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7月3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是以这样几行字开头的:
亲爱的弗雷德:
最热烈地祝贺你逃出了“埃及的幽囚”。为了祝贺这件事,我喝了“不该喝的一小杯”,不过是在深夜,而不是像普鲁士宪兵那样在大清早。
从马克思欢快的笔调和调侃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得以摆脱商业的羁绊,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清楚地知道,恩格斯为了以最有利的方式逃出这“埃及的幽囚”,做了整整10年的努力。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突然死于伤寒,子女们为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了争执。
几个弟弟妹妹提出,鉴于大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直对商业即家族的事业不重视,恩格斯家族在巴门、恩格耳斯基尔亨和曼彻斯特拥有的三个公司都不应该给予他继承权,但可以让他先以恩格斯家族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条件成熟时作为正式股东,负责经营家族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里的投资。
在弟弟妹妹们的坚持下,母亲也同意了这一建议。恩格斯对此很不满意,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我也有一份权利,我的弟弟们无权要求我无缘无故为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我的权利。”但最终恩格斯还是接受了这个遗产处理方案。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母亲的关系:“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这样一种遗产处理方案意味着:一方面,恩格斯不得不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来从事商业,因为他是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而按当时英国的法律,公司破产由股东承担全部责任;可另一方面,恩格斯家族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全部投资都不属于恩格斯,他只是为一笔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里其他成员的投资担着风险。但是,如果恩格斯放弃这份工作,不但白白地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而一无所获,而且眼下的生计也成问题。如果恩格斯答应担任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家族投在公司里的1万英镑资本就会在名义上转移到他的账上,他只需付给家族5%的利息,超额盈利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收入。
根据协议,恩格斯1860年4月7日至1864年6月30日担任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员兼襄理。协议书上有这样两段话,从中可以约略地知道他在1860年至1864年间的工作和收入情况:
当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应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本协议所规定的工作,尊重哥特弗利德·欧门以及届时的雇主或几个雇主对公司的有关指示;在上述规定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或经营任何生意。
哥特弗利德·欧门每年按月付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百英镑的生活费。在工作和任职期间,每次在月底最后一天支付,在任职期间如果本人提出请求并经决定后,也可将支付日期定在另一天。只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本公司服务并履行自己的职责,本公司将从当时利润中按每一百英镑提取十英镑,作为对其工作的额外酬金。
每年10%的利润究竟是多少,现已无证可查,因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账簿没有保存下来。但根据其他相关材料综合分析,公司的投资利率至少在15%以上。这笔收入加上公司按月付给的100英镑生活费,恩格斯在此期间的生活状况应该是有较大改善的。
1864年6月30日协议期满后,哥特弗利德·欧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又签了一份为期5年(1864年7月1日至1869年6月30日)的新契约,正式确立恩格斯在公司里的股东身份,参与全部利润分成,同时取消每月100英镑的生活费。
根据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商会的报告,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利润达投资金额的25%,而他在前几年只能得到公司利润的10%(大约相当于投资金额的15%)。因此,恩格斯的收入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然,应付给家族的5厘利息仍然不变,并且家族始终有权随时支配1万英镑的资本金。
成为正式股东后,恩格斯更忙了,他不得不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穷无尽的业务洽谈、来往信件和收支账目上,耗费在同其他股东的不断争执上。他十分担心周而复始的商业生活会影响自己从事理论研究和思想创造的能力,因而竭力想摆脱这种身不由己的尴尬处境。1867年4月,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想法:
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利德的合同就要满期,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人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分裂更早发生也不是不可能的。果然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如果现在还独自创业,那就是说,要极其辛勤地操劳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要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
彻底摆脱商业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易就能下定决心的事。之前,恩格斯必须安排好自己和莉希以及马克思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至少要做到在数年之内大家不必为金钱操心。并且,按恩格斯的说法,“还要考虑到一个可能的情况,即遇到什么事变时,我们不得不重返大陆,因而将需要一笔紧急的开支”。
为此,恩格斯在1868年底与哥特弗利德·欧门谈判契约到期后进一步的合作方式时,专门致信马克思,要他“立即”“十分准确地”答复下面两个问题,以便自己能在谈判中争取到最有利的合作条件:
第一,他需要多少钱才能一次性还清全部债务;
第二,他平时的正常开支(除去治病和意外的紧急开支)每年350英镑是否够用。
根据恩格斯与欧门家族初步谈判的情况,欧门家族将付给恩格斯一笔“赎买金”,要恩格斯保证在五年内不参加同它竞争的企业,并允许他继续领导公司。恩格斯如果答应这个条件,在五六年内每年寄给马克思350英镑就不成为问题了,紧急情况下甚至还能多一些。
马克思收到这封信后十分感动,立即回信向恩格斯谈了自己的开支情况:债务总额210英镑,如果不是因为一切都赊账多花了好多钱,每年350英镑完全够用。也就是说,只要彻底摆脱债务,用350英镑是能够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恩格斯心中有底了,便于1868年12月2日同欧门家族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继续履行1864年契约中规定的责任,在曼彻斯特营业部负责行政管理,直到1869年6月30日止。并且,契约期满后,他还得在曼彻斯特多住一年,以便他的继任者能向他咨询相关事务。恩格斯放弃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权利,并保证在五年内不参加与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作为补偿,欧门家族应于1869年6月30日一次性付给恩格斯1750英镑。恩格斯在1869年6月30日至1870年6月30日之间,有权把5000英镑留在公司,并提取5%的利息。(www.xing528.com)
1869年8月10日,恩格斯同欧门家族签署了一项解约协定。其中规定,恩格斯退出公司后,哥特弗利德·欧门仍以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恩格斯不得干涉公司具体业务,但可以购买公司股份。该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即从1870年7月1日至1875年6月30日,双方必须至少在期满前一年提出书面解约申请,否则有限期将自动延长。
1874年6月1日,恩格斯提出了解约申请,要求公司在1875年6月30日以后不得再把自己的名字作为股东印制在公司发送的任何商品上。欧门随即成立了曼彻斯特欧门-罗比公司。自此,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商务关系彻底结束了。
总的看来,恩格斯对自己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20年生活虽然不甚满意,但毕竟积攒了“一笔可观的钱”,为以后从事著述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1879年下半年,恩格斯先后分四次把家族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1万英镑资本金寄还给母亲。他自己余下约1万英镑,包括自己几年来的收入和欧门付给他的赔偿金。
显然,要应付今后几十年的各种需要,这笔钱并不充裕,还必须算计着花。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从结束商务生活的第一天起,他就立了一本收支账簿,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录下来,好看一看有多少钱是花在无用的事情上的,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知道应该从何处压缩开支。这本账一直记录到他逝世前夕。
结束商业生活,专心致志于自己所喜爱的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是恩格斯多年的夙愿。这种愿望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从爱琳娜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出来。
1869年6月30日,爱琳娜正在恩格斯家中做客,亲眼看到了恩格斯因马上就可以摆脱20年“苦刑式”的经商工作而表现出来的喜悦之情。她这样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他喊得多么高兴:“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那时我还年幼,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一回想起这些情景,总忍不住流下泪来。
是啊,恩格斯原本就是一个思想家,一个革命者,一个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最大罪恶并试图改变这种关系的勇敢的战士。可命运恰恰同他开了一个玩笑,要他亲自参与资本的罪恶运作,并且参与了整整20年!
这种参与虽然为他和马克思彻底批判资本的逻辑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和切身的体验,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可以令恩格斯感到丝毫愉快的生活。难怪他在结束这种生活的第二天,就情不自禁地对好友马克思欢呼:
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在天气晴朗的田野里漫步,而无须再去那阴郁的城市和办事处;坐在舒适的写字台前,打开窗户,看着窗台上的花卉和房前的树木,而无须担心煤烟尘垢扑鼻而来,无须待在阴暗的货栈里忙忙碌碌……
恩格斯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仿佛年轻了10岁。1870年2月,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
我今年夏末迁居伦敦,现在已经决定了。莉希说,她想离开曼彻斯特,越早越好,她和亲戚发生了一些争执,因此这里的一切都使她厌烦。我们房子的租期9月届满,所以在7月和9月之间必须把一切办好。
尽管恩格斯结束商业生活后必定迁居伦敦是预料之中的,但这个消息还是让马克思一家高兴不已。马克思多么希望早日能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朝夕相处,谈古论今,评点天下。燕妮更是“多少次暗自盼望”恩格斯搬来,因为马克思近几年来由于过度疲劳,生活没有规律,身体每况愈下,她知道只有恩格斯的到来才能使丈夫的生活方式稍有改变。女儿们,尤其是小女儿爱琳娜,对活泼开朗的恩格斯和善良美丽的莉希也是亲热无比,有说不完的话。
为了给恩格斯一家找到一处舒适的住房,燕妮四处奔走。7月中旬,终于选定了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她马上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房子周围的环境很好,内部设施很完善,十分敞亮,几乎用不着走出屋子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迁居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洲革命风暴重新来临。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代表了工人阶级将在民族国家内,通过组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标志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则预示着欧洲的局势将重新进入全面动荡之中。
正是在这个时候,恩格斯扔掉了商业上的包袱,轻装上阵,直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对他自己来说,这固然是一种快乐,而对革命运动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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