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的功能解释

在科恩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解释方式在形式上是功能解释。具体来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几个组合中都有两个（类）项，第一项以某种方式解释第二项。科恩认为，这里“解释”的含义是什么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解释能够使组合关系得到最好的解释；而能够担此重任的最好解释就是功能解释，理由是它“有助于使被解释现象作为原因的能力和它们在解释顺序中的次要地位之间获得一致性”^[9]。例如，功能解释能够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量和生产关系作为被决定者的地位协调起来。举例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解释是：

（1）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特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来解释。

（2）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由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解释。

马克思还有两个相关的命题：

（3）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上层建筑稳定经济结构。

科恩认为，能够最好地把（1）和（3）、（2）和（4）协调起来的解释方式就是功能解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从（1）到（4）中的哪一个单独的命题是功能解释，而是（1）和（3）、（2）和（4）分别构成两个功能解释，也正是（1）至（4）这四个命题使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解释方式看作是功能解释。科恩之所以主张唯物史观是一种功能解释，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证明，是要实现他的初衷：为马克思历史理论做学术上的辩护，建立“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

那么如何论证唯物史观是一种功能解释呢？科恩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反证法和例证法。

在第一种方法中，科恩指出反对唯物史观是功能解释的情况主要有两种错误类型：一是混淆了先行陈述和功能陈述这两种陈述与功能解释之间的区别；二是过于注重功能解释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在逻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

首先，在解释先行陈述和功能陈述这两种陈述与功能解释的区别时，科恩引用了P.科恩（Percy Cohen）所举的一个很长的例子，即：“宗教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社会的道德基础……[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在复杂的社会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在这两个情形中，后果是用来解释原因的；道德秩序和协调的最终状态被用来解释宗教和国家的存在……批判者正确地主张这类解释是公然反对逻辑法则，因为一件事情不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如果它在时间上是继它之后发生的话。”^[10]这段话中既有先行陈述又有功能陈述。我们知道，先行陈述谈论的是一个现象在另一个现象之前，它不是一种功能解释，因为人们不会以下面的话作为宗教存在的解释：

（1）宗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www.xing528.com)

（2）宗教存在因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其中，（1）是功能陈述，它可能是真的，但它不一定是真的功能解释，因为没有语境表明它是在回答“为什么—问题”。（2）是一个伪功能解释，因为维护社会秩序可能确实需要一个宗教，但是把这作为宗教存在的原因可能就不是真的。譬如说，在某国的某个历史时期宗教的存在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只是民众的心理寄托因素或者是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解释所有的现象或者为了发动战争或者其他情况等原因造成的。（2）是可能真也可能假，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偶然真，但即使它是真的，也不是因为（1）是真的。实际上，（2）是一个先行陈述（precedencestatement），是说一个事件先于另一个事件，但是“单纯的f先行于e并不能保证f引起e”，也就是说，先行陈述不一定是一种解释。在这里，P.科恩实际上是把功能解释看成了先行解释和后果解释，即用后出现的现象来解释先出现的现象，用后果来解释原因，这是对功能解释概念的一种误解。至于说先行陈述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为功能解释，根据功能解释的定义，当一个先行陈述“事件f先行于事件e”涉及概括（也就是规律）时，它就是功能解释。

关于（1）与（2）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以逻辑学中的特称肯定命题（SIP）和特称否定命题（SOP）为比方，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举例来说，SIP如“有的企业家是大学毕业”，SOP如“有的企业家不是大学毕业”，在SIP和SOP的真值推演关系中，“有的企业家是大学毕业”为真不能推出“有的企业家不是大学毕业”为真，因为前者的真只是断定“企业家”和“大学毕业者”两个概念外延之间是相容关系，而概念外延之间的相容关系有四种（即：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并不是每一种情况下SOP都逻辑地为真。虽然从SIP真不能推演出SOP真，但是SIP真并不排斥SOP也为真。在S与P外延之间为真包含关系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况下，两者都为真。例如，“有的企业家是大学毕业”和“有的企业家不是大学毕业”在某个可能世界（比如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就是同时为真。

其次，功能解释不同于功能主义。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和雷德克里夫 布劳恩（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11]认为功能主义主要有三个命题：

（1）社会生活的全部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强烈地影响彼此并聚集“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12]。（互相联系命题）

（2）社会生活的全部要素彼此支持或加强，因此也支持或加强它们聚集构成的整个社会。（功能互相联系命题）

（3）每一个要素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因为它对整体的贡献，正如在（2）中所描述的那样^[13]。（解释性功能互相联系命题）

在这三个命题中（3）包含（2），（2）包含（1），它们构成关于社会生活的功能主义理论。科恩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强烈反对功能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的含义是保守的，正如雷德克里夫 布劳恩的“社会制度功能一致”原则一样，如果社会生活的全部要素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么就没有要求社会变革的空间，这显然会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带来不可理解性。针对这个问题，科恩的解决办法是，肯定功能解释，同时不认可（1）至（3）中的任何一个。并且科恩认为，唯物史观的功能解释是革命的，因为它预言社会的转变并主张社会转变的激烈性。这样，虽然功能主义是保守的，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提供解释，但是，唯物史观的功能解释却可以是革命的，为旧社会向新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进而言之，如果说功能主义主张所有的现象都是功能解释，那么这种功能主义就是假的；但是，如果说功能主义主张部分现象是属于功能解释的，那么这种功能主义就是真的。这样一来，科恩就断开了功能主义与功能解释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第二种方法方面，科恩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论述就是论证马克思历史理论是功能解释的主要体现。关于这些论证，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经论述过。同时，科恩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第十章中专辟一节，通过阐述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以及经济结构适应于生产力状况来进一步论证马克思的解释主要是功能解释，从而再次为“唯物史观主要是功能解释的”提供例证。其中，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传播的功能解释经常被指责为“历史阴谋论”的问题，科恩认为功能解释的非意图性的方法提供了驳斥这个“历史阴谋论”的论据。因为无论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的功能是否被意识到，它们总是维持和保护现存的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类型的经济结构被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结构所替换，或者说一种经济结构内部的量变性调整，都是因为经济结构对于生产力的适合性。经济结构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否则，它就会被替换或者被调整。在功能解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倾向性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行为模式，就是规律，而不是单一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