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政治研究的论文共7篇,内容涉及辛亥革命、国民党左派、中共干部队伍建设、土改相关问题、国共两党对华侨的争夺等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咏红的《辛亥革命的现代性》,从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提升、革命的破坏程度等方面探讨了其现代性问题。作者认为,革命的主导力量是城市“中等社会”(新式知识分子、新式工商群体),是历史和社会具有一定现代性的体现;革命的爆发促使国人意识到中国边疆和内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已经成为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体现了国家认同上的现代性;革命既“破”也“立”,军纪严明,战争规模、破坏程度较小,也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志毓的《策略、思想、路线斗争——关于“国民党左派”的再思考(1924-1931)》,以大陆和境外学者对“国民党左派”的不同认识为切入点,重新考察了国民党左派从诞生到发展的复杂流变。作者指出,联共与反共的纷争,加深了国民党内部原本存在的矛盾与裂痕;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以“左派”自居,有意识地打造出一套独立的“左派”理论,在以党治军、民众运动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作者认为,国民党左派并非是一个仅涉及高层权力斗争的政治派系,它反映了20世纪中国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有两篇文章关注了中共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赵诺的《抗战初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探讨了外来干部和本土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共产党人总体上保持了团结,但外来干部和本土干部并非铁板一块,但干部来源的复杂多样,使得干部队伍的整合、锻造并非一日之功。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研究生曹佐燕的《新政府与旧人员:论中共对旧政权公务人员处置政策的演变(1945-1952)》,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对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处置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共自身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作者认为,在如何对待旧政府人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个一以贯之的原则,即根据旧人员在旧政权的经历对他们进行甄别,有区别地加以使用,并逐步培养、壮大自己的干部队伍,平稳有序地转换了干部成分,有效地巩固了城市秩序、发展了生产。(www.xing528.com)
有两篇文章涉及土改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会芳的《“苏南无封建”考》,探讨了1950年新区土改时“苏南无封建”说法的由来、内涵,并分析了苏南地区的特殊性及差异性。作者认为,“苏南无封建”论实际上揭示出各地社会经济情况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一问题值得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注意;同时,研究土改问题时,在承认各地差异化的前提下,要继续探讨同一政策在各地推行时如何因地制宜,力避“一刀切”的弊病。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凤凤的《社会变革中“地主”的划定和消亡》,考察了“地主”语义的流变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从经济意义上指出了地主的寄生性和腐朽特质,也从政治意义上将之定性为一个需要消灭的反动阶级。作者认为,虽然中共对待地主的政策几经变化,有斗争有团结有改造,但对地主的定性却一直未变。即使后来地主赖以生存的经济因素不复存在,但阶级成分和地主身份却长期存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而言,如何让资源、财富和权力的更替、分配更加合理,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庆云的《1950年代国共两党对新西兰华侨的争夺》,主要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国史馆”所藏外交部档案,回顾了1950年代国共两党对新西兰华侨的争夺问题。作者指出,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新西兰的华侨工作以“防共反共”为核心,并以策动华侨“防共反共”作为阻止新西兰承认中共政权的重要途径。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新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赢得了大部分新西兰华侨的欢迎与支持,国共两党在新西兰的地位与处境攻守异势,但双方对华侨的争夺远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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