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总总师任新民：征服太空！

任新民是我国航天事业的泰斗。他于1915年12月出生于安徽宁国县一个职员家庭，193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1937年赴重庆兵工学校攻读火炮专业，40年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新中国诞生前夕，他毅然辞去美国巴福罗大学讲师工作，从旧金山乘船回国。

国外优厚的待遇留不住他一颗爱国心，他决心为祖国奉献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几天以后，当他在报上看到陈毅元帅签发的招聘国防科技人才启示聘用栏中“任新民”三个字时，他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由于他在华东军事科学院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研究过几年固体火箭发动机和火箭炮，1956年国防部五院成立时，钱学森亲自点名他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从此，他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结了不解之缘。

1958年秋，两枚前苏联研制的V—2导弹运抵中国，任新民参加了交接仪式。他知道这不是前苏联研制的新产品，而是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德国火箭基地佩纳明德岛和罗德豪森后的战利品，有人傲慢地认为“中国不具备搞导弹的条件”，如果中国人搞出来了，他们买专利。任新民下决心一定要搞出中国的“争气弹”，不靠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也能将自己的火箭、卫星送上天。

任新民的座右铭就是“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在他的客厅里，宽大的书柜占了整整一面墙，包括专业书籍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二十四史。他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书，他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对技术实践的指导作用，但又反对本本主义，在实际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是个唯实论者。他说，一个专家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知识，包括知识的更新和再学习；二是靠深入实际，从奋战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和工人那里吸取营养。这样做就能较好地处理问题。他几十年如一日奔波在创业第一线，隔几天飞到上海，过几天又会飞往西安，再过几天他又会飞到四川。30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承担研制任务的每个车间、研究所和发射测控中心。一个又一个难题被他解决了。

1968年，在他的领导下，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在较短的时间里研制出两种新型火箭发动机。这不仅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提供了可靠的动力保证，而且为中国大型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任新民作为有功之臣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放卫星”的人，把他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1980年5月，任新民参与领导了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工作。1984年和1986年，他先后两次成功地组织指挥了我国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期间，由于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都有总设计师，任新民又是总设计师的统帅，因此，人们称他为“总总师”。

30多年来，任新民以拼搏精神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写下了一页页光辉的篇章。他早年留学海外，到过法国、美国、日本、英国，但是他一点洋味都没有，他虽是功勋卓著、闻名遐迩的著名专家，可是却非常朴素，一双黑布鞋使他显得像一个老工人，却不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作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老专家，他从不摆出领导人和著名专家的架子，他的谦虚谨慎与和蔼可亲博得了大家的高度赞誉。

对待荣誉，他总是这样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大家要树立做无名英雄的思想。否则，大家去争这，争那，那就糟了。五六十年代谁也没出过名，事业不照样搞上去吗？”他在30年的航天生涯中，不知成功地参加和领导了多少次重大科研项目，而当决定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名单时，他却坚持自己只上一项，并执意把自己放在第二位。

1984年4月8日，当指挥大厅的扩音器传来“星箭分离正常，卫星进入转移轨道”时，人们欢呼雀跃，欢呼声、鼓掌声、祝贺声连成一片。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拿着话筒来到他面前说：“任总师，请您讲几句话吧！”他轻轻摆摆手说声“谢谢！”，就转身示意秘书一起回宿舍了。下车时，人们向他祝贺，他礼貌地向人们点头示意，一声不吭地上了楼，一位炊事员感慨地说：“这可是位好老头啊！”(www.xing528.com)

他通过多年的实践发现，不仅我们，而且在先进国家里某些技术中也存在落后成份，我们也有一些外国没有的独特之处，中国和外国各有所长，那种“唯洋”、“崇洋”思想是要不得的。在技术问题上，他尊重领导，但不唯命是从。他认为那种看领导眼色行事的人最没出息，这种人没有科学家的良心。他反复强调：科研工作中判断决策的依据是科学。

1978年，对卫星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是采用氢氧发动机，还是利用常规发动机一事，已经过多次讨论。国防科委的初步意见是把氢氧发动机作为另一方案，刚刚返京的任新民，一听说这个消息，下了飞机就直奔国家科委某领导家，开门见山地说清缘由，终于说服领导，把另一方案改成第一方案。一字之差决定了氢氧发动机的命运。

他查找技术问题的原因一贯精益求精，处理问题果敢、迅速。1986年2月，卫星发射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基地一位参谋拿着发射任务书跑来请任总师签字。突然，某岗位报告出现异常，任新民触电似地站起来，快步直奔发射塔架，蹬上一层又一层扶梯，迅速来到异常部位，厉声询问着情况，向主管同志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每次发射卫星，他都要在发射现场一住两三个月，多则六七个月。他说这叫做给卫星“保驾”。

他说，困难压顶不敢负责，那不是软弱，是圆滑，是为了保护自己。作为航天事业的一名技术指挥员不能有私心杂念，应该坚持真理，当机立断。在一次研究氢氧发动机试车任务书的会上，有人提出写“经任总师决定……”，有人建议写“经会议研究决定……”，任总师“腾”地站起来说：“不！就写任新民决定，出了问题我负责，掉脑袋我去。”

他也有发火的时候，一贯温和又平素沉默寡言的人发起火来是很厉害的。在发射中心的一次总检查中，遥测电源出现“过压报警”现象，主管人员经多次查找，仍未弄清原因，有些打退堂鼓了。当时，离发射只有两天多了，有人认为这种过压抗得住，不想查了，任总知道后发火了：“周总理生前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我们要严格执行，一定要查清，宁可全线各系统都等着。”不过半天，“过压报警”的原因还是查得一清二楚。同志们诙谐又开心地对任总师说：“今天的成功，多亏您的高压政策啊！”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任新民感慨万千，他尤为感谢党的关怀。正当我国航天事业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党把液体火箭的研究工作交给他这位当时的非党专家，曾令前苏联专家震惊万分，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都曾亲自关心过航天事业。

如今，党中央把航天技术列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为航天技术的腾飞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任新民顾不上参加庆功会，又开始筹划起航天技术的新蓝图，运载火箭要系列化、商品化，要搞各种应用卫星，特别要搞大容量的通信广播卫星，要搞大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开发宇宙空间。他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也能在太空遨游。他深情地说：“上太空我是赶不上了，但我可以为未来铺路，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