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经济基础界定为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个观点的文本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陈述，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形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但是，这个文本并没有回答竖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具体包括哪些对象？
在我国学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产生和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2]。这个观点的文本依据应该同样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在那里强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这表明上层建筑由意识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部分组成，前者诸如法律、道德、宗教和文艺等，后者诸如国家、政党、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这是我们对上层建筑的传统观念。那么，科恩对这个概念有什么不同的分析呢？
科恩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界定是不清晰的，即使从刚才的经典阐述中也似乎不能清楚地得到这个概念的明确含义。科恩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不同的内涵[4]：
（1）上层建筑＝所有的非经济制度
（2）上层建筑＝那些非经济制度，它们的特征由经济结构的性质来解释
显然，这两个不同的内涵有可能指向不同的外延。但是，无论选择哪一个定义，它的基本观点都包括：
（3）非经济制度的特征主要由经济结构的性质来解释。(www.xing528.com)
然后，如果将（1）和（3）结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
（3.1）上层建筑的特征主要由经济结构的性质来解释。
如果将（2）和（3）结合，我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命题：
（3.2）非经济制度主要是上层建筑的。
科恩认为，从（1）和（2）的合取很容易推出（3），但是（3）实际上并不必然是真的，所以，我们对两个定义必须采取一个并且舍去另一个。科恩认为，虽然（1）没有大错误，但是应当采取（2），因为它“更理论化些、更确切些”。由此一来，科恩的观点就是（3.2）。但是，（3.2）会产生一个实质性问题：在何种程度上非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这个问题不是在问：有多少上层建筑能够从经济上做出解释？对这个问题，科恩没有给出解答。
科恩对“上层建筑”进行分析的本意是为了使其更清晰，但我们看到科恩在这里处理的并不好，似乎有些凌乱，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其推理和论证的依据，只是给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和他自己的观点。或许，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想提出问题。当然，他的观点还是有意义的，它指出：上层建筑和非经济制度是两个概念，大部分的非经济制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这样，上层建筑的外延就更加清楚些，即那些由经济结构进行解释的非经济制度，主要是法律和国家。同时，科恩主张假设上层建筑中不包括意识形态，但他又提出他关于上层建筑的谈论大部分是可以适用于意识形态的。至于理由，科恩没有谈及，只是提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上层建筑的用语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这本身也许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上层建筑的外延究竟包括哪些对象？科恩的回答是：“上层建筑由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以及其他非经济的制度所组成。上层建筑也许还包括大学，但不包括知识，因为知识不是制度。”[5]这样，科恩实际上只是指明了上层建筑的内涵性规定，而外延是一个不完全的列举，因为他“对上层建筑内容的论述的确是模糊的，他从来没有给上层建筑以精确的界定，在他的分析中他主要侧重于论述法律的上层建筑。但是科恩至少已经指出了上层建筑的范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小得多”[6]。可以说，尽管没有给出清晰的外延范围，但是科恩仍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分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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