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在伦敦定居,目睹了这个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和当时最繁华的资本主义城市的运转。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一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最为透彻,却终其一生都深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折磨——终日与贫困作战。创作《资本论》的阶段,马克思几乎没有任何稳定的收入,一个坐穿冷板凳的学者全身心研读资本,但背后却没有编制、基金、课题的任何资本资助。从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经历的贫困挣扎多么触目惊心:外套典当了,出门都变成了奢侈;买肉食的店铺再也不接受他们家赊账,所以一个多星期没尝过油水了。9月28日,他继续向恩格斯倾诉:妻子燕妮病倒了,女儿小燕妮也生病了,过去请不起医生,现在依然请不起医生,连药钱都付不出来。家里的主食只有面包和土豆,在吃了10天的面包土豆后,今天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得上这些。恩格斯收到这些信,可想而知心情有多么焦灼。所以无论是出于私人情谊还是维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都愿意去当那个“埃及的幽囚”。资助马克思,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义无反顾地将这个担子扛起了。
恩格斯一开始回曼彻斯特的时候还给自己默默打气:这种囚笼生活只是暂时的,几个月,最多两三年,我就能摆脱了。没想到,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20年。恩格斯时刻给自己准备“退路”,不想把自己百分百绑定在公司里,头几年他虽然天天上班加班,但是他没有要求高的职位,所以收入并不高。他和玛丽过的苦日子并不比马克思一家好多少,只能自己节衣缩食,力求马克思一家不挨饿。
前面我们讲过,1851年6月老恩格斯到曼彻斯特视察恩格斯的工作时,恩格斯趁机提出涨工资的要求,从下一年开始恩格斯的年薪可以有200英镑,其中包括100英镑的工资和5%的分红。200英镑在那个年代是多少钱呢?一般来说,当时一份月薪5英镑的工作,就会有很多人拼命抢着去干了。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一英镑到两英镑,在1859年的时候,一个男性的纺织工的平均工资是18先令6便士,女性则是10先令多一点。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的编制内的普通官员的月收入是6英镑。但这200英镑并不是说全是恩格斯能够结余在手里的,日常经商交际的费用、租房和生活的费用(尤其是要装点门面来与其他资产阶级保持一致风格)都是很大的开支。恩格斯后来的年薪从200英镑涨到了265英镑,除去必要开支,恩格斯总是想方设法地攒钱、省钱,可以接济马克思,还要接济党内其他困难的同志。恩格斯救济马克思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在收入微薄的时期也能尽力给马克思每月汇去5英镑。他曾在信中写道:“2月我会寄给你5英镑,而且以后每个月你都会收到这个数目的汇款。我可能会负债,但是没有关系……你要答应我,不要因为我给你寄了这5英镑,就不在困难的时候给我写信要钱了,只要你需要,我都会帮助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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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19世纪50年代中期,贫困先后夺去了马克思四个儿女的生命,使马克思一家遭受沉重的打击。恩格斯邀请马克思和燕妮来曼彻斯特散散心,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也促使恩格斯更进一步争取拿多点收入。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恩格斯股东的身份得以确认,这样他每年可以获得公司7.5%的分红,他每月给马克思寄去10英镑,还附带不少银行券;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分红比例提高到10%,每年收入约为1000英镑,给马克思的支援增加,直到这时才帮助马克思一家彻底摆脱贫困,生活总算能过得像样一点了。从1851年到1869年,恩格斯总共汇去3121英镑。对于恩格斯长久的资助,马克思十分感激,也十分不安。他告诉恩格斯:“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贫困像梦魇一样折磨着马克思,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慷慨资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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