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历史哲学研究: 对功能解释方式的批判

自功能主义应用的领域从生物学、语言学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以来，就一直有反功能主义的观点存在。也有学者把功能解释直接等同于功能主义进行批判，正如前面的论述一样，这种观点已经被指明是不对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功能解释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一直受到指责和批判。如果说科恩等人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是功能解释的并且功能解释具有科学性的话，那么埃尔斯特和罗默等人则认为功能解释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薄弱所在，是一种目的论的产物，缺乏微观基础的说明，不是科学，并且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解释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主张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来代替功能解释。针对这样的批判，科恩进行了回击，从而形成关于“唯物史观是否主要运用了功能解释？”的学术争论。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多考察其他人的责难，而主要看埃尔斯特对功能解释的批判情况以及科恩和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等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因为这是来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不同见解，将更能区分不同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埃尔斯特的批判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那就是：“马克思运用了功能解释吗？如果运用了，那么他是否成功运用了这一解释？如果没有成功，那么他的解释是否能够被改进？”^[14]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埃尔斯特对功能解释的指责和批判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肯定马克思的理论中有大量的功能解释运用，但同时指出这正是马克思理论的软肋所在。埃尔斯特在其代表作《理解马克思》中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生产力发展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理论以及其他很多理论中都有功能解释的运用，他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在这些理论中马克思运用功能解释的种种表现，然后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运用这种解释有强烈的爱好，但是他却没有为之提供任何支持证据。同时，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支持者也运用类似的解释。这种情况是如此的令人困惑以致使功能解释本身似乎也需要一种解释。”^[15]具而言之，例如，埃尔斯特提出，在生产力发展理论中，科恩已经表明生产力的首要性必须被功能性地理解，但是科恩在阐述这一点的过程中也就表现出了“首要性命题”是多么地令人难以置信。再例如，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方面，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被他对无产阶级有必须改变资本主义航向的历史使命的信仰所深深影响，即使功能解释适宜于解释事物现象为什么存在，那么它也不适宜于解释事物现象的变化过程，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由于受“功能主义和目的论的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就有了一种为满足解释需要而进行解释的随意性，所以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解释是建立在对生物学的错误类比之上。当然，科恩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科恩的反驳是，“埃尔斯特想把马克思主义和博弈论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不会说我想把马克思主义和功能解释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认为功能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16]。这样，科恩就把功能解释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一种解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同呼吸，共命运”，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反驳功能解释，就是反驳马克思主义。至于说科恩对唯物史观的功能解释分析得怎么样，那不影响他的这个基本主张。

那么，究其根底，唯物史观是否主要运用了功能解释呢？有的学者认为，“科恩是以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错误理解为前提而提出他的功能解释的，因而，功能解释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科恩外加给马克思的”^[17]。我们基本同意这个观点，因为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基本原理的解释是从事物整体出发进行的内部分析，是要辩证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而科恩主要把它们当作一种外在的关系来进行处理，是一种外在性解读；更遑论马克思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说，而科恩则主要是“科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制式分析，所以说，他是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

其二，马克思是否成功运用功能解释，也就是功能解释的可靠性问题，功能解释是否有合理的机制问题。埃尔斯特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功能解释缺乏像生物学中“自然选择机制”一样的可靠性保证，缺乏可靠的微观基础，所以，“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功能解释的地位”^[18]。罗默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认为功能解释是归纳方法，自然就会要求在重复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但马克思的功能解释对这种对应关系的微观机制却没有说明，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9]。关于这个问题，科恩则认为，当功能解释成立时，就会有某种机制在起作用，至于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则没有必要在不弄清楚它之前就不能采用功能解释。为此，他还举了一个“摩擦生火”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氧气对燃烧起作用的前提下，从火柴摩擦就生火的经验事实中得出结论：火柴的燃烧是因为它被摩擦。这就是说，在科恩看来，机制的合理性问题并不影响功能解释的运用，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科恩是从问题的经验合法性方面来消解“机制问题”的话，那么范帕里斯则希望能从逻辑上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论述了作为社会科学功能解释的“反复强化”（reinforcement）和“吸收状态的马尔可夫过程”（absorbing Markov process）模式，这实际上是把生物界的自然选择机制引进社会科学的解释之中。例如，可以把习俗看作是生活习惯在再生产过程中依其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而不断被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适宜人类需要的生活习惯就得到“反复强化”并被人类生活所“吸收”而成为习俗，否则就会在选择的过程中消失。这里面含有两个函项，一个是“反复强化”，主要指事物对其功能的有意识的确认过程；一个是呈现“吸收状态”，主要指一个过程在得到某一状态后就不会再离开这种状态。如果用这个模式来解释上层建筑的选择过程，那么就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前提下，统治阶级会尝试不同的上层建筑模型；从有利于稳固和促进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并进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统治阶级能够在尝试中发现哪一种上层建筑模型最好，最适宜于当前的经济结构，从而把这种上层建筑模型固定下来，使之出现“吸收状态”。从这个模式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出，范帕里斯实际上还是借鉴了生物学的进化选择机制来为功能解释提供可靠性证明。

其三，合理的功能解释是否需要馈环（feedback loop）。埃尔斯特的观点是，功能解释需要馈环，馈环是功能解释成立的必要条件。科恩的观点是，功能解释的成立可以不需要馈环，即馈环不是功能解释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他们各自是如何论证的呢？(www.xing528.com)

埃尔斯特认为，一般来说，有三种解释模式：因果解释是物理学的主要解释方式；意图解释涉及人的信念和欲望，所以它是社会科学的主要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则是生物学经常使用的解释方式。而科恩把功能解释运用到唯物史观，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增加类似生物学解释中的“馈环”来保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埃尔斯特认指出，在运用于唯物史观时，功能地解释一个行为就包含了要说明这个行为对人或物的有益后果，从而把功能解释和有益解释联系起来。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矛盾：“一个行为如何能根据在其后发生的事情而得到解释呢？”^[20]而科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功能解释中的待解释项不是一个个体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行为模式，也正因此才能使行为在t1时的后果归因于其在t2时的功能。换句话说，功能解释本身假设了从“解释项”到“待解释项”中间有“馈环”的存在。这是埃尔斯特的论证，即功能解释需要“馈环”。如果以逻辑形式的方法来表示，则是：

解释6.3：一种制度或者行为模式X由其对群体Z的功能Y来解释，当且仅当，（1）Y是X的后果；（2）Y对Z是有益的；（3）Y不是创造X的行为者们有意图的（后果）；（4）Y（至少是X与Y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为Z中的行为者所认识；（5）Y通过经由Z的因果馈环而维护X^[21]。

这里给出了功能解释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从解释6.3可以得出：如果没有条件（5），那么功能解释就是不成立的。如果仍以前面的长颈鹿例子来说明的话，“某些长颈鹿”就是Z，“长颈鹿的长颈”就是X，“具有获得更多树叶的功能”就是Y。那么，条件（5）表示的就是：长颈所具有的获得树叶的功能通过对某些长颈鹿的因果关系（使它们更容易再生产）而使长颈被保留了下来。反过来说，长颈能够被保留下来，说明其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因果馈环；如果没有因果馈环，长颈能被保留下来就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科恩认为，不是馈环使这个解释成为功能解释，而是倾向性事实使然。也就是说，科恩认为，不是条件（5）使上面的功能解释成立，而是下面的条件（6）使上面的功能解释成立：

（6）如果长颈鹿有长颈，那么它就能更好地生存。

很显然，科恩和埃尔斯特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功能解释发生机制的认识不同。此外，科恩列举出没有馈环而功能解释能够成立的例子。例如，某一种新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是因为经理们意识到规模扩大会带来经济效益这个倾向性事实^[22]。这样，科恩就反驳了埃尔斯特的功能解释必需馈环的观点。当然，埃尔斯特并不认同，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一直存在，只是没有20世纪80年代那么热烈而已。

最后，如何看待科恩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功能解释的主张。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科恩是以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错误理解为前提而提出他的功能解释的，因而，功能解释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科恩外加给马克思的。”^[23]但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科恩的意图是给唯物史观建立可靠的科学根基，他的方法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处理技术以及现代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关于历史的真理，我们不但需要从“感性活动”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更需要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来加以证明。前面的论述显示出，与其说功能解释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学院派的形而上学解释，或者说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错误的解读”，毋宁说这是对唯物史观进行逻辑学证明的一次重要尝试。正如科恩本人在回应沃尔特（Steven Walt）时指出的那样：“沃尔特批判我引进一种形而上学成分和一种社会理论成分。我将详细回应他的形而上学责难，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沃尔特对我在这里有多么涉及形而上学的评价。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直接获得社会理论——我希望在这里为这个目标做些事情——那么形而上学就能够按照要求来调整，即使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的形而上学者，我也不会是那个尝试所需调整的最佳者。”^[24]可见，科恩反对形而上学指责，他认为自己只是在运用一种合适的方式讨论历史理论。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主张唯物史观是一种功能解释，就不但没有丝毫地削弱唯物史观本身，反而加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