欣慰的是，从这些来信来电中，可以感受到世界各地无数有觉悟的工人正一同分担着他的悲痛。

尽管处于极度的悲伤之中，但恩格斯毕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两天里，他向龙格、伯恩施坦、李卜克内西、贝克尔、左尔格、列斯纳等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发出了多封电报和书信，通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由于这些信件是在马克思逝世当天或次日写的，最能反映恩格斯当时的心情和想法。其中，对马克思的评价，对他死亡的看法，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认识，都出自猛然间的真情实感。这里不妨摘录几段，让我们共同体验恩格斯那颗伟大的心——伤心、决心和信心。(www.xing528.com)

1883年3月14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本来大有希望，但是今天早晨体力突然衰竭，接着就完全入睡了。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想，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1883年3月14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1883年3月15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去年秋天你还见到了马克思，你应该感到高兴。今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昨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我们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安详地长眠了。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可能是发生了内出血。

现在，我们两人差不多是1848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击中要害，别让我们长时间受折磨。

1883年3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伦敦海格特公墓中的马克思墓

三天后，马克思的葬礼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举行。

参加葬礼的人不多，但他们代表了各国有觉悟的工人阶级。除恩格斯、肖莱马、列斯纳等老朋友以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派来了李卜克内西，法国工人党派来了拉法格和龙格，俄国、美国、西班牙、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寄来了挽词，发来了唁电，送来了花圈。

马克思被安葬在一年多以前安葬他夫人燕妮的同一墓冢，恩格斯向亡友最后一次敬礼并致了悼词。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悼词，它凝结着马克思对人类世界的巨大贡献，凝结着恩格斯对马克思伟大人生的深刻理解，也凝结着这两位历史伟人终身不渝的战斗友谊。

恩格斯开始了平生倾注最大心血的一场演说，他那低沉的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仿佛拍岸的惊涛，撞击着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的心灵：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在这篇有名的悼词中，恩格斯十分肯定地预言道，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送别了亲爱的战友，恩格斯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分外沉重。正如三天前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所说，运动还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可已经无法再得到马克思那及时而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而除了恩格斯，再也没有别人能够接过这根沉重的接力棒，继续向前冲刺。

当时，一些党内老同志考虑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伦敦十分孤独，曾经建议他迁居德国、瑞士或欧洲大陆其他什么地方，要不然就到美国去和左尔格在一起。恩格斯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自己还是不离开伦敦为好：

墓前演说（铜版画）（曹剑峰作）

一方面，他必须把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联系继续保持下去。

另一方面，只有在英国，才既没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又不必为实际的鼓动工作花去很多的时间，可以潜心地从事理论研究。

这并不是说恩格斯打算从此远离现实的运动，他只是觉得应该有个必要的分工。他对奉劝他迁居的倍倍尔说：

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我已经63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至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简直发了疯，才会拿自己这里的安静处所去换那样的地方，在那里必须参加集会和报纸上的论战，而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然会失去清晰的眼光。

当然，恩格斯接着又说道：

要是像1848年或1849年那样的时代再次到来，一旦需要，我会重新骑马上阵。

恩格斯留下来了，继续留在伦敦从事他和马克思未竟的事业。马克思的女仆和忠实的朋友琳蘅答应给恩格斯料理家务，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理论工作中去。

恩格斯毫不犹豫地认为，当务之急是整理马克思浩瀚的遗稿，特别是要把《资本论》第二卷整理出来发表。他曾经给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去信说，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而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

恩格斯毅然中断了自己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庞大计划。其他方面的写作，如德国史和爱尔兰史等，也被搁置一旁。从1883年4月中旬起，他整天都到马克思家去，在爱琳娜和琳蘅的协助下，把马克思的稿件进行初步的搜寻和分类。这项工作的繁杂和枯燥是不难想象的。1883年5月22日，爱琳娜在给姐姐劳拉的信中不无抱怨地写道：“这种清理稿件的工作是很艰巨的，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整整忙了一年，才勉强理出个头绪。可还有许多人的来信都混在一起，同一封信有时也东一页西一页地分散在不同的包裹里。恩格斯只是把一些最重要的稿件做了较完整的清理。为了完成头绪纷繁的工作，恩格斯自马克思逝世时起就实行了一套严格的作息制度，按计划工作。他要处理大量的通信，接待大量的来访，还要调解劳拉和爱琳娜在继承父亲著作和手稿问题上的争执。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始终把辨认、校审和整理《资本论》手稿的工作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