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政党创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为社会变革指明了方向。随后，马克思、恩格斯把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

恩格斯明确表示，他和马克思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但要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还要使无产阶级相信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并让它开花结果。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初，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尚处于紧张的创作过程之际，就在布鲁塞尔创立了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为建党做准备。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积极成员除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菲利普·日果、德国流亡革命家威廉·沃尔弗、德国政论家约瑟夫·魏德迈等，起初还包括德国著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的主持下（日果当时是布鲁塞尔市立图书馆的职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共产主义者的国际联系做了不少工作），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活跃的通信活动，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范围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信息交流及宣传网络。这个网络的建立及其卓有成效的活动，大大加强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团体之间的联系，互相通报情况，研究斗争策略，有利于克服当时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组织涣散问题；同时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教育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培养了一批革命的核心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这些工作都是在经济境况相当窘迫的条件下开展的。马克思基本不能从家里获得任何经济上的支持，而此时他和燕妮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开销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应付之难可想而知。恩格斯虽然不时可以收到家里的汇款，但要应付各种日常开销也是很拮据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原以为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获得一笔预付稿酬，可希望落空了，他们只得频繁地进出当铺，用首饰什物换取一日三餐。

1846年4月3日，恩格斯不得已给住在伦敦的妹夫艾米尔·布兰克写了一封求助信：

亲爱的艾米尔：

请立即寄给我六英镑或一百五十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等着老头4月1日寄钱给我，但是没有寄来，看样子，他是想在来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来。但是我现在有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要去赎回来，因此现在我必须有这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几乎完全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太多。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一半，这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

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去了。最后我再一次请求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守秘密。祝好。

你的弗

到了夏天，恩格斯的经济情况未见丝毫好转，他甚至已交不起公寓的租金，不得不搬出同盟路7号这家此时价钱显得特别昂贵的独立公寓，和玛丽一起住进了位于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的野林旅馆。野林旅馆是一家中档旅馆，房钱比较便宜。并且，马克思一家也早已住在这里了。

由于经费上的掣肘，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效率不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日常开支都只得靠从德国的熟人当中进行募集，很不稳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把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几乎在一切有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地方都成立了分会，或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些大多还规模不大的小组看作是传播自己科学思想的基地，以它们为中介，同广大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渐渐地，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发展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心和政治中心。

为了使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同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的斗争，以及与另一个著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之间关于“蒲鲁东协作社计划”的论战。

工人出身的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19世纪30年代即参加革命运动，40年代初在以德国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半密谋、半宣传性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中拥有很大影响和较高的威望。他出版了《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个贫困罪人的福音》等著作，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对启发工人觉悟、推动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还积极参加并领导正义者同盟的密谋活动和组织活动，多次遭到普鲁士政府的逮捕和流放。不过，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以绝对平均观为核心，空想成分很浓，反映了德国手工业工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他的著作尤其是后期著作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色彩，有碍于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甚至不顾德国当时的客观条件，反对无产阶级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都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流浪手工工人的局限性，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一度把魏特林当作共产主义思想的捍卫者，并十分尊重他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努力。1846年春，魏特林来到布鲁塞尔，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欢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耐心地去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并邀请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魏特林接受邀请，加入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但他妄自尊大，以救世主自居，不仅拒绝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正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反而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内部从事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由于魏特林的传统影响，如果不澄清思想上的是非，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将面临组织分裂或被错误路线左右的危险。

当时，马克思28岁，恩格斯26岁，他们的新学说刚刚诞生，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还不大。相反，魏特林已经38岁，从事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已有十几年，在德国、瑞士、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工人阶级职业革命家中颇有名气，屡次被反动政府逮捕和流放的经历更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1844年，魏特林流亡伦敦时，就受到了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来到布鲁塞尔后，他试图利用自己的这种影响，主导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发展方向。于是，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46年3月30日，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恩格斯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说，今天会议的目的是必须把与会者各自的观点弄明确，并通过辩论达成共识，进而制定共同的原则，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

魏特林接着发言，他并不陈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以基督的口吻居高临下地宣称：共产主义革命马上就要来到德国，大家不要再搞这些毫无意义的理论讨论，而应当立即采取行动，去鼓动工人、组织工人，直接投身革命运动。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充满幻想的盲动观点，并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不以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科学思想为指南，向工人们阐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和目的，那么一切都不过是不负责任的儿戏罢了；没有理论准备的鼓动，同传教士们所玩的那些空洞无聊的把戏没有两样，它实质上是一种欺骗，不可能给群众提供任何可靠的行动依据，更不可能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只会把他们引向毁灭。

通过这场辩论和随后的通信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得到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魏特林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同魏特林进行辩论以后不久，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于同年5月11日举行特别会议，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并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全部方针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

克利盖是1845年秋去美国的，以“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的身份开展活动。他在德国流亡工人的支持下，于1846年1月创办了周报《人民论坛报》并担任主笔，大肆贩卖他的“爱”的社会主义。他把一切社会运动归结为“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鼓吹“普遍的爱”和“兄弟合作”，要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在地球上建设“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他还据此把美国小资产阶级改革派反对土地垄断的运动描绘成共产主义的运动，声称只要废除地租，分给每个公民一小块土地，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这显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势必会对工人运动产生误导。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请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立即对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问题进行讨论，并亲自起草了一份长篇决议草案，全面批驳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伤感主义的梦呓，指出它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

在5月11日的会议上，围绕这份决议草案，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克利盖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会议进行了表决，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其余与会者均赞成把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决议草案作为会议正式决议分发给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并责成克利盖在最近的《人民论坛报》上全文发表这份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在决议中明确指出，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并作了“形而上学的夸大”，“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他把“爱”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人世间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爱”，其实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爱，爱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阶级性的。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绝不是什么“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至于克利盖把美国小资产阶级改革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看作是“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目的”，把它等同于共产主义，则是十分荒谬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运动固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它至多只能作为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小私有制毕竟和共产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以为只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拥有一小块“不可让渡”的土地的小私有者，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使人类过上永久幸福的生活，这不过是那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梦想。并且，这种梦想就像希望把一切人都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

克利盖迫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压力，不得已在1846年6月6日和13日出版的《人民论坛报》第23号和24号上连载了这份决议。决议的发表，对于澄清部分工人运动活动家的糊涂认识，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爱的说教，阐明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原则立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克利盖在决议发表后，不但没有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同魏特林等人勾结，在《人民论坛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替自己辩解，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成员。魏特林、克利盖等人的文章出笼的时候，恩格斯已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去了巴黎。他看到这些东西后十分气愤，特致信马克思，希望他予以反击：

这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魏特林兄弟的无耻行径在给克利盖的信中已登峰造极。至于细节，我已记不得，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

马克思很快就草拟了第二份反对克利盖的决议，下发给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各小组。这时候，魏特林已经完全站到了克利盖一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莫泽斯·赫斯也支持克利盖和魏特林的立场，并公开宣布“不打算同马克思的党发生任何联系了”。赫斯和魏特林本打算组成一个反对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小集团，但未获成功。1846年底，魏特林应克利盖之邀到了美国，次年7月被改组后的正义者同盟开除。

同魏特林和克利盖的斗争告一段落后，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于1846年8月前往巴黎。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帮助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向当时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内占优势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思想斗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二是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分会，同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及其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www.xing528.com)

抵达巴黎后的第五天，恩格斯就向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寄出了第一份工作报告，一个月后又寄出了第二份，再一个月后寄出了第三份，全面汇报共产主义者在巴黎的活动情况和思想动向。报告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正义者同盟内部围绕格律恩式蒲鲁东学说所展开的激烈思想斗争。恩格斯亲自参与了这场斗争，并在其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

格律恩是莫泽斯·赫斯的追随者。1946年初，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准备同魏特林主义划清界限，却又没有找到新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个间隙中，格律恩俨然充当了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理论权威”。格律恩极力贩卖的无非是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性的空谈或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所谓“协作社计划”，直接或间接地对工人的斗争意志起着一种可怕的消解作用。巴黎支部领导人艾韦贝克虽然感觉到了格律恩的危险性，也曾和他作过一定的思想斗争，但他本人用以教育工人的却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是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德法年鉴》，缺乏说服力。因此，恩格斯抵达巴黎时，正义者同盟内部及其他旅居法国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思想正处于空前的混乱状态。

格律恩大肆鼓吹的“蒲鲁东协作社计划”，是一种典型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良方案。它主张各行业的全体手工业者组成协作社大货栈，全部货物都由协作社社员提供，并严格按照原料费和劳动的支出来议价，然后进行等价交换。这样，在协作社内部，利润就消灭了。协作社的剩余产品则直接投放世界市场，这便废除了中间商人的利润。与此同时，无产者积储小额股份加入协作社，使协作社的资本因新社员的加入而不断增加，进而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扩大协作社的就业规模。久而久之，所有的无产者都将有工可做，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失去了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如此一来，连资本也被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自然而然不复存在，无产者便获得了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1846年夏秋之季，聚居巴黎的各派社会主义者都在讨论“蒲鲁东协作社计划”。恩格斯来到巴黎之后，积极参加了这些讨论。他从工人的现实处境出发，简单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个宏大的“救世计划”完全是异想天开：

当无产者一贫如洗，口袋里连晚上喝啤酒的几个小钱也没有的时候，却要让他们用储金购买整个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么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

讨论伊始，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恩格斯。经过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后，恩格斯的观点才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恼羞成怒的格律恩分子为了挽回自己的败局，转而公开攻击共产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明确提出，在继续讨论问题之前，必须先进行投票表决，大家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参加集会的。如果是，就必须制止格律恩之流对共产主义的无耻攻击；如果不是，那自己以后就没有必要再来参加这种“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的集会了。

格律恩分子辩解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参加集会的，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不是“随便什么人”，进而质问恩格斯：“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恩格斯并没有被他们的质问难住，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

（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对立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恩格斯这个简单明确的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个方面，用财产公有驳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美化私有制、保存私有财产的种种主张，用暴力的民主革命取代了一切温情主义和密谋主义。

在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格律恩分子作为借口来任意发挥，或者回避恩格斯提出的投票表决。结果，经过两个晚上的争论，格律恩分子完全分化了，几乎只剩下格律恩一人固执己见。投票表决以13:2通过了集会是遵守上述定义的共产主义集会的动议。至此，格律恩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恩格斯高兴地向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报告：

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反对格律恩的斗争的胜利，表明恩格斯巴黎之行的主要目的——为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传播科学思想、发展可靠力量——已经达到了。与此同时，他还拜访了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革命诗人亨利希·海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等人。

恩格斯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巴黎警察当局的注意。他们监视恩格斯参加的集会，派出密探跟踪盯梢，巴黎警察局长加布里埃尔·德累赛尔甚至向内务部请求下令将恩格斯驱逐出境。恩格斯被迫暂时停止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恩格斯阅读了有关丹麦、瑞典、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状况的书籍，对蒲鲁东刚刚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评论，同时开始写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著作。此外，恩格斯还充分享受了这份不是出于自愿的“自由”，让紧张的神经适当松弛。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不无幽默地说道：

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来，并且使我记起了生活中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提诺、普腊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累赛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把我待在巴黎的最后几个白天和夜晚充分加以利用。

经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卓有成效的活动，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已基本成熟。这时候，作为通讯委员会理论宣传最突出的一个现实成果，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使建党工作正式进入具体操作阶段。

正义者同盟是德国手工业无产者的革命组织，一度信奉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个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的有力批判，同盟领导人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1846年底，他们致信马克思、恩格斯，表示支持他们在通讯委员会内部开展的反对上述两个非社会主义派别的斗争。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同盟领导机关两次通告全体盟员，斥责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密谋、宗派主义的组织形式，并号召盟员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切肤浅的关于“爱”的陈词滥调予以坚决的斗争。同时，同盟中央决定召开代表大会，并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制定纲领。

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派代表约瑟夫·莫尔携带同盟的正式委托书，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同意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作为纲领基础，对同盟进行改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欣然接受邀请，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自此开始。

改组工作主要是通过两次代表大会完成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伦敦秘密举行。恩格斯代表巴黎组织，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组织出席了大会，马克思因经费紧张未能成行。恩格斯在大会上多次发言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主持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审定工作，成为大会的核心人物。

这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三：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通过恩格斯参与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大会还讨论了同盟的纲领问题，鉴于公开宣布同盟纲领原则的意义重大，大会认为应当格外慎重，没有形成正式决议，但大会代表一致同意把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下发各级地方组织进行讨论、修改和补充，为新纲领的制定提供尽可能充分的理论准备。

会后，马克思、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巩固大会成果，扩大同盟影响，贯彻同盟新方针。

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此时，同盟内部的思想混乱已基本得到消除，有关组织措施也得到落实，马克思还亲自担任了同盟布鲁塞尔区部主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双双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就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了精彩的发言。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参与了大量的会议日常事务。经过长时间的大会辩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全部与会代表中取得了共识。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油画）（张文新作）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址“红狮”旅馆

在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同盟章程草案的基础上，大会根据各地盟员讨论的情况，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章程。章程第一条明确表达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还委托马克思、恩格斯尽快为同盟起草一份公开发表的宣言，作为同盟的正式纲领。

至此，世界上第一个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