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物研究成果：文化名人、革命领袖及其社会影响

本次会议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论文范围涵盖文化名人、革命领袖、清末民初政要，内容涉及人物思想、人际关系、社会影响等。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朱新屋的《生命史视野下的俞樾及其著作——以小说和善书为中心》，从生命史研究的角度，对清大朴学大师俞樾的心路历程及其创作进行了与众不同的解读。俞樾因受咸丰七年（1857年）罢官事件的影响及其后坎坷的人生际遇，使其产生了深刻的宿命论观念，并由此进一步影响了他的学术与创作。作者认为，俞樾的善书著作从“理”的角度阐述“报应之理”，果报小说则从“事”的角度述说“报应之事”；这种宿命观的形成，也是晚清整体社会变动的一个表现，亦即梁启超所谓“衰落期之一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雷平的《孙章交谊与辛亥革命》，论述了孙中山、章太炎二人的关系流变。作者指出，二人因革命而结缘，章太炎参加了同盟会并任《民报》主编后，大力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充当了革命宣传家的角色，这也是孙、章二人最为亲密的时期。后因《民报》经费问题，二人渐生嫌隙，最终导致分裂。作者认为，孙、章的早期合作，为推动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间的分歧一是由于思想主张的差异，即对革命内涵、目标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二人的性格差异也导致了最后的分道扬镳。

武汉大学珞珈学院马瑞的《刘青霞与河南辛亥革命》，论述了河南近代杰出的辛亥女革命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刘青霞的事迹。作者认为，刘青霞对河南辛亥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助进步报刊，二是投身近代新式教育，三是资助、支持辛亥革命期间河南地区的起义活动，促成了辛亥革命期间河南地区武装起义。同时，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刘青霞不可避免地具有保守与落后性：如对革命性质及真正的革命力量认识模糊；没有亲身参与革命活动，而是以“乐善好施”的封建贵妇形象出现；具有男尊女卑思想等。(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郝幸艳的《汤化龙和孙洪伊交恶论》，考证了汤化龙、孙洪伊二人交恶的起点时间。作者认为，袁世凯解散国会并未导致汤、孙二人的分裂，二人虽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态度不同，但矛盾并未激化。二人分裂的事件应在护国战争期间，彼时孙主张联合孙中山、黎元洪抵制段祺瑞；而汤则主张联合段祺瑞、黎元洪消弱国民党，无法调和的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化友为敌。汤、孙交恶不仅改变了民初政治力量的对比，令府院矛盾和党派冲突愈演愈烈，而且导致了国会被再次解散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勇的《“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抗日思想研究》指出，蒋介石对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有明确的反帝思想。作者认为，“济南惨案”是蒋介石反帝思想的转折点：此前，蒋介石的反帝以英国为主要对象，主要是推进北伐的进行；此后，随着日本成为反华的急先锋，蒋介石反帝的主要对象也随之变成了日本。其内心反日、抗日情绪也日渐明确与坚定，并不断思考如何灭倭雪耻，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马建强的《抗战前顾颉刚的通史计划研究》，以顾颉刚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前的通史编纂计划为中心，探讨了其在史学环境转变与个人学术转型双重背景之下编纂通史的复杂动因与背景。作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背景下，顾颉刚受“进化论”思潮影响，曾设想对国史进行改造并试撰通史；30年代，在个人情感因素、史学经世理念、学术竞胜心理等多重动机促进下，顾颉刚对通史编纂的认识不断改变、深化并趋于稳定，奠定了他此后通史编纂理念的基本架构；30年代以后，通史编纂成为顾颉刚心中“陶铸中国之新国魂”的长期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