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失败后，革命阵营出现了分化。
19世纪50年代初期，一批参加过欧洲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聚集伦敦。他们是“一堆由法兰克福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国宪法这出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组成的混合物”。这些“流亡中的大人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主张不以为然，企图凭借主观想象制造革命，用荒谬可笑的冒险行为欺世盗名。他们到处炫耀自己的“革命”资本，把流亡当作营生，招摇撞骗，乞求施舍，败坏革命声誉。更有甚者，他们还大肆攻击和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分化革命力量。当时，李卜克内西就收到了一封劝说他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煽动信。信中这样写道：
在这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可以独自显示你的才能。而在那边呢？在那边你是一个小皮球，是一头被迫替人驮东西和被人嘲笑的小驴。你的处境又怎样呢？上面的主宰是你那位全知全能、大贤大德的马克思。他后面空了很长很长一段，其次是恩格斯，他后面又空了很长一段。然后是沃尔弗，后面又是无尽的空白。只有在他们之后也许能替这头“多情的小驴”李卜克内西找到一块小小的地方。
李卜克内西自然不为他们的无赖言辞所动。他深知，在值得自己尊敬的人之下学习和工作，并不是什么屈辱；同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有很多东西值得自己学习的人待在一起，比同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物”相处要愉快得多。
在流亡伦敦的“大人物”中，诗人兼政治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尔诺德·卢格、旧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记者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等人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或者以激进的言辞进行不负责任的鼓动，或者以荒谬的哲学理论故作高深地卖弄，或者以政客的手腕开展各种穿梭联络，成为德国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人物。
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政治态度是摇摆不定的，种种无赖般的争权夺利行径更是令人不齿的。马克思、恩格斯从1850年秋天开始，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和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各种会议上，在给各国盟员和政治活动家的书信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1852年5月至6月，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
在曼彻斯特漫长的20多年岁月中，恩格斯除了必要的商务应酬和一般的娱乐消遣外，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交往并不多。他最有规律性的交往是同马克思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有时也给乔治·哈尼、厄内斯特·琼斯写一些东西。此外，经常来往的朋友不过寥寥三五人而已。性格开朗的恩格斯之所以离群索居，根本的原因，是在当时革命低潮的客观形势下，不可能进行有价值的广泛政治交往和学术交往。
一大批流亡伦敦的昔日的革命者已经堕落了，他们把流亡视为一种营生，整天争吵不休，在种种庸俗无聊的勾当中虚掷光阴。而一些往日的战友或者牺牲了，或者流落他乡失去联系。也有一部分人面对低落的革命形势，心灰意冷，远离了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感到，与其出于礼貌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一些毫无意义的穿梭往来，还不如做一个“真正的独身者”。这样还可以摆脱流亡者之间的各种纠纷和争吵，不必为那些不可救药的蠢材们所干的种种冒险活动承担责任，以便挤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学习和研究。
19世纪60年代初的马克思
19世纪60年代初的恩格斯
19世纪50至60年代，在恩格斯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中，除了故交威廉·沃尔弗以外，便是同年轻的化学家卡尔·肖莱马和法学家赛姆·穆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恩格斯与沃尔弗的结识，是在1846年4月的布鲁塞尔。两人虽不能说是一见如故，但很快就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当时，恩格斯正与马克思一起紧张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沃尔弗的造访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政治原因被普鲁士政府通缉的流亡者很多，品质和素质良莠不齐，其中不乏鱼目混珠之辈。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他们交往时一直十分谨慎，因而一开始对这个身材矮小而健壮、一副德国东部农民样子的沃尔弗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
恩格斯后来回忆说：“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可是，没有几天，马克思、恩格斯就发现，沃尔弗是一个具有良好素养和沉着、刚毅性格的值得信赖的朋友。
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终身不渝的诚挚友谊。改组正义者同盟，编辑《新莱茵报》，沃尔弗都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一起。在共同的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顺境和逆境的反复考验下，沃尔弗充分表现出了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沃尔弗流亡英国，1853年9月定居曼彻斯特。恩格斯通过各种关系给沃尔弗找工作，帮他度过流亡初期的艰难日子。沃尔弗成为几乎是唯一的经常出入恩格斯城郊小屋的挚友。两人年龄虽然相差11岁（沃尔弗生于1809年），但共同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理想使他们无话不谈，情同手足。
与沃尔弗的友谊，成为支撑恩格斯熬过枯燥的商业生涯的重要精神支柱。
20年后，恩格斯深情地回忆道：“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的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劳累过度，沃尔弗1864年春天犯了严重的头痛病，失眠越来越厉害，到后来几乎是彻夜不眠。5月9日，他因脑溢血复发而去世。
“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恩格斯对沃尔弗的崇高评价是毫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扉页上庄严地写上：
献给
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与卡尔·肖莱马的交往，缘于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及对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的充分重视。
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然科学取得丰硕成就并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阔步并行，带来了整个社会面貌的根本性变革。
恩格斯青少年时代明显受到了这种工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气氛的熏陶，他当时就读的爱北斐特中学是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在那里牢固地掌握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数学知识。
1844年初，恩格斯为撰写《英国状况》系列文章，比较集中地研读了一批自然科学文献，包括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英国地质学家查理·赖尔、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耐等人的著作。这为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自然科学或者说解决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打下了基础。
1858年，在马克思的鼓励下，恩格斯利用经商余暇开始系统钻研黑格尔哲学，尤其注意把黑格尔哲学与黑格尔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进展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当年7月，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随后，恩格斯还谈到有机化学的成果、细胞学说的创立，以及证明了自然发展过程中的辩证特征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发展，谈到了这些自然科学新成就的伟大的革命意义。
有了上述科学背景和实践背景，恩格斯19世纪60年代初与肖莱马的结识就不是偶然的了。
肖莱马是现代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1834年生于达姆斯塔特，1858年移居曼彻斯特。19世纪60年代，肖莱马才30岁出头就完成了化学领域内一些划时代的发现，187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4年，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专门为这位德裔科学家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格拉斯哥大学也授予他名誉博士的学位。(www.xing528.com)
恩格斯与肖莱马结交，一方面是欣赏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执着和大无畏精神。恩格斯清楚地记得，肖莱马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去看他，那是做实验时一些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物质在他手上爆炸而留下的“光荣的伤痕”，只是由于戴着眼镜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另一方面，肖莱马并不因自己学业上的成就而自傲，他为人十分谦虚，对工人群众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是国际工人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忠诚的党员，在英国有“社会民主党人教授”之称。
在曼彻斯特期间，肖莱马经常拜访恩格斯。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恩格斯发现，肖莱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像许多思维狭隘的自然科学家那样，只把眼光盯在某项专门的研究上。他除了在有机化学的一些专门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化学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方面表现出了特殊的天赋。
肖莱马也许还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黑格尔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肖莱马对黑格尔评价很高。恩格斯对此大为欣赏，他认为，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流动的量，而这一点恰恰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最容易学到。
对肖莱马来说，恩格斯是他政治信仰的支持者和指导者。19世纪6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了。与恩格斯的交往，则使他进一步对自己早已理解的信念获得了经济学上的论证。
后来，肖莱马由于通过恩格斯（还有马克思）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于是他怀着很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纯粹拉萨尔主义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
恩格斯与肖莱马（木刻）（李以泰作）
1870年底恩格斯移居伦敦以后，肖莱马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十分频繁，且每有假期必到恩格斯府上拜访，两人谈得最多的还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到了晚年，恩格斯与肖莱马的感情更深，经常结伴远足：
1888年，两位老人同艾威林夫妇一起去北美旅游；
1890年又一起到挪威北角；
1891年打算畅游苏格兰和爱尔兰，结果肖莱马因病未能成行；
1892年5月，肖莱马肺癌加重，卧床不起，于6月27日逝世。
参加葬礼的除各国科学界代表外，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恩格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这位忠实的朋友和同志的墓前献了花圈。1892年7月3日，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悼文，对肖莱马的学术贡献和政治品质作了高度评价。
和肖莱马差不多同龄的英国法学家赛姆·穆尔也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19世纪60年代的穆尔和恩格斯一样，也是一个店主，经营着一家棉纺厂。1878年破产后成为一名专职律师，1889年曾出使尼日尔（英国殖民地）任阿萨巴的高等法官。穆尔的学术爱好十分广泛，除法律以外，对数学、经济学、地质学、植物学都颇有研究，且熟悉英国社会情况，是恩格斯科研工作的得力助手。
1863年，刚刚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的穆尔认识了恩格斯，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恩格斯对穆尔的才华和人品都十分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本民族的一切优点而没有任何一点缺点的典型的英国人。穆尔则由衷地认为，恩格斯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对人亲切真诚，每一次和他谈话都能学到许多东西。
把穆尔同恩格斯在学术上和政治信仰上真正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
马克思1857年正式动笔撰写《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到19世纪60年代中各卷手稿基本完成，1866年对第一卷作了全面的修改和润色，1867年在恩格斯的建议下先以德文出版了这一卷。在改稿过程中，马克思打算在德文版出版后，就找一个可靠的人把它译成英文。恩格斯囿于繁重的商务活动和科研任务，无法亲自承担《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便向马克思推荐了穆尔。马克思已经通过恩格斯的介绍知道了穆尔的情况，于是欣然同意。而穆尔本就对马克思十分仰慕，他把翻译《资本论》当作向马克思学习的一个绝好机会。为此，穆尔除了努力掌握德语外，还精心研读《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经常同恩格斯探讨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钻研政治经济学说史。
1868年3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十分欣慰地告诉他：“在这儿，赛姆·穆尔是你的书最热心的读者；他确实已经认认真真地读了600多页，并且还在孜孜不倦地往下读哩。”
过了几个月，恩格斯又写信告诉马克思，穆尔正在热心研究他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书中的思想和理论都理解得很好，尤其对货币理论所蕴含的辩证法完全领会了。
恩格斯对穆尔的了解及他在整个翻译准备过程中的悉心指导，加上穆尔自己的刻苦努力，使马克思相信，穆尔将成为《资本论》最合适的英文译者。事实也的确如此，后来出版的穆尔翻译的《资本论》英文译本，用词准确，行文流畅，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评（此时马克思已经去世）。
恩格斯常常同穆尔结伴外出，有时候是休假，有时候是做调查。一起度周末，成了他们共同的乐趣。恩格斯时不时会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同穆尔又到哪儿去住了几天，又搞了诸如“地质考察”“植被研究”之类十分有趣的活动等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相互通信中，赛姆·穆尔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及的。仅1868年至1869年，就有近30次之多。从这些通信可以看出，穆尔已经参与了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朋友。
下面这件事是很能说明情况的：
1868年6月22日，恩格斯写信问马克思，自己给伦敦《双周评论》写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已经写好，发表时是否署名“拉法格”。马克思在回信中说：“拉法格无论如何不能在文章上署名，因为他是法国人，而且已是我的女婿。就署上阿·威廉斯或诸如此类的名字吧。如果署名赛姆·穆尔那就再好不过了。”恩格斯立即回信表示赞同：“你说得对，赛姆正是在文章上署名的最适当的人。我今天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同时把文章给他，让他看一下，并标出可能带有德语特点的地方。”
虽然这篇署名“赛姆·穆尔”的书评后来被《双周评论》编辑部拒绝了，未能公开发表，但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穆尔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确有着特殊的关系。
沃尔弗、肖莱马和穆尔，有时候还加上德籍医生爱德华·龚佩尔特，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经常走动的朋友大概就这么几位。沃尔弗比他大11岁，肖莱马和穆尔则比他小10多岁。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正是有了沃尔弗、肖莱马、穆尔等人，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才不是“绝对孤寂”的，可“尽管恩格斯有这些朋友，但是要他这样生活20年，想起来还是很可怕的”。
打猎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十分喜爱的运动。《狩猎》（油画）（孙向阳作）
在这20年里，恩格斯和马克思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往返，不能不说是对内心深处感到交往不足的一种补偿。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某些信件中，可以隐约地看出他在曼彻斯特既渴望友谊又不敢大胆交往的苦衷。
1865年5月，马克思建议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分部，并争取当选为该分部同伦敦联系的通讯员，以便作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恩格斯当即回信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穆尔和龚佩尔特以外，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人，因为我不能和基尔曼之流共同做这样的事，如果同他一起，我们很快就会发生争执。何况，一旦出现了或建立了同工人的真正接触点，我的伦敦通讯员的地位就会给我带来各种各样难以完成的义务。而这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我这样做，一点也不能减轻你的负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不再关心实际的工人运动，恰恰相反，他不但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而且总是在理论上、组织上尤其在经济上为国际工人运动尽最大的义务，是国际工人协会最早、最积极的会员之一，也是协会中马克思主义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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