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参与

1857年夏末，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上的危机促成了政治上的活跃，人民民主运动再度高涨。自1850年以来一直郁郁寡欢的恩格斯重新进入亢奋状态，他激动地对马克思说：

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泽稷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

英国的工会联合会又开始了争取普选权的鼓动；

法国民众对路易·波拿巴独裁政权愈来愈感到不满，工人们又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

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斗争风云又起；

德国愈来愈频繁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宣告了工人运动的再度觉醒；

……

欧洲的政治沉寂时期已经结束，新的动荡开始了。

在这种情势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迫切需要找寻新的途径去传播自己的思想。1859年3月，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因为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必须设法找到直接和欧洲读者见面的途径，只给大洋彼岸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之类的报刊撰稿是远远不够了。于是，先是马克思答应为维也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撰稿，恩格斯也把自己的军事政治论文投给欧洲的军事理论刊物，并出版《波河与莱茵河》等时评小册子。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而四处张罗，以便能不受约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1859年5月7日，一家由德国流亡者创办的德文周报《人民报》在伦敦出版。马克思从第2期开始就实际上承担了周报的编辑工作，恩格斯则通过出资帮助和撰写一系列重要文章来支持周报。

《人民报》只存在了三个多月就停刊了，马克思、恩格斯只得重新同欧洲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报刊建立联系。这时候，相继发生了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事、政治事件，引起了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一是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二是1863年波兰人民为反抗沙俄统治而举行的起义。

美国内战特别引起恩格斯关注的是它的政治前景。恩格斯认为，废除奴隶制是整个战争的关键，而为黑人的解放进行斗争同工人阶级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只要黑人工人身上还有奴隶制的耻辱性污点，白人工人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英国和爱尔兰工人阶级发起的反对英国政府旨在支持南方的干涉计划的运动，是一种高度的阶级自觉，也是一种无私和勇敢。身处于英国纺织工业中心的曼彻斯特，恩格斯清楚地看到，由于美国内战引起的棉花危机，大多数工厂开工不足，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承受着失业、减薪或其他种种损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能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持美国北方的进步战争，无疑是高尚情操的体现。

恩格斯对波兰起义者的同情和支持，也像支持英国工人反对政府的干涉行动一样，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根本利益的维护。他认为，重建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是削弱沙皇专制制度在欧洲的势力并推动普鲁士、奥地利及俄国本土的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前提。

为了支持起义者，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募捐，并打算和马克思合写一本题为《德国和波兰》的小册子，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论述普鲁士和俄国对波兰人民卑鄙的压迫政策，以及这两个国家从西欧列强那里所获得的支持。

按原定的写作计划，恩格斯负责书中的军事部分，马克思负责外交部分。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通过准备材料和认真思考，恩格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波兰起义的失败表明，只有同欧洲的革命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盟，才能有助于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成功。这一结论很快得到各国工人活动家的认同。

波兰起义的爆发，促成了建立国际性工人阶级联合组织的条件的成熟。伦敦工人向巴黎工人发出了一篇呼吁书，希望他们在波兰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巴黎工人很快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863年波兰起义者

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波兰、瑞士等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集会，声援波兰起义，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会上选出了一个由3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866年改名为总委员会），负责拟定协会的章程和条例，并授权增补新委员。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864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英国工联领导人奥尔哲为协会主席，克里默为名誉总书记。同时，选出一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由9人组成的小委员会，负责起草协会的纲领和章程。最后，小委员会否定了英国欧文主义者和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提出的纲领草案，而把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作为协会文件下发给全体会员。

恩格斯没有参加圣马丁堂集会，在最初几年里也没有担任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职务。但他作为协会最早、最坚定的会员之一，积极协助担任协会领导工作的马克思广泛开展活动，对协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恩格斯正在丹麦旅行。11月初，旅行归来的恩格斯收到了马克思的一封长信，信中通报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过程、圣马丁堂集会的情况、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小委员会的选举及其使命等“重要事情”。

恩格斯对此十分高兴，认为协会的成立，使他和马克思“又同那些至少是代表自己阶级的人发生了联系”，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但是，恩格斯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协会的成分复杂，“一旦问题提得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

恩格斯的这个想法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实际上，马克思在起草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才用当时在各国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都能接受的温和形式，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所应遵循的革命原则。

像这样的默契，在马克思、恩格斯投身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活动时，是经常存在的。恩格斯由于不住在伦敦，不可能直接参与协会的领导工作，因而主要是作为马克思的参谋和助手，协助马克思领导协会。

马克思是整个协会的灵魂，恩格斯便是第二灵魂。

马克思把协会特别是总委员会的一切重大事情都写信告诉恩格斯，并把大部分文件寄给恩格斯，以便恩格斯可以充分了解协会的发展进程，对协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发表意见。(www.xing528.com)

因此，恩格斯对协会的活动情况包括内部分歧都了如指掌。他经常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为协会的工作出谋划策，甚至帮助马克思起草有关文件，撰写有关文章，指导协会工作。恩格斯还利用经商的有利条件，动员自己的朋友，为协会能出版一份自己的报纸而募集经费，并积极写稿，阐述和传播马克思的政治策略。

在处理协会的种种重大问题时，恩格斯的意见通常都受到马克思的高度重视。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内部分歧太大，特别是英国工联派首脑们为了自己的“改革运动”而不重视协会的活动，有人提议将大会延期举行，马克思也拿不准是否应该延期。他急切地去信询问恩格斯的意见，并要求他立即回答。恩格斯明确表示，大会延期不会有什么好处，哪怕大会不能通过像样的决议也应该如期举行，否则，一切按着工联主义者的步子走，将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耻辱。马克思很快回信表示同意恩格斯的意见，决定尽力促使代表大会如期召开。

《喜讯传来》（中国画）（甘正伦王庆明作）。恩格斯没有参加圣马丁堂集会，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消息是马克思写信告诉他的

1868年11月，巴枯宁派把他们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寄给总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接纳在日内瓦成立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独立的国际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把有关文件寄给恩格斯，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巴枯宁分子的做法纯粹是一种欺骗行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国际工人协会“就会有两个总委员会，甚至有两个代表大会；这是国中之国，而设在伦敦的实践的总委员会和设在日内瓦的即‘理想主义’总委员会之间，从第一分钟起，就会发生冲突。正如不能有两个总委员会一样，在国际内也不能有两个国际的（按任务说）组织”。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力主之下拒绝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要求，挫败了巴枯宁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自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积极成员，恩格斯并不完全是被动地给马克思做参谋和助手，他一旦发现有关协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尽心尽责地建议协会采取相应行动。

1866年春，恩格斯发现，英国企业主从德国运来了一批缝纫工人，利用他们补充罢工工人的工作岗位，以便破坏英国工人的罢工。恩格斯当即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马克思，请求国际工人协会采取必要措施，反对继续把大批德国工人运到英国。恩格斯这封重要信件抵达的当天晚上，马克思就召集总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了《警告》一文，提醒德国工人应该从维护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出发，不要在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充当资本的顺从的雇佣兵。

一边是紧张忙碌的商务应酬，一边是头绪繁多的协会工作，恩格斯不得不为此加倍地付出时间和精力：“运动的新高涨实在使我非常辛苦。真是要命！为了营业整天要通信；为了党和出版人等等，晚上还要写到一两点钟。”

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马克思主义者同工联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机会主义派别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恩格斯总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一边。

为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兰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恩格斯受马克思委托撰写了一组总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论文，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反对沙俄、支持波兰的立场。

为反对拉萨尔主义者对协会活动的干扰，恩格斯除了与德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并随时针对具体问题写一些时评或短论外，还围绕普鲁士“制宪冲突”，赶写了一篇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长篇政论文《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1865年3月10日，恩格斯在给侨居美国的老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伦敦的国际协会工作很有进展，巴黎的情况特别好，但是伦敦也不差。在瑞士和意大利，工作都很顺利。只有德国的拉萨尔派搞不好……不过我们正在收到德国各地的来信和建议，情况已有决定性改变，其余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

当时，国际工人协会虽然成立不久，但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已经很大，许多国家原有的工人组织都纷纷表明态度，愿意与协会在国际性的行动上保持一致。唯有德国的拉萨尔派自以为是，对协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竭力反对和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协会，并在他们所把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协会进行诽谤，企图削弱协会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马克思十分气愤地说：“只要这种拉萨尔主义的脏东西在德国还占上风，国际协会在那里就没有地位。”其实，早在半年以前，当获悉拉萨尔去世的消息时，恩格斯就清楚地意识到：“不论拉萨尔在品性上、在著作上、在学术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在政治上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

可是，德国工人的态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却又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是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与组建国际工人协会的，并当选为且一直担任总委员会的德国通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的地位是否稳固，是否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德国工人阶级“真实力量”的支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加紧与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们保持联系，力图通过他们影响德国工人阶级，使其尽快摆脱拉萨尔的思想和策略。1862年回国的李卜克内西，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工人中开展工作的最得力的执行人。

19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与议会之间出现了所谓的“制宪冲突”：政府要求改组军队、增拨军费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则持反对态度。随着冲突日趋激烈，双方都向德国的第三支政治势力——工人阶级寻求支持。拉萨尔派耽于“王朝社会主义”的幻想，公开倒向封建贵族，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极大混乱。

这场冲突，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场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争夺德国领导权的斗争。

为了引导德国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李卜克内西请求恩格斯就此问题写一篇文章，阐明工人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所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恩格斯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仅仅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而且只是晚上的时间，就写完了题为《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长文，篇幅达3.5个印张。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剖析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都想拉拢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附庸的企图。他指出，工人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独立的未来，不可能充当任何阶级的附庸。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为了推动历史的进步，也可以与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封建贵族的暂时联盟，但必须随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恩格斯精辟地分析出拉萨尔派鼓动工人阶级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通过普选取得政权的论调，只不过是无稽之谈。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根本不可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在现代历史上，无论英国还是法国，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这样做过。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反动政府正是要把全部实权抓在自己手里，难道可以奢望它会把资产阶级的权力剥夺来馈赠给工人阶级吗？

并且，鉴于德国的政治社会现实，争取普选权实际上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陷阱。

德国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议会不过是装饰品，一切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队和官吏手中。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没有任何集会、结社的自由，报刊受到严格控制，再加上人数比城市工人多两倍的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中来，仍然充当着封建贵族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可能通过普选权获得丝毫成功。目前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还被政府容忍着，一是由于它还比较温和，二是因为政府要用它来对付资产阶级。工人运动一旦发展到危及政府时，必定会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于1865年1月底开始创作，2月11日完成，2月底在汉堡出版单行本。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但对文章的精彩论述称赞不已，而且为恩格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快速工作本领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本小册子的及时出版，对德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拉萨尔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全德工人联合会也于次年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力量，极大地帮助和推动了国际工人协会工作的开展。

整个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主要是作为马克思的参谋和助手投身国际工人运动并参与国际工人协会领导工作的。这种参与虽是间接的，但由于恩格斯所具有的坚定的意志、广博的学识和充沛的精力，其作用是巨大的。

1870年，恩格斯迁居伦敦并被增补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作为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直接投身到声援巴黎公社、反对巴枯宁分裂主义等重大活动的领导工作之中，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独特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