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4月6日(也有说法是7日),恩格斯和马克思一家人从巴黎返回久违的祖国。和他们一起做伴的还有一个叫德朗克的青年,恩格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德朗克因写过一本名为《柏林》的书而触怒当局,被判处监禁,后来他出逃至布鲁塞尔,结识了同盟中央委员会。一行人历经辗转终于到达科隆这座工业发达的城市,选择科隆作为归国的目的地是因为科隆是为数不多享有新闻自由的地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酝酿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和指导同盟盟员的活动。
创办一个宣传、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报纸,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阵地。但是办报哪有那么轻松,科隆当地的民主派和一些共产主义者同时间也正在筹备办一份报纸,可他们只想把报纸办成地方性的,也就是只发布关于科隆的信息,而不是全国性的。于是他们暗示马恩去柏林,不要和他们在科隆抢地盘。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不走,极力劝说这些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支持,他们也做了一点妥协——接受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加入编辑部。
就这样,马恩好不容易从科隆当地的民主派那里取得了主办权,报纸取名为《新莱茵报》。万事俱备,只差钱。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经历了一遍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筹资办报历程。恩格斯返回家乡巴门(今伍珀塔尔)筹资,先想到的是跟家人借钱,结果不出意料地得到父亲的直接拒绝。恩格斯又跟自己之前的朋友们写信让大家认股,结果只筹到了14股,一股50塔勒。恩格斯郁闷地发现以往的好友大多已经变成了资本家,不愿意跟他讨论任何社会问题,没等恩格斯开口就马上招呼:嗨,咱们只谈风月莫谈国事。更有一些老板看到恩格斯回来吓得瑟瑟发抖,生怕恩格斯突然就把他们“革命”了,因为当时在恩格斯的家乡有人散播谣言说恩格斯企图马上宣布巴门为共和国。恩格斯的父亲听到这些小道消息十分愤怒,看到恩格斯到家了讽刺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宣布建国?恩格斯一头雾水,却无处改善父子关系。筹资处处碰壁的恩格斯知道再耗下去也借不到更多的钱了,只好在5月20日返回科隆。两人一碰头发现彼此筹到的钱都十分有限,马克思于是把从父亲那继承的遗产里拿出一大部分,恩格斯也把父亲给的生活费悉数拿出,好说歹说凑齐了办报的启动资金。
办报远非一劳永逸的事情,马克思为了继续筹集经费而四处奔忙,所以《新莱茵报》创办最初的几个月,大部分的文章都出自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出差的时候由恩格斯代理总编辑一职。马克思逢人就夸恩格斯写得又快又好,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而且恩格斯精通多国语言的天赋让他的编辑工作如虎添翼,《新莱茵报》的编辑和通讯员遍及整个欧洲,高效处理多国语言的稿件是恩格斯拿手的事情。
马克思是《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领袖和灵魂,恩格斯是他最有力的助手和臂膀。几个月的时间里,恩格斯写了上百篇文章分析德国革命的形势,抨击小资产阶级的小家子气,还直接对准三月革命之后成立的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开炮。他用了很大力气揭露议会的虚伪和欺骗性,目的是告诉无产阶级不要对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抱任何幻想。挥笔如飞的恩格斯充满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革命青年意气,一篇篇稿件像一发发子弹一样射向统治政权。(www.xing528.com)
恩格斯的语言优势、写作速度、挥笔成文等本领都让他刊发文章工作进展顺利,但他在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马克思出去筹钱的时候,恩格斯代理总编辑的职务经常搞不定局面。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给我们了解那段办报历程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编辑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自诩才高八斗的才子,一个有才的人在一群普罗大众里可以享有备受拥簇的待遇,一群有才的人天天聚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互相看不上。同样年轻有才的恩格斯显然震慑不了这群才华横溢的编辑,所以编辑部经常因为意见不同而吵得热火朝天。马克思在场的时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大家都服马克思,有争议交给他来拍板;马克思外出的时候,恩格斯时常无力调节吵得浑然忘我的同事,这种时候通常由编辑部里年龄最大的沃尔弗出面维持局面。不过吵归吵,整体上这是一个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而聚在一起的团队,战斗力不在话下。所以虽然恩格斯在代理总编辑时候时常会有调停无效的苦恼,但他依然珍惜办报过程的一点一滴,到了老年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动情地说道“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这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堡’撰稿,……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
《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被迫停刊,一共出版了301期,还有一些号外,这是当时革命时期的德国最出名的报纸。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份独立的日报,《新莱茵报》被永久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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