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传中的《非常法》：社会主义组织崩溃，工人革命教育展开

1878年秋天，愁云惨淡。

正当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的创作，潜心转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时，一件悲痛的事情发生了：十多年来与他朝夕相伴的莉希因病去世了。

老年丧妻，恩格斯面对这“可怕的不幸”，心情异常沉痛。他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兴致从事任何写作活动，不得不写的回信也只是寥寥几行，显得心灰意冷，全没有了昔日的洋洋洒洒、激情奔涌。

一个月后，恩格斯才勉强克制住了悲伤情绪。可是，另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又从德国传来：俾斯麦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5年实现统一后，力量增长很快，影响不断扩大。仅就党拥有的报纸而言，1876年达到23种，1877年夏增至41种。

这样一种发展势头，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恐慌。它借口威廉一世遇刺事件，于1878年10月19日在国会中强制通过了一个非常法令《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史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非常法》。

《非常法》颁布后，党和所有社会主义组织都被取缔，任何集会都被禁止，几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放逐，许多党员被解雇。遭到查禁的党报和其他进步书刊达1300余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著作都在其内，包括刚刚出版的《反杜林论》。俾斯麦政府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动了总攻击。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恩格斯是从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德国友人的来信中断断续续知道的。但是，恩格斯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黑暗统治是有切身感受的，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正处于重重困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自己有义务给予德国同志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他从伦敦向德国发出许多信件，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议，鼓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斗志和勇气。1879年3月，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写道，俾斯麦在自己加速自己的溃败，要想靠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非常法》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但是，弥漫着机会主义情绪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在《非常法》颁布初期却未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并给党员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出现了一股取消主义风。

还在帝国国会讨论《非常法》草案的过程中，主持党务的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就宣布解散，并号召地方党组织自行解散。

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党的左翼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也表现出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倾向。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就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的问题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声称，社会主义工人党将遵守《非常法》，因为这个党是毫不含糊的改良党。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

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新的更加坚决的斗争阶段已经开始，社会党人应当作好充分准备：

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中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在欧洲罗曼语区显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在各个地方的德国人中间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们当时就在信中指出了这一点。像过去那样舒服而悠闲地进行宣传，偶尔坐上六个星期到六个月的牢，这种情况在德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现在的状态如何结束，新的运动正在一个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因此它应当比已经过去的运动第一阶段坚决得多。和平达到目的的说法，或者是再没有必要了，或者是毕竟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俾斯麦使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于宣传工作受到压制而造成的一点点损失。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帝国国会中的这种温顺态度，使那些善于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们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瓦解党。

的确，一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蔓延，另一方面，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又抬头了。巴枯宁主义者同时也是杜林信徒的约翰·莫斯特，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1878年底，莫斯特跟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被驱逐出柏林后，来到伦敦，创办了《自由》周报，进行无政府主义鼓动。他反对党的任何形式的合法行动，如参加选举、利用国会讲坛等，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跟当局进行公开的冲突。

针对莫斯特的冒险宣传，恩格斯在1879年至1880年间多次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写信，要他们警惕“左”的危险。他在信中指出，莫斯特的革命空谈同真正的革命运动毫无共同之处，这个有着“幼稚到极点的虚荣心”的冒险家，出于一种要干一番事业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是不会安静的，但是他又根本不能把任何事情进行到底。《自由》周报拼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国内对革命报刊的取缔，国外如莫斯特的《自由》周报之类机会主义报刊的出笼，迫切要求党有一份能宣传自己正确主张的报刊，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行动。

1879年7月至9月，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通信，商议在苏黎世出版一份《社会民主党人报》。

在通信过程中，恩格斯了解到，由于赫希伯格提供了办报经费，党的领导层同意在莱比锡设立的编辑委员会之外，再在苏黎世成立一个由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

恩格斯对此大为恼火，立即写信给倍倍尔，指出赫希伯格毫无政治立场，充其量是社会博爱主义者，根本算不上社会民主党人，而伯恩施坦和施拉姆在前不久还表现出了对杜林的热烈崇拜。让这样的人来“监督”党的机关报，势必要把报纸办成冒充党的机关报的赫希伯格先生的私人报纸，办成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尾巴，党的分裂和组织瓦解将不可避免。

恩格斯的估计果然没错，1879年9月，这三位“和平博爱主义者”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文章，提出了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说什么《非常法》是由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己不够温和而招来的，党应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和斗争目的，走合法道路，只要求政府做个别的改革。并且，党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也是不合时宜的。相反，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必须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党的领导职务。

看到这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宣言书，恩格斯的愤怒之情简直难以言表。他说，“这实在太过分了”，并明确告诉9月份来伦敦的赫希伯格：(www.xing528.com)

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40年的无产阶级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40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

1879年9月17日至18日，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写了一封通告信，全面批驳了“苏黎世三人团”的错误言论。在与刚刚从兰兹格特休养回来的马克思讨论修改后，恩格斯随即把通告信以两人共同的名义发往莱比锡。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等人很快也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认清了赫希伯格等人的思想实质。倍倍尔给恩格斯写信说：“我阅读它后，理解了你的愤慨。除了原则上的错误，这也是一篇我未见过的迂腐作品。”白拉克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的文章简直就是破坏党的基础，威胁党的生存。他们一致同意，不吸收赫希伯格等人参与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工作。

1879年9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创刊号在苏黎世出版，福尔马尔被任命为主编，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弗里茨舍担任编辑委员。这样，党的机关报终于克服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影响。但是，主编人选并不十分恰当，福尔马尔也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者。他虽然致信恩格斯，答应按通告信的精神办报，但并没有始终坚持彻底的革命路线，时不时在报上刊登一些带有机会主义情绪的文章。恩格斯觉察到了这种倾向，又多次给倍倍尔写信，要他坚决纠正编辑路线，不要让机会主义分子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复提醒和批评下，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帮助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逐渐找到了一整套在《非常法》条件下的正确斗争策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宣传和传播这套策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880年8月20日至23日维登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党的领导层已基本克服了《非常法》颁布初期摇摆不定的被动局面。在这次大会上，为了反对偏离革命方针的冒险主义策略，无政府主义分子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为了贯彻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哥达纲领》中关于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条款被改成了“用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

正是在这种既反“左”又反右的正确路线基础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和“伦敦老人”之间达成了和解。而1880年12月倍倍尔与伯恩施坦的伦敦之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和解的程度。

倍倍尔是在恩格斯的安排下来伦敦的，主要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讨撤换《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福尔马尔的问题。伯恩施坦陪同前往，他主要是来请求德国工人运动的两位精神领袖的原谅，消除“苏黎世三人团”事件在彼此之间造成的隔阂和误会。

两人的任务都十分圆满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极其热诚的接待了他们，大家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彼此的看法，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在伦敦待了一个星期。其间，恩格斯欣然充当了旅游向导，带他们游览了伦敦的名胜。60岁的恩格斯精神矍铄，生气勃勃，走起路来甚至比年轻人还快。他思想深邃却和蔼可亲，富于魅力。这一切，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已经完全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非凡魅力所折服的伯恩施坦，接替了福尔马尔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自此以后，伯恩施坦经常与恩格斯通信，认真听取他的意见，接受他的劝告，改正他所指出的错误。

恩格斯通过影响伯恩施坦，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民主党人报》，使之沿着正确的路线发展。没过多久，该报的调子变得流利而坚定了，逐渐成为一份战斗的革命的报纸，影响迅速扩大。恩格斯从1881年12月开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在它随后存在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充当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最热心的读者和严格而善意的批评者。

在指导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如何在《非常法》的特殊形势下从事斗争的同时，恩格斯还同法国、英国、美国以及俄国的革命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他曾多次对朋友说，他和马克思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那段紧张的日子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国，但从来没有忽视过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甚至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陆续恢复起来。社会主义宣传的效果真正显示出来，则是70年代末的事了。恩格斯主要通过拉法格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首先是跟茹尔·盖得及其领导的《平等报》编辑部建立了联系，通过给报纸写稿宣传科学共产主义，为1879年10月成立的年轻的法国工人党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1880年春，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引论第一章和第三编第一、二章抽出来作为一本单独的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巴黎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同年又在法国出版了单行本。拉法格不止一次指出，这本小册子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

1880年5月初，盖得到伦敦请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制定党的纲领草案。在这里，盖得、拉法格与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多次亲切会晤，会晤通常是在恩格斯家里。马克思向盖得口述了纲领的导言式的理论部分，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随后大家一起讨论了纲领的其他内容。

这份纲领草案在同年10月召开的哈佛尔党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派代表（盖得派）的通过，但遭到了改良主义者（可能派，亦称布鲁斯派）的反对。1882年9月，两派在圣亚田党代表大会上正式分裂。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的盖得派一边，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为他们辩护，但也适时地指出他们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帮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抽出时间和精力，帮助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绝对控制，力争使其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加强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考察，探讨俄国革命可能的前景及其在世界革命中的意义；关心国际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有理论水平、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年轻人的成长，既努力为革命培养骨干，又广泛结交忘年知己。

就这样，一方面系统研究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悉心指导各国革命运动，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共同相处的最后几年里，过着一种繁忙而有条不紊、辛劳而精力充沛的生活。

19世纪80年代初，恩格斯甚至还打算写作一部以古代日耳曼人历史为例证的关于阶级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巨著。虽然这部著作最终没有完成，但他在1881年至1882年间还是写出了两本内容丰富的手稿：第一本包括日耳曼部落从它们在现代欧洲领土上出现时起到民族开始大迁徙为止的历史；第二本研究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时期，着重分析早期封建主义时代的土地关系。

保尔·拉法格（1842-1911）

茹尔·盖得（1845-1922）

如果不是由于燕妮去世和马克思病重，恩格斯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帮助马克思一家处理日常杂务，那么，他在这段时期的工作和生活无疑会更富于成效。而1883年马克思的去世，则彻底打乱了恩格斯业已确立的工作和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