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一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4]对于这段话，科恩的解释和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解释是一致的，即生产关系的特征由其对生产力的功能来解释，同样，法律和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兴衰由其对经济基础的功能来解释，并归根结底由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来解释。也就是说，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上层建筑有利于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并进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上层建筑在这期间就是稳固的。否则，上层建筑就面临改进甚至被推翻的后果。反过来说，上层建筑是现在的状态，是因为这个状态有利于稳固或促进当下的经济基础，正是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要求这个倾向性事实解释了上层建筑的当下特征。
我们知道，财产关系是一个法律表述，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科恩就先对财产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他的观点是：财产关系之所以具有它们的特征是因为生产关系需要它们具有那样的特征。如果按照科恩对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的表述方式，这就是说，权力需要权利的认可和维护，正是权力的需要使权利具有一定的样式，这个样式是权力的需要所要求和规定的。换言之，财产关系之所以具有它们的特征，是由这样的财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关系的要求这一倾向性事实来解释。例如，我国在200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就是对已经变化了的生产关系所提供的法律保障。没有这样的法律，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就得不到有效的认可和保护，就会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保护改革开放的成果，实际上就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发展，因而必须对已经形成的权力提供权利保障。也就是说，立法者修改旧法或者制定新法都是为了缓解或解除权力与权利之间现存的或者潜在的紧张关系。
“如果生产关系为了稳定需要法律的表达，那么就推出，基础需要一个上层建筑。”[35]在这里，“需要”是一种功能解释，上层建筑的特征必须满足经济基础对它的需要，上层建筑的特征是通过它满足经济基础的功能情况来解释的。为说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需要，科恩使用类比论证，列举了一个“撑木与盖子”的案例。四根撑木打入地基，每一根都高出地面同等的距离，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不稳固的，因为在一定级别的风中它们就会摇摆，但如果盖一个顶子在它们上面，那么就会增强它们的稳固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顶子是撑木的稳固性所需要的。科恩以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上层建筑之所以具有它们的特征，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特征才有利于经济基础的稳固。
同时，科恩为他的主张提供了经典文本的依据。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达：“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取得社会固定性和不以单纯偶然性与任意性为转移的社会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36]再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37]科恩这样做，一方面用马克思的论述来表明马克思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是一种功能解释，至少是有证据支持可以对之做功能解释的理解；另一方面，他指出只有做这样的功能解释才能避免曼托克斯（P.Mantoux）所批评的汤因比（A.J.Toynbee）对历史过程的错觉：“在17和18世纪的整部经济史中，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对工业的保护很长时间以来是吸引大多数人关注的主题。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所有的文本都可得到的时候，研究法规比研究分散的、难以捕捉甚至难以找到一丝踪迹的事实要容易得多。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这一研究分支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被过高地估计了。汤因比甚至走得更远，他断言从保护性规章到自由竞争之间的变化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这是错把结果当成原因，把有关经济事实的法律方面当作事实本身。”[38]也就是说，科恩主张，不能因为经济变化必须反映到法律上而混淆法律与经济事实之间的关系，不能错把法律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因。如果做进一步的思考，科恩真正想表达的观点就是：只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做功能解释，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论述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或者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依赖关系，科恩论述了“经济结构是否可以被单独观察到”这个问题。这其实是爱克顿在其著作《时代的幻觉》中提出的问题，他在那本书中提出：“社会的‘物质的或经济的’基础因此不是能够被清楚地想象的东西，更不是离开人们的法律、道德和政治关系而能够被观察到的东西。”[39]这里暂且不论他的概念认知错误——“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生产力，后者是指经济结构——他在这段话中表达了一个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离开上层建筑后经济结构是不可被观察到的。那么，真是这样吗？科恩的回答是：经济结构作为一种关系，是抽象的，它本身无法被观察到，但是经济结构是什么，是可以通过观察确定的[40]。科恩以“离婚率”为例进行了说明。离婚率是什么？离婚率是20%或者30%这样的百分比，百分比作为一种数是无法被观察到的，不是经验世界可以检验的问题，比如你无法指出30%在哪里。但是，离婚率作为一个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离婚人数与结婚人数之间的比率，是可以通过经验方法进行确定的，并且离婚率确定后还可以解释很多其他的有关现象，比如青少年犯罪率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家庭观念问题等。通过这个类比，科恩想要说明的是：虽然离开上层建筑后经济结构不可以被观察到，但是，确定经济结构的途径仍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其实，科恩的这个观点来自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弗雷格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数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法被观察到，它存在于既不是现实世界又不是观念世界的“第三域”，只能通过思维来把握。同理，经济结构无法被单独观察到，但是，通过法律等上层建筑可以来确定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科恩的这个判定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强调经济基础的独立性，并把上层建筑的特征归因于经济基础的性质，而不是归因于诸如意识形态或者历史观念等其他因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2]《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2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4]参见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6-217。
[5]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45.
[6]Jorge Larrain，A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Allen & Unwin，1986，p.74.
[7]J.P.Plamenatz，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5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9]W.H.Shaw，Marx's Theory of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9.
[10]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p.217-218.
[11]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30-31.
[1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4页。
[13]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14]W.H.Shaw，Marx's Theory of History，pp.36-37.
[15]同上书，第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17]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p.31.(www.xing528.com)
[18]关于“倾向性事实”的论述，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19]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p.32.
[20]Fritz Berolzheimer，The World's Legal Philosophies，Boston：Boston Book Company，1912，p.23.
[21]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p.32.
[22]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384.
[23]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p.176.
[24]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p.33.
[25]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219.
[26]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238.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2页。
[28]同上书，第796页。
[29]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226.
[30]M.Weber，The City，New York，1966，p.108.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32]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246.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2—21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35]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231.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8页。
[38]Paul Mantoux，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An Outline of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London，1964，p.83.
[39]H.B.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Marxism-Leninism as a Philosophical Creed，London：Cohen and West Frontispiece Courtesy of Mrs.Barbara Acton，1955，p.167.
[40]参见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A Defence，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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