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传：国际工人协会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反动势力加紧向人民革命运动反攻倒算，国际工人运动重新陷入低潮。

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以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派别，也以反权威为名，进行种种分裂主义活动，企图破坏协会的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协会亟须召开代表会议，分析时局，制定新战略，以指导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年一度的协会代表大会由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紧张形势已不能如期举行，在恩格斯的建议下，协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代表会议。

恩格斯自从被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以后，先后担任了国际工人协会财务委员和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等的通讯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他那爱憎分明的性格、精通多种语言的卓越才能、刚毅果断的工作作风，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使他负责的各项工作总是井井有条，很有效率，成就卓然，得到总委员会和各国工人活动家的普遍好评。

这次恩格斯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提议及其在会议前后所做的大量关键性的工作，是他第一次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发挥了直接的领导作用。

恩格斯在提议时分析道，代表会议只能在伦敦举行，而且必须是秘密的。在法国，由于普法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可能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在德国，任何一个敢于参加代表会议的人，都有被投进监狱的危险；在西班牙或比利时，协会正遭到迫害，国民没有任何自由；瑞士本来是一个较为适宜的地点，但由于巴枯宁主义者在那里的大肆活动，使协会会员发生了分裂，所以也不可能成为会议的东道主。

会议为什么要秘密举行？恩格斯认为，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协会面临着比平常更多更复杂的重大任务，只有秘密的代表会议才能制定出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政策。这些任务包括：

——由于各国反动政府已经在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十字军征讨中携手合作，不惜动用从军事法庭到报刊舆论的一切手段摧残民主力量，协会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必须制定出对付日益猖獗的反革命势力的政治策略。

——随着协会影响的扩大，新会员不断加入，会员成分必然趋于复杂，这就要求对会员加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尤其需要把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包括巴黎工人的革命精神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思想交锋愈益激烈，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马志尼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等，他们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协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这些分歧不至于破坏协会的统一和稳定，这关系到协会的战斗力。

——除了思想分歧外，行动上的分裂主义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巴枯宁分子挑动协会地方组织的分裂，指责巴黎工人的斗争，并公然反对总委员会的统一权威，组建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协会如果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制止这种趋势的蔓延，势必要给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造成威胁。

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油画）（李台还作）

会议召开前夕，恩格斯通过与协会意大利支部、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及其他国家的协会会员频繁通信，揭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活动，分析了这些活动可能对国际工人协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维护了总委员会的绝对权威。

在恩格斯和协会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紧张的筹备，伦敦代表会议于1871年9月17日开幕，会期7天，代表32名（包括10名列席代表），中心议题为“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次会议的实际领导人。

在19日和20日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就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恩格斯在发言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放弃政治，这种鼓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从事政治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从事工人阶级的政治还是从事资产阶级的政治。鼓吹工人放弃政治，实际上是把工人推向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在已经有了巴黎公社的范例后还主张放弃政治，更是荒谬的。恩格斯十分激动地说：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经过激烈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主要由恩格斯起草的决议。决议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工人阶级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决议还对工会寄予厚望：要大力加强工会的国际联系；陆续建立农村支部，吸引农业工人参加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成立妇女组织，尽可能地调动女工参与本阶级解放斗争的积极性……总之，要通过这些活动的有效开展，密切国际工人协会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以加强协会在反对资本的政治斗争中的力量。

伦敦会议针对巴枯宁主义者的种种分裂活动，通过了反对宗派主义的决议。1868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总委员会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迫于压力，表面上宣布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但却又以社会主义无神论派、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等名义，改头换面地从事宗派主义活动。为了从根本上挫败巴枯宁主义者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立主义派别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统一行动的企图，伦敦会议通过了题为《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的反宗派主义决议。决议作出了以下三点明文规定：

（1）设有国际工人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该国的国名；

（2）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3）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决议击中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要害，他们恼羞成怒，不惜动用诬蔑、谩骂等卑劣手段，调集所有力量向总委员会发起了总攻击。他们妄称总委员会篡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大搞独裁，实行德国人专政，扬言要扫除一切中央集权制度及其领导权威。

1871年11月，一批巴枯宁的追随者在瑞士桑维耳耶召开所谓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致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的通告。通告指责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违背协会章程，诬蔑总委员会是“阴谋的策源地”，是受俾斯麦操纵的“德国人委员会”，主张把总委员会变成没有任何权威的“简单统计通讯局”，并要求立即召开国际非常代表大会，改组总委员会，撤销伦敦会议决议。

他们把通知寄给各国工人组织，并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公开发表。一时间，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空前活跃，英国工联主义者、德国拉萨尔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大有不把总委员会搞垮誓不罢休的架势，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面对巴枯宁主义者的猖狂进攻，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予以反击。1872年1月2日，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信中说，巴枯宁分子的疯狂行动搞得太过分了，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恩格斯还随信附寄了一篇题为《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的批驳文章，要李卜克内西尽快发表。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发表文章，与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频频交换意见，团结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会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发表在1872年1月10日《人民国家报》上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是恩格斯采取的反巴枯宁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恩格斯毫不客气地指出，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替反动派效力，因为旧制度的一切势力正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工人协会，团结一致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他们却在明目张胆地制造分裂。

不要党的纪律，不要集中领导，不要强有力的国际协调行动，而只需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使命。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的集中，便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这绝不是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未来新社会的无产阶级组织，而是那些畏缩胆怯的早期基督教徒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绝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

巴枯宁主义者要求取消纪律和权威，削减总委员会的职权，完全是一种阴谋手段。且不说他们自己热衷于同各国某些与他们气味相投的“权威”人物私下通讯，企图左右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方向，只看看他们在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表演就足够了。当时，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人”能够在总委员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取得领导权，便大肆鼓吹总委员会的重要作用，热烈拥护扩大总委员会权限的决议，现在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夺取总委员会领导权的阴谋破产了，他们便开始反对总委员会，这就是他们反权威的真实意图。

在恩格斯发表反巴枯宁主义战斗檄文的同时，国际工人协会各地联合会也纷纷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

1871年11月27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报》发表了拉法格的一篇揭露通告诬蔑内容的文章。

12月24日，瑞士《平等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

随后，协会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相继批驳了桑维耳耶通告。(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为了彻底肃清巴枯宁宗派主义活动的恶劣影响，统一协会会员的认识，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内部通告，深入分析了宗派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这份内部通告就是著名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1月中旬动笔，3月5日完稿，同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日内瓦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努力清除巴枯宁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实际运动中团结国际工人协会所属各国组织及广大会员，同巴枯宁主义者展开斗争。其中，以在西班牙的斗争最为激烈。

西班牙当时有30多个联合会，基本上都被巴枯宁主义者所控制。以这些联合会为基础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完全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御用组织。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莫拉哥等人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为据点，策划各种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

为了夺回这块阵地，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直接写信给西班牙各支部，写给那些忠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帮助他们识别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手段，抵制他们分裂国际的活动。

1871年10月，恩格斯担任西班牙通讯书记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工作。他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严正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对国际的章程和总委员会的决议不理不睬或公开对着干，国际将按照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要求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恩格斯致信当时在西班牙的总委员会委员保尔·拉法格，说明如果莫拉哥之流对总委员会的“最后通牒”采取不回答或支吾搪塞的态度，总委员会将立即授权拉法格全权处理整个西班牙的问题。恩格斯在信中写道：

按照我们的章程，您同每一个协会成员一样，有权建立新的支部。十分重要的是，一旦发生分裂，即使现有的整个组织（连同全部财产）都去投靠巴枯宁的阵营，那我们也要在西班牙保留一个立足点。那时，我们只能依靠您一个人了。因此，您要尽一切可能在各地同那些在这种形势下对我们有用的人建立联系。

情况的发展果然不出恩格斯所料。莫拉哥等人态度十分顽固，他们表面上同总委员会敷衍，背地里仍大搞分裂活动。拉法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团结西班牙先进工人，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莫拉哥之流的宗派活动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把有关西班牙斗争的材料源源不断地寄给恩格斯。

恩格斯根据拉法格寄来的材料，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不断提请大家注意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动向。当时，总委员会里对这个问题存在争论，大多数委员认为应对巴枯宁分裂主义者做个干脆的了断，在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一劳永逸地禁止他们不负责任的活动。另外一些委员则认为，恩格斯的有关报道即使不是完全捏造，也有些夸大其词，巴枯宁的追随者们是有些太过激进，但还不至于沦落到耍两面派手段的地步。

他们的愿望是善良的，但很快就被巴枯宁信徒们的实际行为打破了：他们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米尼举行了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宣布与伦敦总委员会毫无关系。

公开的分裂活动警醒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予以全面清算。

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恩格斯一方面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广为联系，力争有尽可能多的革命者参加大会，以便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同时，他多方搜集巴枯宁派的追随者从事秘密组织活动的材料。

1872年9月2日至7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了。当恩格斯同马克思夫妇、劳拉夫妇以及爱琳娜一起到达海牙时，他们马上意识到会前做出的种种努力没有白费，在出席大会的65名代表中，支持总委员会的占了多数。

抵达海牙（中国画）（马振生作）

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加强还是削弱总委员会的权威。

巴枯宁本人没有参加大会，但以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为代表的巴枯宁的追随者们在会上依然十分活跃。吉约姆等人认为，总委员会不应该成为国际工人协会这个“伟大身躯的头脑”，不应该拥有权威性的权力，甚至它的存在本身都是没有必要的。

总委员会的支持者驳斥了吉约姆之流的陈词滥调，论证了总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已发挥和正在发挥的重大作用。拉法格针锋相对地说，要是我们没有什么总委员会，我们就应该立刻把它建立起来。美国代表左尔格指出，总委员会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应当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如果说总委员会不是统帅，那么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调兵遣将的总司令部；如果吉约姆希望国际工人协会是无头的，那么他就把国际工人协会降低到了低等动物机体的水平；我们则希望它不光有一个头，而且有一个大脑发达的头，如果敌人开炮的话，我们是决不会只用霰弹回击的。

大会集中批驳了巴枯宁主义者放弃政治斗争的谬论，再次肯定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在大会上，由总委员会委任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公布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在国际内部进行的有组织的破坏活动的情况，恩格斯则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这一来，本来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不甚了解的代表也打消了疑虑，认清了巴枯宁集团的实质和危害。因此，在大会讨论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时，没费多大周折就通过了。

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会后步出会场（当时的版画）

大会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那就是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而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目的，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至此，国际工人协会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各国工人阶级开始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斗争的条件和形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适应这个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提议把总委员会驻地从伦敦迁往纽约。他们认为，总委员会设在伦敦已经8年了，难免出现某些僵化或程式化的地方，而协会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已不利于总委员会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责，只有迁往处于矛盾焦点之外的纽约，总委员会才能更好地成为一个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的强有力的职能机构。大会同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并选举左尔格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

为了从理论上回击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反权威十字军征讨，恩格斯在从事实际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的同时，还专门撰写了《论权威》一文。恩格斯说：

弗里德里希·道夫·左尔格（1828-1906）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恩格斯首先指出，在现代社会既有的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包括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都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而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必然要求把各相关要素愈益紧密地组织起来，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这种组织是难以想象的。

在未来社会里，资本家已被消灭，工人阶级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权威也不会消失，而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庞大的工厂，复杂的机器，相互依赖的现代化生产和流通过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并且，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从而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而只是拼命反对字眼，这就是那些反权威主义的“深奥的思想家”的思维方法。诚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也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可问题是，反权威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和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恩格斯反诘道：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要么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只是在那里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他们知道所谓的“反权威”最终意味着什么，那他们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与《论权威》发表后，巴枯宁分裂主义者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影响日渐衰落，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不少人转到了总委员会的立场上来。但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还在瑞士、西班牙以及巴枯宁故乡俄罗斯时有活动。恩格斯为了清除他们的残余影响，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写于1873年9至10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以及1874年至1875年间以“流亡者文献”为总题断断续续写成的一组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新趋势的文章，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