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如初露尖角的荷花开始酝酿绽放，但工人运动却显得沉寂——工人运动的组织散乱，社会主义思潮也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反而是各种空想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发挥影响力。比如，在英国，宪章派的领导层中有很大比例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在德国，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目睹这些怪现状，感到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只有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团结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一起并肩斗争。

因此，恩格斯和马克思采用了两个步骤：

步骤一：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党做好准备。

在两人紧张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恩格斯就和马克思一道在布鲁塞尔着手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组织，那一年是1846年。委员会的共同创始人还有比利时的菲利普·日果。日果当时是布鲁塞尔市立图书馆的馆员，利用职位优势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此外，还有德国流亡革命家威廉·沃尔弗、德国政论家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的小舅子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德国新闻工作者斐迪南·沃尔弗、比利时新闻工作者塞巴斯蒂安·塞莱等，威廉·魏特林一开始也参与了通讯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后来和委员会决裂，后面我们再说）。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了当时的无产阶级信号“基站”，委员会通过活跃的通信活动，逐步搭建起一个范围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信息交流和宣传网络，吸引和吸收了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等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以“基站”为依托，他们互相交换信息，研究斗争策略，指导各国开展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逐步克服此前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组织涣散问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打下了基础。

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都穷得叮当响。比如马克思，当时他和燕妮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做这些工作只会让日子越过越难；那是不是家里“有矿”的恩格斯就不用忧虑柴米油盐了呢？他当时虽然能收到家里的汇款“啃啃老”，但汇款并不稳定，因为家里向来反对他“不务正业”。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了能拿到一笔稿费，却把自己写成了“贫困人口”。于是恩格斯在1846年4月3日写信给他妹夫借钱，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当时靠着频繁出入当铺来勉强度日的窘境。

亲爱的艾米尔：

请立即寄给我6英镑或150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等着老头4月1日寄钱给我，但是没有寄来，看样子，他是想在来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来。但是我现在有价值150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要去赎回来，因此现在我必须有这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几乎完全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太多。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一半，这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去了。最后我再一次请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守秘密。祝好。

你的弗

到了夏天，恩格斯捉襟见肘的状况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得到改善。通讯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境况不比他好多少，日常经费开支都靠德国的熟人、朋友募集，此前这些熟人还资助过马克思。(www.xing528.com)

因经费掣肘，通讯委员会的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委员会成员们仍然在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卓越的成果。1846年这一年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还和伦敦、巴黎、勒阿弗尔、哥本哈根、哥德堡、柏林、科伦、爱北斐特、汉堡、基尔、哥尼斯堡、莱比锡、马德堡等多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心和政治中心。

步骤二：跟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斗争到底。

列宁在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时曾指出，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无产阶级负有历史使命的理论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提升影响力，才有可能争取到工人的认同。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三个流派在当时的工人阶级群体里影响力很大，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他们进行了多次论战。

其中，职业为裁缝的威廉·魏特林是著名的工人运动理论家和活动家，多次遭到普鲁士政府的逮捕和流放。他参加革命运动的时间比马克思、恩格斯早得多，到19世纪40年代初，在以德国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半密谋、半宣传性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中已经成为响当当的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十分尊重魏特林，一度把他视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捍卫者。1846年春，到达布鲁塞尔的魏特林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招待，两人邀请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魏特林也同意了。但是，随着了解的加深，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魏特林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理论宣讲起来搞得玄而又玄，他自己也以救世主自居，拒绝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修正自己的学说，反而在委员会内部开始搞起了小团体。这时马克思28岁，恩格斯26岁，魏特林38岁，从事革命的时间没法相提并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什么影响力，而魏特林在工人运动中的名气大得很，他屡次被反动政府逮捕和流放的经历更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种种因素对比都表明，魏特林如果继续搞小团体，他的能力和影响力势必会分裂通讯委员会甚至完全改变组织的路线和方向。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46年3月30日召开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同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斗争实况。恩格斯宣布会议开始并首先发言，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今天开会一定要把与会者彼此的观点弄清楚，并制定共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魏特林马上跟进发言，他宣布：共产主义革命马上就要在德国开始了，大家不应该在这儿搞理论上的讨论，而是应该鼓动工人马上采取行动。“我认为，对共产主义来说人人都已成熟，甚至罪犯也是如此，……那些说没有成熟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听从他们，我们必然无所事事，坐等那烤熟的鸽子自己飞到我们的嘴里。”面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救世主式布道，马克思坐不住了，坚决提出反对：如果不交给工人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那就同传教士所玩弄的把戏没什么区别；不给群众以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只宣扬群众要有激情，这是对群众的欺骗，不仅不能拯救苦难的人们，反而把人们引向毁灭。

这场真枪实弹的辩论带给委员会其他成员的震撼可想而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成员们开始认识到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危害，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逐渐得到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但只解决魏特林就够了吗？啊，人生如果这么容易，还怎么叫人生呢？委员会还需要紧急解决“真正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其代表人物海尔曼·克利盖就成了必须要批判的对象了。

克利盖是活跃在美国的“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在德国流亡工人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周报《人民论坛报》。这个报纸成了克利盖宣言他那一套“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的自留地。以克利盖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庸俗化了的共产主义，不谈现实条件，不顾具体的问题（财产、劳动组织、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等），就是魔性洗脑般地贩卖“爱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和前面说的费尔巴哈“爱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利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目标，只要废除地租，分给每一个公民一小块土地，就可以实现啦。恩格斯非常鄙视这种调调，评价其没有血性、党性和人性。

但仅在心里鄙视和不屑，显然拦不住克利盖在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中继续招摇撞骗，败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名声，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其展开批判，并附上一份长篇决议草案，名字也是毫不矫揉造作——《反克利盖的通告》。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委员会唇枪舌剑地争辩起来，毕竟克利盖和其支持者魏特林的影响力摆在那，有委员很犹豫要怎么开口批判克利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决议草案里说得很直白：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如果工人接受了这种传销式文案，只会意志颓废，试问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呢？《反克利盖的通告》铿锵有力的内容折服了委员会，投票结果是只有一个反对票，顺利通过。猜一猜谁投的反对票？毫无意外——是魏特林投的。委员会不仅通过了这个决议，还将其确定为正式决议分发给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不仅传播这个正式决议，还责成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全文发表。这“反克利盖三连发”使克利盖气得发抖，对于在自己主笔的报纸上刊发组织对自己的批评，克利盖整个人都是拒绝的。但是他又没法拒绝，因为他在美国发展得如鱼得水靠的是他时时刻刻宣传自己是组织代表的身份。不得已，克利盖在1846年6月6日和13日的《人民论坛报》（报纸是周报形式）上连载了这个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与克利盖的斗争对澄清工人运动内部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本质的认识，都必不可少。那克利盖真心接受这一结果吗？显然并没有，他马上联系魏特林一道，在随后的几期上不断发表自己的辩解，并不忘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员。一个主编天天在所负责的期刊上给自己辩护，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按照现在的标准，算学术不端了吧？好在克利盖的这些后续的“折腾”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他渐渐退出了正义者同盟，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