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的思考与行动：《恩格斯传》书摘

瑞士的流亡生活持续了大约三个月。瑞士当局竭力把这批革命的逃亡者尽快地引向别处。恩格斯几经周折，于1849年11月10日左右抵达伦敦，与先期到达的马克思一起，重组革命力量，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思想斗争和理论创建，全面清理革命的遗产。

革命失败了，反革命恢复了“秩序”。大风暴之后，过去的当权者依旧成为现在的当权者。普鲁士的军刀把王室的宝座和血腥的宁静奇妙地结合起来，在仍弥漫着硝烟的城市废墟上恢复了“财产和人身的神圣不可侵犯”；军事法庭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叛乱分子”送入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下太多的“叛国者”，唯一还存在的法律就是战地军事法庭的法律；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无家可归，流落国外，衣食无着。

1849年9月18日，马克思等人在伦敦发起成立了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它发表的第一份呼吁书中，痛心地指出：“一半国民身穿破衣烂衫伸手向人求乞。”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大多成为政治流亡者。

1849年秋，同盟领导成员再次聚集在伦敦。此时只有卡尔·沙佩尔尚在狱中，直到1850年春才得以释放，而约瑟夫·莫尔则已经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英勇牺牲了。

初冬的寒意已经漫上了伦敦街头，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那里，革命的热情并没有丝毫减退。他们一致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很快到来。特别是在法国，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最迟也会在来年春天爆发。现在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把分散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以便投入新一轮的革命斗争。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时期发挥了应有的革命作用，尽管它的活动由于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但在以下两方面经受住了考验：

其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而且不论在报纸上，还是在街垒、要塞和战场上，都始终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

其二，它的有关决议、通告，特别是它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关于革命运动的理论原则及其战略、策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同盟在革命中遭到的损失是巨大的，有的盟员牺牲了，有的被关进监牢，有的由于地址变动或其他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脱离了运动，致使同盟几乎无法再开展活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改组势在必行。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赶赴伦敦途中（中国画）（甘正伦王庆明作）

1848年9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伦敦重建，并加紧与分散于各地的同盟盟员及地方组织恢复联系。

1850年3月和6月，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起草了两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第一份告同盟书分析了同盟的状况，阐述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所应采取的策略。第二份告同盟书则详尽报道了同盟各地组织的活动情况，号召盟员要抓紧时间开展各种活动，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改组同盟是为了迎接新的革命，而革命要获得成功，必须建立广泛的无产阶级国际联系。1850年4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跟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及英国的宪章派左翼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建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协议第一条规定：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样明确的表述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正式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接着，协议指出：“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立。”这里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从协议的整个精神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协议中也存在着一些诸如“推翻一切特权”“共和主义的友爱”之类含义模糊甚至不确切的表述，这是为了实现各派的联盟而作出的必要妥协。

除了直接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工作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伦敦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阐发有关理论和历史问题，以统一盟员的思想。

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对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洗礼的同盟盟员来说，有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可供总结，特别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革命失败的原因、斗争中各阶级各党派的性质、革命的原则和策略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未来的革命做好思想准备。

此外，当时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大肆活动，为他们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动摇、妥协、背叛行为辩护，诽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妄图引诱工人离开无产阶级立场，充当他们的应声虫。不挫败他们的阴谋，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开展就无从谈起。

这就使得创办一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自己的刊物，从正反两个方面具有了必要性。

从1850年3月到11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共出版了6期（其中第5、6期合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执笔的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著作，还包括3篇《国际述评》及一些短论、书评、声明等。同盟活动家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也是该刊的经常撰稿人。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出版，出版事务由同盟中央委员康拉德·施拉姆总负责。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设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作为革命时期《新莱茵报》的继承者出现的，它不但要继承科隆《新莱茵报》的一切优秀传统，而且要把它们发扬光大，直到新的革命高潮来临，再作为日报在德国出版。可报纸只出版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停刊了。

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发行者经营不善、经费困难所致，而实质上的原因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通过对革命后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很快认识到：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换而言之，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将让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即生产力革命。

于是，他们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革命“幻想”，重新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不顾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所谓“革命的叛徒”之类的叫嚣，与同盟内外的庸俗民主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情绪和行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鉴于一个新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后初露端倪，新的革命不可能在最近发生，斗争的策略必须相应改变，即由紧急准备起义改为长期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样，革命力量的重组工作就从革命结束初期的直接进行方式过渡到了和平时期的迂回进行方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不再是发动革命，而是深入开展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工作，从思想上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从组织上加强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队伍建设。可是，同盟中央委员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等人却迷信武装暴动，无视欧洲现实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力量对比，主张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冒险主义的策略，马上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以便早日掌握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的临时政府。两种针锋相对的策略主张，导致了同盟内部从1850年8月开始的激烈争论，并以组织分裂告终。

维利希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曾是恩格斯的上司，由于恩格斯十分欣赏他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才能，介绍并推荐他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随即进入中央委员会。沙佩尔更是一位同盟老战士，积极参加并组织了1848年秋季科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充分展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但是，他们拒绝接受革命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一事实，不管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只顾号召工人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声称革命者要么是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要么是让别人来砍掉自己的脑袋。这种盲动主义无异于自取灭亡，实际是帮了敌人的忙，在思维方法上则陷入了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主观意识代替现实关系、用革命鼓动词句代替革命实际发展的误区。

维利希、沙佩尔等人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主张不以为然，同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打得火热，称他们为“自己人”，相互之间不但来往密切，而且共同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是“靠笔杆活动的人”，是“革命的叛徒”。

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决裂。

1850年9月15日，在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形成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少数派，两派思想交锋十分尖锐。为了防止同盟的公开分裂，会议在马克思的提议下，决定在科隆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而在伦敦设立两个彼此独立的区部，同属新中央领导。

维利希、沙佩尔等人拒不服从这一决定。会议还没有结束，维利希就拂袖而去。沙佩尔则公开声明不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并肆无忌惮地叫嚷：“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隆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

9月23日，维利希、沙佩尔等人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宣布开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正式形成了宗派小集团。

鉴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径，受会议正式委托而组成的科隆新中央于12月1日宣布将其开除出盟。之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继续追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人为地挑起革命。他们的密谋活动及有关文件很快为普鲁士当局所掌握，成为科隆审判案中反动当局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口实。

科隆审判案是普鲁士当局蓄意制造的。

1848年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普鲁士政府在国王的直接指使下，组织了一个以警务顾问为首，包括内政、外交、警察部门在内的庞大特务机构，专门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工人活动家进行监视、调查，企图制造一起阴谋案件，彻底扑灭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鲁士政府还在驻英使馆中成立了由警探格莱夫领导的特务小组，专门跟踪盯梢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活动。

1851年5月10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车站被捕，警察从他身上搜获了一些同盟文件和部分盟员的地址。据此，普鲁士当局发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立即逮捕了有关人员。同盟中央委员勒泽尔、比尔格尔斯、丹尼尔斯等人相继被捕，一场震动全欧的共产党人审判案拉开了帷幕。

令反动当局懊丧的是，它所获得的关于同盟的材料不足以构成普鲁士刑法典所规定的任何罪行的证据。法庭不得已一再拖延开庭时间，到处寻找“证据”，直到1852年10月4日才以“密谋叛国”罪，把被捕的11位同盟盟员交付科隆法庭审判。

在长达一年半的侦讯期间，警察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他们撬锁窃取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文件，并打入该集团内部搜集情报，甚至公然伪造会议记录及其他同盟文件。科隆法庭就凭这些“证据”，拼凑起一个由“十足的反动分子”组成的陪审团，开始了这场蓄谋已久的审判。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审判的全过程，用各种方式揭露普鲁士当局的阴谋和丑行，戳穿了所谓“罪证材料”的虚伪性。比如，由警探格莱夫等人一手炮制的所谓“原本记录”，内容荒诞无稽，通篇漏洞百出，以至于科隆审判案的主要策划人威廉·施梯伯也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本子”，承认它是捏造的。可是，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警察当局的每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干出五六种无法立刻揭穿的新的无耻勾当”，法庭就是根据这些伪造的文件和假证词，无视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蛮横无理地判处比尔格尔斯、列斯纳、勒泽尔、贝克尔、赖夫、奥托、诺特莱克等七人3至6年的徒刑。其他四人被宣告无罪，可丹尼尔斯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出狱不久就病逝了。

1852年至1853年普鲁士警察局档案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案卷》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假若宣判被告们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当局有罪。科隆案件宣判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深刻揭露普鲁士政府迫害革命者的挑衅行为及种种卑劣手段，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要求。(www.xing528.com)

随着科隆审判案的结束，德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续存在已经不合时宜了。

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自行宣布解散。

威廉·沃尔弗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亨利希·比尔格尔斯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卡尔·沙佩尔

罗兰特·丹尼尔斯

奥古斯特·维利希

彼得·诺特荣克

奥拉德·斯拉姆

维克多·特德斯科

约瑟夫·魏德迈

斯蒂凡·波尔恩

恩格斯·德朗克

威廉·李卜克内西

乔治·朱尼安·哈尼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

海尔曼·贝克尔

阿拉伯罕·雅科比

莫泽斯·赫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部分盟员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是无愧于自己的宗旨的，它在从成立到解散的5年多时间里，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同盟的解散，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重组革命力量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及时转变革命策略，帮助共产党人确立正确的斗争方向，积蓄力量，纯洁组织，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建树。

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的第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刚刚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革命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为共产党人投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而如火如荼的斗争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在革命结束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了大量时评、书评和论文，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这个时期，是恩格斯理论活动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之一。他完成了大量著述，其中的四部最具有代表性：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写于1849年8月至1850年2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连载。

《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夏，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

《国际述评（三）》，与马克思合著，1850年11月初完稿，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应《纽约每日论坛报》之约所写的一组文章，1851年10月25日至1852年10月23日不定期发表。

在这四部著作中，只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写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势的分析根本改变以前。也就是说，这部著作还是在认为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但是，由于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写成的，并没有多少不合时宜的地方。它详尽地分析了德国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作用，阐述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及全部起义过程，总结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

《德国农民战争》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著作，是对德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范例。恩格斯通过对300多年前爆发的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的深刻分析，把理论上的深刻总结和政治上的尖锐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述了1848年至1849年革命时期同样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揭示农民革命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

《国际述评（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继1850年2月和3月分别写作《国际述评（一）》和《国际述评（二）》之后，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观察和重新思考，完成革命策略转变的一部力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的直接原因，经济繁荣则为反革命的统治准备了条件。1848年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1847年的经济危机，1849年革命失败的一个深刻根源乃是当年夏天开始的经济繁荣。据此，在最近的将来，欧洲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所以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新发生矛盾并趋于尖锐化之后才能发生。当然，新的危机的来临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新的革命也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也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著作，可以把它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一起，视为论述德国历史发展的三部曲。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全面阐述了1848年至1849年德国革命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探讨了革命何以必然爆发和必然失败的社会根源，分析了各个社会阶级及其政治集团的不同利益和相互关系，进而为德国人民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策略和方向。

恩格斯在1849年至1852年期间的著述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围绕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展开的。他和马克思一样，其间最大的理论收获是通过对现实政治经济关系及近10年来欧洲经济社会史的系统研究，从历史事实中完全弄清了他们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的结论：

革命只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不可能人为地制造。由1847年世界贸易危机引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已经被始于1849年的新的工业繁荣取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条件下，不但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而且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

共产党人此时此刻的任务不是进行革命鼓动，而是广泛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积蓄革命力量，为将来的决战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