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金属币：重温辛亥记忆

何　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发行了一系列民国货币，逐步取代前清货币，占据流通领域。这些货币既有纸币，也有金属币；既有行于市面的流通货币，也有为纪念特定事件、人物而发行的纪念币。这些货币品种繁多，发行量各异，构成民国货币中一道特有的风景。

回溯对近代，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研究，自民国迄今，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著作。蒋仲川编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出版于1939年6月，由上海国光印书局印刷。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机制金属币的重要专著。257页。书中收录自清朝至1935年间流通的金银镍币凡五百六十七种，不厌其详，均附币图，并详细介绍钱币铸制年代、规格，并评定其价值，确实是“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极珍贵资料”^[1]。

吴筹中、顾延培著《辛亥革命货币》，出版于1986年，是一本专题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的专著，58页。本书按时间顺序，依次介绍了孙中山在海外筹饷发行的筹饷票券、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在辛亥年和民国元年发行的有辛亥革命标志的货币（包括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及其发行的货币、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通商、交通以及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主题集中，内容翔实。不足之处在于收录钱币十九为纸币。

马传德、徐渊编著《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出版于2002年，202页，是一部辛亥革命货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汇集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票券400余种，既有纸币，也有大量的金属货币。对于货币的考证尤见功力，其中对中华国商民银票、程德全开国纪念币等考证，有独到见解。

以上著作总体上看，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对货币进行分类，并对单件货币做详细描述；从立意上看，偏重于收藏价值方面的论述。对钱币中蕴含的辛亥革命意义做深层分析，并非上述三著的宗旨，着墨较少。吴筹中、顾延培著《辛亥革命货币》中列单章介绍辛亥革命货币的标志，如黄帝纪元、辛亥革命旗帜等，是颇具新意的做法。

有鉴于此，本文拟选取北洋政府时期发行的金属币实物，并结合历史文献，具体考察其中所蕴含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与纸币相比，金属币币面容量极为有限，字数寥寥、图案简洁、纹饰明快，但其意蕴丰富，极具象征意义。时限定于北洋时期，乃在于北洋时期是紧承辛亥革命而建立的政权，而且中央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割据不断，发行的货币类型十分丰富，在这种纷繁杂乱中，更可见辛亥革命记忆之深刻和变化。

自晚清以降，银元、铜元铸制，已渐有规制，至1914年《国币条例》公布，终告定型。金属货币大体圆形无孔，径寸左右，币分正反，外环文字，中铸图案，这种形制基本延传至今。但具体的文字、图案内容则与时俱变，分析钱币版面，可以看出其一以贯之的坚持，以及随岁月迁延、政局变动带来的变化。

金属币面中，文字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标注货币面额、国号，如1919年天津造币厂铸造金币（图一），标注有“中华民国八年造”和“拾圆”面额字样。民初先后发行了几款纪念币，文字中着意彰显纪念含义。如民国初年的天津造币厂铸袁世凯像“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图二）、武昌造币厂铸黎元洪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图三）以及孙中山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图四）。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中华民国”“共和”等关键字，鲜明突出了当时人的辛亥记忆。辛亥之秋，八月既望，武昌首义，各省响应，旬月之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共和制度自此底定。钱币中的“中华民国”，不仅仅是货币标注国号的惯例，同样蕴含着对辛亥革命深刻的历史记忆。“共和”则表达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也承接着清帝退位诏书中“五族共和”的意旨。

金属币中各种图案表达的辛亥记忆内涵极为丰富，是承载辛亥记忆的重要的符号，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图案中一类为人物。这些人物既是国家领导人，也传达给国民以辛亥记忆。

图五

图六

图七

孙中山（图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同盟会总理，联合各革命团体，鼓吹并发动多次反清革命起义，使革命影响遍及海内外。武昌起义爆发后，即回国整合南方独立各省，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选举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其可视为南方革命的典型代表。其头像成为辛亥革命的标志性符号，以迄于今。

袁世凯（图六），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爆发后，被清政府征召启用，指挥北洋六镇，开往山西、陕西、长江沿线，镇压革命。后经清帝退位诏书授权与南方革命政权谈判议和，在清帝退位后，继孙中山于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被当时人视为促成南北一家、全国统一的标志性人物。其一生在历史上争议极大，但在民元，内外舆论多赞和“非袁莫属”，确属实情。因此民初的袁世凯也是承载着辛亥记忆的符号之一。

黎元洪（图七），鄂军都督府都督，中华民国总统。武昌起义前为清湖北新军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武昌起义后，被起义军人推举为鄂军都督府都督，领导指挥了湖北民军抗击清军的阳夏保卫战，鄂军都督府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一度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民国成立后，黎被推举为副总统，后继袁世凯任大总统。他是武昌起义的代表性人物，其戎装照具有鲜明的革命特点，是武昌首义的重要符号。

此外，金属币中还出现过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形象，他们大多身与辛亥之役，服务于不同的阵营。但不是以承托着辛亥记忆的形式出现在货币上，而是以国家或者地区领导人的身份出现于货币中。

除人物形象外，图案中比较典型的符号还有旗帜。习见的有如下几种。

五色旗（图八）。原本是清海军军旗。辛亥革命时期，此旗主要为江浙革命军政府所使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分别指代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寓意五族共和。民初在南京经临时参议院讨论，定为国旗。但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此有保留意见，未通过实施。孙中山认为定五色旗为国旗，有三不妥：

1.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2.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3.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2]。

图八

图九

图十

袁世凯主北京政府时期，经参议院讨论，最终还是定五色旗为国旗，认定从道德、习惯、历史、心理上看，不仅“代表全国精神，且为中华民国永久不磨之特色”。且友邦也认为“如彩虹亘天，阴霾扫尽”^[3]。

十八星旗（图九）。原为革命团体共进会会旗。武昌起义中由起义军打出。旗面三色，红底、黑角，寓意铁血；黄星十八颗，寓意山海关内十八省炎黄子孙。综合起来，即为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主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蕴含鲜明的革命色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确定该旗为陆军军旗。但在北京参议院讨论审查时，此旗争议极大，东三省代表几至于决裂，认为十八星代表十八省，不但含义不确，因为“起义非十八省，还有东三省等”，而且有抛弃国土之虞，因为“东三省、新疆以及蒙藏青海二十六区，则尚不能全然表示”^[4]。最后几经讨论，才以“十八星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星之大小一律”^[5]的十九星旗（图十），作为陆军军旗，平息纷争。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十八星旗影响很大，辛亥年和民初很多省份采用了类似的图案。如民初江西省造大汉铜币（图十一），其图案即为变形的十八星。而四川军政府亦采用十八星图，中间书“汉”字，以之做四川革命旗帜，称为大汉军旗，并铸造于银币（图十二）中。

青天白日旗（图十三）。孙中山对此旗历史言之甚详：“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关、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其图案“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6]。民国成立之后，经参议院议决，定为中华民国海军军旗。后随着北伐的成功，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定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在币面图案中，还有辛亥纪念建筑物的形象。较为突出和典型的是黄花岗烈士墓图案。如这枚发行于1928年的黄花岗纪念币（图十四），就直接选取了烈士墓图案。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率起义军猛攻两广总督署，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牺牲和被捕遇害者七十二人，丛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和各地同盟会集资捐建的黄花岗墓地，成为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纪念先烈的重要场所，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标志物。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图十七(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后，钱币的纹饰也出现了新变化。嘉禾图案是自辛亥革命后而出现在金属币之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批准财政部铸制纪念币，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象，流通遐迩，垂为美谈”，同时指示“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7]。这种新币花纹，实际就是嘉禾图案（图十五、十六），既表达五谷丰登，百姓富足的美好祝愿，也包含视农业为根本的治国理念。嘉禾图案的出现，是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在钱币上的一种学习和革新。民国货币上的嘉禾图案变化多端，并无统一样式。

在钱币上铸制植物图案，也是国际金属币的通用做法。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市面上曾大量流行墨西哥银币，俗称鹰洋。在较早的1848年鹰洋（图十七）上，即有橡树和月桂图案。孙中山结合中国农业立国的国情，采用嘉禾图案，多少是对鹰洋的借鉴吧。

与前清的金属币相比，民国货币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龙”的消失，而这恰恰体现了辛亥革命最大的政治成果。

龙是君王的象征。汉代《论衡·纪妖》中称，“龙，人君之象也”。龙为帝王专用图案，民间不可僭越使用。在清末仿造西洋方法开模铸造银币（图十八、十九）中，广泛采用了龙的图案，《清史稿·食货志》中称之为“冪绞龙”“冪皆龙文”，意思是在币面上覆盖以龙的图案。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帝王成为一历史名词，“龙”的形象从货币中退出。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铸造“洪宪”金币（图二十），龙的形象又登上了货币。但这只是昙花一现，83天皇帝梦结束之后，此后，货币中龙的形象即便出现，也不再作为君主象征了。如1926年山东省拟造的龙凤十元金币（图二十一）中，龙寓意吉祥、尊贵，和君主的含义毫不相干了。龙在货币中的消失，说明了辛亥革命使共和观念深入民心，任何复辟君主制的闹剧，终将旋起旋没，为时代所抛弃。

图十八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钱币中的凝结着辛亥记忆的符号，不仅仅体现着后人的纪念，它也成为国家和政府强化历史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种政治运作手段。1912年后的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权卓立于前清版图之上，对于国人来说，其建国的种种努力，并非人人知悉。这就需要有一个国家读本使国民认知，从而形成统一的公共记忆。而那些富含着辛亥革命内涵的符号，经由货币的流通，其传播的速度和辐射的广度是其他方式所无法企及的。关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体现民主共和观念的中华民国的历史记忆，遂在货币的使用中浸润于人们的心中。

不过对于辛亥历史的认识，各地通过以上图案的组合排列，显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四川、江西等省在民初发行的货币中，其十八星旗图案也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四川军政府造一元银币（图十二）中，十八星图案，即为四川革命时使用的大汉军旗图式。辛亥年的黄花岗之役在闽粤地区影响巨大，成为同盟会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广州为后来中国国民党的北伐策源地，在执掌政权后，广东、福建均发行了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图案的纪念币（图二十二），以纪念辛亥革命的先声。并且使用的是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多次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这面旗帜在当时还兼具有中国国民党党旗的含义，体现了双重的象征意义。而1924年浙江发行的一毫银币（图八），使用的两面五色旗交叉图案，是当年的革命军旗帜，突出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浙江举义的符号。

同样，钱币中的辛亥符号，也有助于促进国民身份认同。公共记忆建构不仅仅是文化传承问题，更是关涉到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大问题。国旗是浓缩了很多内涵的符号，睹物则思其义。钱币中的国旗、陆海军旗，都在辛亥革命时期使用过。在定为国家法定旗帜之时，其解释也做了因应时代的调整。五色国旗，“含五族共同之意，不以何色分配何族”。“陆军所用之星旗原为武昌首义之旗，海军所用之天日旗原为十余年前共和党人倡始革命之旗”。陆军旗在“十八星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星之大小一律”，并表明“十九星绝非表示区域”^[8]。五色不强求对应汉满蒙回藏五族，但表达的依旧是民国五族共和含义，在符号中表达了各族的平等地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陆军旗由十八星变为十九星，则表达的是国家统一，各省平等含义，摒弃了狭隘的汉族革命之义。这些符号广布于各种载体之上，货币即为其一。这些符号随货币流转于国民之间，对于形成国家认同、国民身份认同有其特殊意义。

借助钱币中的辛亥符号，宣传政治认同，也是发行者考量的重要内容。清朝为民国取代，诚然是“新桃换旧符”；而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则使政治舞台上常常演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活剧。在中央而言，新任领导人就任，发行相关流通币或纪念币，成为惯例。这样的金属币可以列出如下的长长一排：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孙中山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银币（图二十三）；

1914年北京政府发行袁世凯像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图二十四）；

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1916年洪宪王朝发行的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币（图二十五）；

1921年9月北京政府发行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币（图二十六）；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1923年天津造币厂铸曹锟像宪法成立纪念币（图二十七）；

1924年11月北京政府发行段祺瑞像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图二十八）；

图二十七

图二十八

1926年发行张作霖像陆海军大元帅纪念币（图二十九）；

1927年发行孙中山像中华民国总理纪念币（图三十）。

图二十九

图三十

循着这条轨迹，基本可以读出民初中央政权易手的脉络，以及潜藏于货币图案后的施政理念。通过在货币中昭示新领导人或政治偶像，借由货币的流布，传达现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达到使国民政治认同的目的。这是钱币中选用不同人物图案的政治用意所在。

民国成立后发行的金属货币，其图案、文字简约，而意味无尽。除具有流通、纪念作用，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字中的“中华民国”“共和”字样，图案中出现的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等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代表人物头像，十八星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等革命旗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辛亥纪念设施，以及作为君主象征的“龙”的消失，构成了民国时代对于辛亥革命的高度浓缩的历史记忆。

作为货币发行的主体——中央和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了货币的广泛流布功能，将以上政治符号传达给国民，以强化国民的历史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也通过选择、更换货币上的国家领导人或政治偶像形象，为新政权的合法存在，进行强力的政治宣传。

（本文系作者提交“政治变迁与区域社会——纪念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载《武汉金融》（湖北钱币专刊）2011年第12期）

【注释】

[1]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之《出版说明》。

[2]《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3日。

[3]《参议院咨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请公布施行文》，《政府公报》1912年6月16日。

[4]《国旗统一案特别审查报告》（参议院五月十号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年5月14日。

[5]《参议院咨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请公布施行文》，《政府公报》1912年6月16日。

[6]《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3日。

[7]《大总统令财政部准照铸纪念币并教示新币花纹文》，《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8]《参议院咨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请公布施行文》，《政府公报》1912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