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审视近代中国文化文博研究及其他成果

对近代中国文化的研究，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是，主要以传播学的角度审视中西文化的碰撞、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元的《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地方社会之争？——以广东两起教案为中心的研究》，论述了清末的一种新型教案，即不同教派为争夺教民、不同教民之间因宗族矛盾等所起的纷争。作者以清末广东地区的东莞教案、古溪教案为例，分析了此种教案的特别和复杂之处。作者认为，这种纷争既掺杂着不同宗族势力，又涉及不同的教派及教派之后的外国势力，从而使得普通的命案因为教会和外国势力的介入，让清朝地方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时陷入困境，并促使乡村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这也在教会的预料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玲的《康有为、李秉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问题与取向》考证了李秉宪师从康有为的来龙去脉，认为李氏对康氏的儒学思想多有承袭，在诠释、宣传儒教方面具有共识；但在具体的制度化建设和推广方面，康氏主张保教才能保国，教亡则国亡，是“正题反作”；李氏则试图以教救国，认为只要重建了韩国的国魂，国家才有复国的希望，是“反题正作”。作者指出，双方的差异反映了中韩两国历来有别的儒学发展路向；双方的合作与共鸣，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可能性。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汤黎的《革命与学术：〈国粹学报〉的救国理念》，从传媒学的视角剖析了《国粹学报》的救国理念及其社会影响。作者指出，国粹派主张国粹，一是源于对西学东渐的反思，二是受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日本国粹主义的影响和海外汉学发展的刺激。作者认为，《国粹学报》的栏目设置改变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传统知识分类体系，顺应了清末学术演进的大势；同时，也改变了传统学术以札记为主要研究成果形式的特点，而代之以近代学术论文；国粹主义虽有局限，但其提出的复兴中华文化的主张，推动了时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生陈凌菡的《走向复辟的前奏——一个在沪日本人对民国二年的观察与思考》，以日本人西本省三对民初中国时局变化的反应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为线索，考察了西本思想变化的前因后果。作者指出，西本省三在主持《上海》周报之初，是接受并支持共和的；但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却转向了复辟，并以“复辟鼓吹者”而闻名。作者认为，西本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失望及共和之初的混乱政局；与中国旧派文人的密切交往，也促成了西本之后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妍杰的《为国破家：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反思》，重新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论”。作者认为，在西学东渐、国家危亡的时局冲击下，不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视家庭为救国兴邦的桎梏，而不再视其为温暖的港湾，这种家庭革命论是反常的，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此种现象既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变异特性，也表明部分时人的思考深度已触及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李鹏的《〈良友〉画报与“蒋介石崇拜”的视觉呈现》，从图像史的视角出发，以《良友》画报刊载蒋介石图片的次数变化，考察了蒋介石崇拜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良友》充当了蒋介石形象的传播媒介，社会通过《良友》“再造”蒋介石，同时，已成型的蒋介石形象又通过画报再传播，此种互动促成了蒋介石崇拜。《良友》画报刊载的大量蒋介石图片，呈现出蒋介石的形象之变，刊物本身在建构蒋介石崇拜上的作用或许有限，但也包含了自身的“态度”与“观点”，明显受到了当时的政治影响。(www.xing528.com)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辉的《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与“抗战精神”话语的建构》，对国民政府建构“抗战精神”的过程做了全面梳理，并对“抗战精神”的现实语境、具体内涵及社会功能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国民政府试图利用自身掌控的国家纪念日为抗战服务，不断构建“抗战精神”，以革命精神为历史来源、以民族精神为核心内容、以国民精神作为现实表达。作者认为，“抗战精神”为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支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强了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李锐的《“文字有灵，国魂可唤”：抗战时期民族英雄文本与民族性重塑》，对抗战时期大批涌现的民族英雄文本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以民族英雄故事集和民族正气文选为主的民族英雄文本，一方面继承了清初移民录的表彰及激励功能；另一方面，通过表彰和示范，实现了民众抗战的精神动员，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典范民族性形象。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尹倩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形象的重塑》，考察了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形象重塑的促进作用。作者认为，中国的团结抗战及胜利，以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姿态重振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国人重拾民族自信和自尊，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也得以改变；树立了“不畏强暴，英勇团结”的崭新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同并确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巍的《国族形象人格化的移植与文化困境——以劳瑞的“李表哥”漫画为例》，论述了上世纪80年代台北官方邀请美国漫画家劳瑞创作“中国人新形象”漫画的前因后果。作者指出，台北官方试图通过自我形象重塑，重建文化自信并主导政治话语权，但“李表哥”漫画制作完成后，并未达到官方的目的，反而在民间大受欢迎。作者认为，“李表哥”漫画的制作显然受到当时大众文化兴起的影响，反映了台湾在戒严尾声和现代化初期对政治困境的应对和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冷战意识形态从强硬宣教转向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风潮结盟的一次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邱志红的《〈纳氏英文法讲义〉流布考》，考证了《纳氏英文法讲义》在中国的流传及其影响。作者指出，《纳氏英文法讲义》最初确是为印度学生编写的英文文法教材，其汉译单行本在内容上与“印度本”几乎一致。作者认为，该书在中国的流布广泛极大便利了国人对英语的学习，也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学者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促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