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产关系区分为权力和权利，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马上又面临一个新问题。科恩提出，在标准情形中，即在一个法治社会而非过渡时期的社会中，正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权利赋予人们实际的经济权力，那么，经济结构怎么又被说成是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呢？或者说，标准情形中的从权利到权力的解释路径，是否在解释方向上出现了错误？这就是科恩所称的“解释方向问题”[17]。
从逻辑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表现为以下两个命题之间的不一致性：
（3）经济结构（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并因此）不同于法律的上层建筑。
（5）在标准情形中，人们拥有经济结构上的某种权力是因为他们拥有法律赋予的那种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插入一些讨论。也许有人会从现实经验出发提出质疑：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中，人们不是常常像命题（5）陈述的那样先有权利后有权力吗？举例来说，人们不是只有先取得房屋产权证，然后才有对房屋的支配权吗？对这个质疑，一种回答是：在法治社会中，因为权利和权力之间具有一致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权利”是“有效的权利”，所以，“权力”与“权利”之间是互推关系。但是，在非法治社会或者法治尚不完善的阶段中，“权力”和“权利”就经常不是同时发生，有时候“权力”在前，有时候“权利”在前。例如，在1994年以前，我国法律面对着事实婚姻的难题。事实婚姻的发生，因为当事人有这样的权力，他们能够这样做（在一起生儿育女过日子）；但是，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获得法律的肯定。但是，我国法律对1994年以前的事实婚姻都进行了“溯及肯定”，承认并保护已经发生的事实婚姻。在这个例子中，可以说，是先有“权力”发生后有“权利”发生。下面我们看一个“权利”发生在前的例子。在真正普及或者说国家保障九年义务教育之前，我国法律规定适龄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某个贫困地区，尽管一个6岁的女孩因为法律的规定已经具有这样的权利，但可能她没有这样做的权力，因为她家里十分贫穷而承担不起所有孩子的教育费用，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家长选择了让家里的男孩接受教育，所以女孩就没有权力去接受教育。这就是“权利”发生在前而“权力”缺失的情况。如果继续讲下去，也许后来那个女孩的运气还不错，半年后因为国家或者其他赞助者承担起她所有的教育费用，使她具有受教育的“权力”。这则构成一个说明“权利”发生在前而“权力”发生在后的例子。
上面的这些例子说明，从经验的角度或者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方面，无法对权力与权利之间“解释方向问题”做出一般的回答，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逻辑的角度对“权力”与“权利”之间“解释方向问题”做出一般的回答。
正是从逻辑的视角出发，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第8章第3、4节和《历史、劳动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第1、2章中都有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的解决方案是诉诸（3）中的“解释”概念。科恩否定（3）和（5）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他认为，撇开（5）暂且不论，（3）可以是真的，因为（5）与下面的思想之间不构成矛盾：在标准情形中，正是因为当人们拥有权利时他们就由此拥有相匹配的权力，所以他们才拥有权利。很显然，科恩是把（3）中的“解释”理解成一种功能解释，从而消除（3）和（5）之间看起来存在的不一致性。(www.xing528.com)
简单来说，按照功能解释的观点，“经济结构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的意思就是，法律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由其对经济结构的功能来解释。在标准情形中，根据命题（5），法律的上层建筑（拥有某种权利）具有形成某种经济结构（拥有相应的权力）的功能，这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倾向性事实”[18]。实质上，这个“倾向性事实”是命题（5）的隐含前提。如果我们把标准情形中的这个隐含前提和整个推理过程用逻辑形式表达出来，那么就是：
（权利）→（权力）
人们拥有法律赋予的某种权利，
因此，他们拥有经济结构上的相应权力。
从上面的逻辑形式可以看出，在标准情形中，人们从法律的上层建筑（拥有法律赋予的某种权利）所具有的功能（拥有经济结构上的相应权力）来解释为什么会有某种既定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换言之，根据功能解释和标准情形这两个前提，对“解释方向问题”的回答就是：经济结构从生成的意义上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法律的上层建筑根据它对经济结构的功能来解释它自身；归根结底，还是经济结构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在这里，涉及如何理解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功能解释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再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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