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渊源上说，这个问题其实来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普拉梅内兹（John Plamenatz）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7]，这是科恩在麦吉尔大学读本科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门课程的一本教科书。当时，科恩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并解释上层建筑，包括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但是，当读普拉梅内兹那本书时，科恩的思想被弄乱了，因为那本书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普拉梅内兹认为，由生产关系来解释上层建筑的法律关系必定是错误的。
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生产关系需要满足“（1）能够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能够用法律用语表达”[9]。虽然所有权关系和劳动关系都有资格取得“生产关系”称号，但只有“所有权关系”能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因此“所有权关系”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关系”的使用。
同时，当我们说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的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时，其实就是说，前者的性质由后者的性质来解释。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理解历史的钥匙应该到经济中去寻找，到财产关系中去寻找，而财产关系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由法律来定义的。如果财产关系由法律来定义的话，那么理解历史的钥匙就必须到法律中去寻找。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经济结构”与“法律上层建筑”两个概念之间的混乱：“如果经济结构是由财产（或所有权）关系构成的，那么它如何能够同本应由它解释的法律上层建筑区分开来？”[10]科恩把这个问题称为“合法性问题”。
其次，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把“合法性问题”表述为以下四个命题之间的不一致关系[11]：
（1）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www.xing528.com)
（2）生产关系是所有权关系。
（3）经济结构（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并因此）不同于法律的上层建筑。
（4）所有权是一种法律关系。
前三个命题是马克思历史理论所承认的，第四个命题显然是真的。由（1）、（2）和（4）这三个命题的合取可得出：经济结构是一种法律关系，但是，这个命题与（3）矛盾。从而，（1）至（4）这四个命题中就含有一个逻辑矛盾：经济结构既是又不是法律关系。“合法性问题”显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一种挑战，如果它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被严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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