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公共审美不足，需加强公共审美意识

王兴科

公共审美是博物馆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博物馆的现状和实际是公共审美不无缺失，最重要的是缺乏公共审美意识的自觉。公共审美是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博物馆的建筑、设施、展览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呈现则是博物馆的审美客体。博物馆公共审美应特别关注两个空间，一是外部空间，即博物馆建筑、设施与环境的关系；一是内部空间，主要指博物馆的展览，涉及展览、展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展览、展品的呈现形式与风格。

一

近年，文化学者余秋雨大声疾呼公共空间的公共审美，批评公共审美的缺失，他说的是公共空间普遍性的问题，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理当警醒。

关于公共审美的缺失，余秋雨的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花钱没办多少好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注重城市建设，花费大量金钱，然而没有营造多少美丽，“基本上还处于平庸状态、杂乱状态，甚至于丑陋状态”^[1]。（2）忽视公共空间。“中华文化在审美领域的最大缺憾，是一直没有拥有过真正的公共空间。宫廷画家、宫廷乐师和宫廷收藏都是皇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而个体艺术家的孤芳自赏和私人收藏家的影影绰绰，都构成了对公共空间的脱离”^[2]。（3）缺乏审美公德。“美好是一所学校，丑陋也是一所学校。但是，美好的学校门槛高，丑陋的学校门槛低，结果，丑陋比美好更容易传染，而且很难阻止”。“容忍公共空间中明显的丑陋存在，至少有两点违背了公德：一是容易被外人把它们误解成是整个城市公众的审美选择，那就污辱了公众；二是容易被公众渐渐适应，这就毒害了公众”^[3]。（4）审美领域割离。群体性审美机制的形成，一定与人人平等的市民社会密切相关。中国脱落了这个环节，只能让审美在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下层层分割，造成精英审美和世俗审美各行其是。“现在海内外人士最容易看到的是中国一种低层的文化符号，比如舞龙、舞狮、高跷、鞭炮、武打或者变脸，而这些呢，很难被文化精英承认，而文化精英所说的一切，又往往是公共空间不愿听或者听不明白的东西”^[4]。（5）色彩、文字、声音泛滥。“那就是艳色灼目、厉声刺耳、广告堵眼、标语破景”^[5]。

对照公共空间这些共性的问题，博物馆的公共审美也是应该检讨的。首先，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在审美方面对公众所起的作用非常微不足道，或者说博物馆的功能尚不健全。也因此，尽管许多城市都在兴建博物馆，但往往这些博物馆有了硬件软件不配套，有了建筑环境不协调，有了展览风格无追求。这样的博物馆，对公众的美育作用当然就小了。

其次，公共空间意识淡薄。中国的博物馆以往是没有公共空间概念的，有的只是文化阵地、教育基地、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概念，只是近年才有文化场所、社区文化中心和公共空间的概念。按公共空间（publi.pace）是西方公民社会的一个语汇，它指的是一般社会成员均可自由进入并不受约束地进行正常活动的地方或者场所。狭义是指那些供城市公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广义则不仅仅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因此，博物馆作为公共建筑，便成为城市公众公共活动的空间。对于一座博物馆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展览场所，而应开放、共融，让人能够融入空间中来。并且，它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同时还涉及服务与管理机制，囊括一定的文化氛围，当公众进入这个空间，参与、对话、互动，公共建筑才彰显魅力，成为城市中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客观地说，这样的博物馆公共空间意识，是有待强化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博物馆缺乏公共审美意识的自觉。所谓博物馆公共审美意识的自觉，应该包括了深刻认识公共审美是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能根据公众的需要，界定并扩展博物馆审美的领域，以及明白并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审美客体，还有如何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引领、提升公众的审美水平。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博物馆还有很大的距离。也许有博物馆做到了，但并非自觉；也许有博物馆在某一方面做到了，而又不是全部。相反，余秋雨等所批评的公共审美缺失的低级现象，博物馆也随处可见。有博物馆建筑，也是不中不西的，和该地的历史文化和周边建筑毫不搭界；有建筑的屋顶，也竖立着美术字，标出博物馆的名称，然后再涂上艳丽的荧光粉；巨幅的红色标语，和博物馆主题和展览无关的所谓“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卫生城市”之类，也悬挂在墙上或者屋檐下，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现象，可称作‘为美贴丑’，真是屡见不鲜”^[6]。

二

要达致博物馆公共审美的功能，必须深刻认识公共审美是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一般说来，说博物馆是教育机构，好理解；说博物馆是研究机构，也好理解；而说博物馆是审美或美育机构，则不好理解。事实上，它是的，博物馆的历史发展与人们的认识均表明它是的。

如众周知，博物馆起源于私人收藏，私人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欣赏。而欣赏，就是审美或美育。而到了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人文复兴，私人收藏开始向公众开放，近代意义的博物馆在西方出现，博物馆的功能得以成型，私人欣赏变成公众欣赏，与此同时，教育、研究也成为博物馆的追求。这就是博物馆直到今天的简化的功能也是目的的发展史。由此可以看出，审美是博物馆与生俱来的，公共审美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标志。

国际博物馆协会自成立以来对博物馆的定义，公众欣赏（公共审美或美育）始终作为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最新一次是2007年修订的，修订后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此前，国际博协还有6次对博物馆定义，除1946年第一次未写目的性的本质要求外，其他5次都写了，1951年写的“欣赏、教育”，1962年写的“研究、教育和欣赏”，1974年写的“学习、教育、欣赏”，1989年和2001年两次写的一样的“研究、教育、欣赏”，足以显示公众欣赏（公共审美或美育）在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中的分量。此外，在这些定义中说到的“学习”“教育”，也就是公众学习、公众教育，应该也有公共审美或美育的成分，因为学习与教育的要素不外德智体美。

中国学界认识美育功能，并且也认识到博物馆在公共审美中的作用，严格说来，都是近世以来的事。中国近世第一个提出美育的是王国维，他在1906年论及教育之宗旨时，提出以“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应包含“美育（即情育）”^[7]。而在新式教育中倡导并确立美育的，则是担任过民国初年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的蔡元培。1922年，他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说，“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只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的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8]。

何谓美育？按蔡元培的说法，“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9]。“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10]。一句话，美育追求的是人格的完美。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对美育也有专论，他认为，“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求在这三方面同时发展，于是有智育，德育，美育三节目。智育叫人研究学问，求知识，寻真理，德育叫人培养良善品格，学做人处世的方法和道理，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11]。余秋雨也有相似的看法，不过，他更强调美的意义，他认为，“审美的意义无论对人、对社会，还是对自己，都带有终极的性质”^[12]，“真、善、美，这三个字都重要，但是具有终极归结意义的是美。真实不能概括人类的终极目标，善良也不能概括人类的终极目标，人类的终极目标是美好。对个人来说，最高的理想也是人格完美。因此，找不到社会发展的美学途径，其实也就是找不到终极目标”^[13]。把对美的追求作为人的最高理想与人类的终极目标，这个认识已经无以复加了。

至于博物馆如何在美育中发挥作用，注意到的学者是不多的，而蔡元培注意到了。在蔡元培的时代，中国博物馆刚起步，但蔡元培根据他在西方留学和游历的经验，指出博物馆在美育方面大有可为。按蔡元培的认识，美育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贯穿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涵盖整个社会的生活层面。社会美育，要从专设的机关做起。除美术馆、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外，社会美育博物馆不可或缺。“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大半是美术品，可以看出美术进化的痕迹”。“古物学陈列所，所收藏的大半是古代的美术品，可以考见美术的起原”。“人类学博物馆，所收藏的不全是美术品，或者有很丑恶的，但可以比较各民族的美术，或是性质不同，或是程度不同。无论如何幼稚的民族，总有几种惊人的美术品。又往往不相交通的民族，有同性质的作品。很可以促进美术的进步”。“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园、动物园，这固然不专为美育而设，但矿物的标本与动植物的化石，或色彩绚烂，或结构精致，或形状奇伟，很可以引起美感。若种种生活的动植物，值得赏鉴，更不待言了”^[14]。他还指出，“博物学，在应用一方面，为实利主义；而在观感一方面，多为美感。研究进化之阶段，可以养道德，体验造物之万能，可以导世界观”^[15]。

不过近世以来，美育在中国社会包括教育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蔡元培“一度提倡过‘美育代宗教’，他的主张似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还有一派人不但忽略美育，而且根本仇视美育。他们仿佛觉得艺术有几分不道德，美育对于德育有妨碍”。“三育对于人生本有同等的重要，但是在流行教育中，只有智育被人看重，德育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也还没有人否认，至于美育则在实施与理论方面都很少有人顾及”^[16]。习惯、成见是根深蒂固而难以改变的。朱光潜20世纪40年代批评的教育现状，今天至少仍然有五分以上相像。而在博物馆方面，情况也是相同的。尽管人们已认识到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机构，是第二课堂，而注重的还只是相关知识文化的传播，或者所谓革命精神的弘扬，爱国主义情怀的培育，至于说博物馆是审美或美育机构，公众欣赏（公共审美或美育）是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不光社会各界、城市公众是忽视的，连博物馆人也还缺乏自觉。

三

认识到公共审美是博物馆目的性的本质要求，了解中国博物馆公共审美的现状和实际，要完善博物馆公共审美，还必须根据公众的需要，界定并扩展博物馆审美的领域，以及明白并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审美客体，还有如何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引领、提升公众的审美水平。审美领域的界定与扩展，审美水平的引领与提升，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以及公众需要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涉及博物馆公共审美的高标准，高要求。而明白并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审美客体，则是实现博物馆公共审美的基础。

博物馆的审美客体是不好精确界定的，大致说来，则不外博物馆的建筑、设施、展览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呈现。蔡元培曾经罗列过社会美育的范围，也可看作公共审美的客体。他认为，除了建筑、雕刻、图画、音乐、文学五种外，“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供利用”^[17]。由此可知，审美的客体是非常宽泛的，自然环境，建筑设施，文艺作品，言行举止，社会秩序，组织规范，耳目所及，所感所知，“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如何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审美客体，除上列宽泛的审美客体外，从空间的范畴认识审美客体，则有两个空间是必须特别关注的，即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

所谓博物馆外部空间，即博物馆建筑、设施与环境的关系。近年，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以博物馆建筑为主体的外在形象大为改观。典型的博物馆建筑有两类。一类是新建的博物馆。如上海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它的建筑外形既借用了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造型，又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天圆地方”的理念，给人以不同凡响的审美体验。诚如该馆的设计者邢同和所言：“上海博物馆的‘天圆地方’寓意，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展示了一种天地均衡之美，上下五千年时空循环升华之力。‘天圆地方’组合，创造了圆形放射与方形基座和谐交融的新颖造型，带来了特有的空间轮廓，给人以回眸历史、追寻文化的联想，引发人们对形象与技术碰撞后产生的建筑文化魅力的关注、憧憬。”另一类则是旧址类型的博物馆。如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它是依托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时期的官邸和私宅旧址建馆的。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包括了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水榭亭台的帅府花园，又有欧式风情的大青楼、边业银行、红楼群，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小青楼和赵四小姐楼。恢宏的建筑，精湛的装饰，散发出浓郁的民国文化特色。然而，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博物馆的建筑中，这两个馆的建筑特色有典型性，问题在于还缺乏普遍性。

由颇具特色的上海博物馆和张氏帅府博物馆，可概括博物馆外部空间审美该注意的方面。首先，博物馆建筑必须具有特色。这个特色可以是地方的，或者是历史的，总之是要有文化根基，有创意。建筑上的奔马造型，只适合大草原上的内蒙古博物馆；船型博物馆建筑，可能只能建在有水域的地方。其次，博物馆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环境有自然环境，包括山水、土地、天际线等；人文环境，包括该地域的传统与现代建筑风格，周边建筑的高低、体量、疏密、材质、色调、风格等。第三，博物馆外部空间的公共服务设施必须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与否，是一个博物馆是否真正实现文化资源共享的标志。设施的设计应以人性化为本，以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高的诉求。这些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导览服务标志系统、绿地、停车场、邮局、小卖部、饮水处、卫生间等。余秋雨在谈城市公共审美时指出，“街道上的路灯、长椅、花坛、栏杆、垃圾桶等等，全都是公共审美的载体，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18]。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设施亦然。

所谓博物馆内部空间，主要指博物馆的展览，涉及了展览、展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展览、展品的呈现形式与风格。如果说博物馆的外部空间呈现的是博物馆的外在形象，那么，博物馆的内部空间，展示的则是博物馆的内在形象，内在形象与外在形象的统一，才足以支持博物馆空间范畴意义上完整的审美。博物馆内部空间的审美或者说展览的审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追求，即内容美、形式美与风格美，三者的完美结合，即事理、外在、神韵的统一，能给受众一种完美和谐的审美体验。

关于内容美。内容美首先要求展览选题符合博物馆主题。有主题基本一致的博物馆，如某一相同地域的地志性博物馆，但更多的博物馆主题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各个博物馆展览的选题必须切合自身的主题，从而为一个博物馆体现特质提供了可能。不同的特质才能体现不同的美。其次，展览内容导向正面。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展示的是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所以内容导向应该是正面的、理性的、积极向上的，应该体现普世的价值。抑或是灾难博物馆，大屠杀纪念馆，在重构、描述灾难、大屠杀场景之时，导向该是警示世人，提升灵魂。自然博物馆陈列中的动物故事，也可以摄人心魄。“羚羊迁徙渡过河流要摆脱鳄鱼的捕食，羚羊母亲渡河到对岸发现小羚羊仍未渡河，便冒着生命危险回去与小羚羊结伴同渡难关，等它们到达对岸羚羊群早已离去，羚羊母亲保护着孩子终于赶上了迁徙队伍”^[19]。这个故事表现的就是母爱的伟大。第三，展品、展览事实真实。现在已有人对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尤其是监狱博物馆，最容易面临失真的问题。如果是当局主导，可能会修饰事实；如果是受害者主导，则可能夸大其词。这与博物馆的功能显然是背离的。真实是博物馆的价值所在，真实也是向善、求美的基石。

关于形式美。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美是多种多样与多姿多彩的，不应该，也不能千篇一律。追求展览的形式美，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形式必须要“合于美的条件”，要遵循美感的“公例”。这也是蔡元培在艺术形式上所一再强调的。“所谓‘美的条件’与‘公例’，就是诸如均齐、节奏、比例、对称、和谐与‘杂多与统一’等等”^[20]。只有讲求这些因素构成的感性形象，才能令人产生美感。二是形式必须求新出新。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这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博物馆的展览形式也将随着材料、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深入而提升。更加富于戏剧性与诉求力的创意，更加具有感染力与情趣美的场景，更加动人的形象与精美的画面，更加亲和感人的音效等，都将使博物馆展览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跃升为富有审美内涵的表现艺术，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融入其中的深刻体验，使受众从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和信息，更重要的是获得审美的享受。

关于风格美。风格美是基于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是博物馆展览更高的美的追求。首都博物馆的《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追求并呈现出来的即电影《城南旧事》的风格。展览以北京皇城为背景，以胡同和四合院作为展览的空间，将最贴近生活的人生礼俗，诸如洞房花烛美姻缘，降龙诞凤添人丁，古稀大寿福如海，爆竹辞旧迎新春，巧妙地浓缩在老北京的一户“胡同人家”，生活化、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使民风民俗历历在目，生动亲切。置身展厅，你仿佛融入了老北京人的生活，一种怀旧的美弥漫周遭，让人窒息。

综上所谈，博物馆公共审美值得期许。博物馆公共审美意识的自觉不只关涉博物馆人，也包括它的受众——走进博物馆的公众。在公共空间的意义上，公众才是博物馆的主角。在现代建筑森林的城市里，博物馆是一方净土，也是一方乐土，这里遗存了人类祖先的创造，也纪录了人类祖先的智慧，甚或重现了他们真实的步履，在熙熙攘攘的人生之路以及人类之路上，来路、前路并非都是艰难险阻，原来也是那么意趣盎然。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在谈论人生的艺术化时，写了一段值得反复回味的话，他说——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www.xing528.com)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

“慢慢走，欣赏啊！”^[21]

这里借用朱光潜的话，也对走进博物馆的列位说一句——

慢慢走，欣赏啊！

（原载湖北省博物馆协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博物馆与社会教育——2013年湖北省博物馆协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注释】

[1]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24周末的话（37）。

[2]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24周末的话（37）。

[3]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19（182）。

[4]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24周末的话（37）。

[5]余秋雨：《向市长建言》，《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第81页。

[6]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22（185）。

[7]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第2版，下册，第997页。

[8]蔡元培：《美育实施的方法》，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211页。

[9]蔡元培：《美育》，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1版，第508页。

[10]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1版，第180页。

[11]朱光潜：《谈美感教育》，朱光潜著、彭锋编：《无言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第174页。

[12]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24周末的话（37）。

[13]余秋雨：《凤凰博报》“秋雨时分”，http：／／qysf.blog.ifeng.com，2006.9.22（185）。

[14]蔡元培：《美育实施的方法》，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214～215页。

[15]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136页。

[16]朱光潜：《谈美感教育》，朱光潜著、彭锋编：《无言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第174页。

[17]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1版，第500页。

[18]余秋雨：《向市长建言》，《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第80页

[19]马元：《自然博物馆陈列的审美探索与思考》，《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1期，第99页。

[20]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314页。

[21]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著、彭锋编：《无言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