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伟大友谊的开端-恩格斯传

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关于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这段早已被人们熟知的话，是列宁1895年秋撰文悼念恩格斯逝世时说的。18年后，由伯恩施坦编辑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无意中给这段话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1844年10月到1883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间的通信保存下来的多达1386封，除去两人同住一座城市的16年零10个月，平均每隔五六天就有一封书信往来。

这样的通信频率持续一两年甚至十年八年都不稀罕，可它却是整整40年！这在人类历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例吗？

根据有关档案材料记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往来早在1844年2月底就开始了。之前的1842年11月，两人曾有过短暂会面，但彼此间的耳闻，应该更早一些，大概是在恩格斯柏林服兵役期间。

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

19世纪40年代的恩格斯

恩格斯赴柏林服兵役之前，马克思已经在柏林念完博士，回到家乡特里尔，后又移居波恩，两人错过了谋面的机会。但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中已颇有名气，他充满智慧和战斗精神的政论文屡屡出现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莱茵报》上。如果说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怎么在意这位比他小两岁且没有上过大学的“巴门大少爷”的话，恩格斯则不然。恩格斯由于同青年黑格尔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是《莱茵报》的长期撰稿人，肯定会对这位才华横溢的“特里尔之子”的品性和学识有着深刻的印象。恩格斯在长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中，这样描述自己尚未谋面的未来的战友：

是谁……风暴似的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

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

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

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

1842年7月，恩格斯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自己要放弃一段时间的写作活动，专心致志地读点书。同年10月，他服兵役期满，从柏林回到巴门，为远赴曼彻斯特做准备。

恰在这段时间，马克思应邀为《莱茵报》工作，并于10月15日起正式担任《莱茵报》主编。十分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马克思，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日益浓厚的主观主义和思辨主义倾向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他坚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或者无神论宣传的清谈工具，而主张把《莱茵报》办成进行政治性争论的工具。

恩格斯在思想倾向上是赞同马克思的。但是，他这段时间专心于学习而较少同报刊界往来，也没有为《莱茵报》写稿，不了解当时报社正发生的尖锐意见分歧，他同鲍威尔兄弟仍保持着书信联系，以致和马克思发生了误会。

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逐渐脱离现实的政治社会运动，已经得不到市民阶级的支持，只是在思想领域还不时发出一些激进的声音，只要一涉及行动，他们就变得怯懦和犹豫，于是成了恶性循环：既然不能在实际活动中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作用，就干脆使批判哲学走向极端，把批判变成目的本身；改变外部世界仿佛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倒是在理论上完全得到解放，以便配得上“自由人”的称号。他们失去了革命的《莱茵报》精神，创办了一份《艺文》杂志，宣传自己的“自由意志”。

恩格斯一度担任过《艺文》杂志的编辑，并在马克思和柏林的“自由人”集团作斗争时还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从而被马克思视为他们的盟友。

1842年11月，恩格斯赴英途中顺道访问《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极为冷淡地接待了他，只是礼节性地约他为《莱茵报》撰稿。恩格斯明显感觉到了马克思的怀疑态度，但他没作任何解释。事实上，在马克思没有表示出深谈愿望前，也无从解释。不过，恩格斯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为《莱茵报》撰稿。

两位注定要建立有史以来最伟大友谊的朋友和同志，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十分冷淡的第一次会面”。

到达曼彻斯特后，恩格斯立即着手他的写作活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写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等五篇文章，发表在当年12月的《莱茵报》上。

这些文章虽然都不长，但足以反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马克思正是从阅读和编辑恩格斯的文章中，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逐渐感受到了两人思想上的共鸣。

可以想见，两位天生的伟大朋友，一旦消除了彼此间的误会，所焕发出来的能量必将震天撼地、扭转乾坤。

1844年2月是值得纪念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在巴黎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开端。

《德法年鉴》是马克思和卢格共同筹办的。1843年4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同年10月迁居巴黎，集中精力办《德法年鉴》。

《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发表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四篇文章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最终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自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通信。

经过半年多的书信往来，两人都欣喜地发现，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到了同样的观点和结论：

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或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异化的消除，必须通过危机的激化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几乎在一切理论方面都达成了共识，于是决心共同努力，把以前分头从事的人类解放事业纳入同一条科学轨道。

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国，特意绕道巴黎，拜访了马克思。这次会面，彼此都怀有真诚的好感，自然是同上次见面时双方的冷淡矜持态度完全不同了。(www.xing528.com)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到来非常高兴。当时，马克思刚结婚一年，妻子燕妮正好住在莱茵省她父母家里。他和恩格斯朝夕相处了10天，充分交流了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把自己在巴黎的朋友尽数介绍给恩格斯；

两人一起参加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各种聚会；

他们与法国工人交谈，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运动状况；

他们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政治流亡者建立联系；

……

恩格斯的巴黎之行在各方面都是很有收获的。他和马克思的亲密合作也有了第一个结晶《神圣家族》。在这部共计22个印张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与自己的事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青年黑格尔运动进行了彻底清算。

《神圣家族》主要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只写了约一个半印张。但马克思在把它送交出版商时，却把恩格斯的名字署在前面。恩格斯深受感动，他写信问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并十分自谦地说自己“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伟大的著作家第一次合作就表现出这种为了共同事业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风亮节，这无疑为今后的共同战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巴黎雷让斯咖啡馆，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在这里会晤

回到巴门后，恩格斯很快就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收录的第一封信。信中除了介绍伍珀河谷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情况外，还特别谈到了他和马克思在巴黎共同相处的日子给他留下的难忘记忆：

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1845年1月，法国政府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以非法从事宣传鼓动活动为由，限令马克思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并在最短期限内离开法国。马克思被迫于2月3日迁往布鲁塞尔。

恩格斯听到马克思被驱逐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他立即在各地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大家共同分担马克思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他自己则“十分乐意”地提出，要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稿费交给马克思支配。

“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说道。他已经完全把马克思的事当作了自己的事，当作了共同事业的一部分。

其实，由于周末集会的事和父亲闹翻了，恩格斯自己当时的经济情况也并不很妙。老弗里德里希决定，家里的钱只能供他“求学”，决不能让他用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

为了更有利于和马克思一起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也为了摆脱工厂主家庭“对灵魂的刁恶的基督教式的征讨”，恩格斯在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两个月后也迁到了那里。

不久，玛丽·白恩士从曼彻斯特来到布鲁塞尔，和恩格斯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去教堂举行婚礼，而只是到位于工人住宅区的同盟路7号租了一所房子，开始新的生活。

这种自主式的、以相互尊重和人格独立为基础的婚姻形式，在当时那些爱好自由思想、不拘泥于资产阶级虚伪道德律条的年轻人中，是屡见不鲜的。恩格斯和玛丽一起生活了17年，直到1863年玛丽病逝。

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后，立即和马克思着手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自1844年11月底《神圣家族》完稿以后，马克思近半年来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积累材料。生活的颠簸没有中断他的研究，而恩格斯的到来无疑给他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除了思想上的共鸣外，还因为恩格斯已经发表了两部经济学论著，他本人又曾从事商业活动，对经济问题既有生活体验又有学术思考，可以给马克思很多难得的启发。

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反复商讨，认为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有必要对英国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作深入的考察，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实际资料和学术资料。

于是，他们决定联袂赴英国访问。

1845年7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英国。旅行的第一站是曼彻斯特，他们在该城的切特姆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在欧洲大陆很难看到的英国古籍和其他档案材料。随后，他们到了伦敦，恩格斯把宪章派领导人乔治·哈尼，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约瑟夫·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沙佩尔等老朋友一一介绍给马克思。

19世纪40年代的布鲁塞尔

8月2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由宪章派领导人、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民主革命运动活动家共同组织的国际民主人士协商会议。会上，恩格斯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革命组织。他深刻地指出：

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而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偏见，因为全世界的无产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他们完全可能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结成真正的兄弟。一个有效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来对抗资产阶级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者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一句话：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恩格斯这段演说，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后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战斗口号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萌芽。

恩格斯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响应。大约一个月后，一个命名为“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国际民主主义协会宣告成立，参加该协会的有宪章派左翼、正义者同盟盟员及侨居伦敦的其他各国革命流亡者。

8月下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

这次英国之行，无论对他们事业的促进，还是对他们友谊的增进，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恩格斯看来，帮助马克思熟悉英国的生活、英国的工业、英国的工人运动及其组织情况，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这几个星期里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恩格斯共同探讨了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典型国家的若干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为他们创立新时代的世界观体系补充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巴黎的10天相处，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消除了彼此的误会，感受到相互之间思想契合的愉悦，尝试了初步的合作，并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英国的工作旅行，则使两人都意识到，对方对于自己，对于他们共同的事业，是那样的必不可少，从而奠定了一生共同战斗的稳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