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分析哲学研究》探讨分析方法

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主要表现为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它是“在20世纪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最初出现在说德语的国家中，后来因为纳粹主义的原因而在英语世界里占据了统治地位”^[7]。分析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分析哲学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认为哲学只有凭借分析才能取得进步。著名哲学家罗素先生把自己主张的分析称为现代分析经验主义，因为它和数学相结合，所以不同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罗素认为：“现代分析经验主义和体系缔造者的各派哲学比起来，有利条件是能够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而不必一举就创造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在这点上，它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相似。我毫不怀疑，只要可能有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非靠这样的方法来探求不可；我也毫不怀疑，借这种方法，许多古老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8]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可以被这种分析方法所分析。

一般来说，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概念、命题和推理的形式结构分析来保证语言表达的清晰性，通过对语言的语境分析来保证语义的真实性，通过对语言之间以及语言形式结构之间的一致性来保证论证的严谨性。如果具体来说，这种方法至少包括四种具体的方法，即概念分析方法、逻辑形式的分析方法、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以及证明和反驳的方法。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要运用这些方法，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更清晰和更严谨的诠释。

1.概念分析方法

概念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分析语句中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意义来确定语句所表达的命题。我们知道，语词是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概念离不开语词，但并非语词都表示概念。语词和概念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语词有时候可以表示两个甚至多个概念，一个概念也往往可以用多个语词来表达。

例如，科恩为阐明生产力与经济结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对命题“如果生产力在解释上是基本的，那么它们便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生产力与经济结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基础”这一概念的意义理解。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首先可以用s来表示这个条件命题，用p表示它的前件，用q表示它的后件。表达如下^[9]：

s：如果生产力在解释上是基本的（p），那么他们就是经济基础（或底座）的一部分（q）。

在科恩看来，命题s是一个似乎可信但实际上虚假的命题，因为他认为命题s的前件p是真的，而后件q是假的。他指出，传统观点普遍地肯定这个命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分析了肯定这个观点的两种错误情况：一是从生产力是基本的就推出其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所以肯定命题s；二是否认生产力是基本的，但这又肯定了命题s，因为根据条件命题的逻辑性质，如果前件p为假，则命题s必为真^[10]。那么，这两种错误情况发生的根源何在呢？科恩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一词在这里具有含混性，或者说“基础”一词在这里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为此，科恩给出了“基础”的两个定义：

D1：x是y的基础1=x是y的一部分，y（其余部分）建立其上。

D2：x是y的基础2=x是y之外的，并且y（的全体）建立其上。

很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D1中，“x是y的基础”蕴涵“x是y的一部分”；而在D2中，“x是y的基础”则蕴涵“x不是y的一部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区别，科恩以“房屋的基础”来说明“基础1”，房屋的基础是房屋的一部分；以“塑像的底座”来说明“基础2”，塑像的底座并不是塑像的一部分。在这个区别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经济结构是社会构成的“基础1”，而且是上层建筑的“基础2”。同理，如果人们把命题s中的“基础”指向“基础1”，而不是“基础2”，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而科恩认为命题s中的“基础”其实应该是指向“基础2”而不是“基础1”，即生产力是经济的基础但是不属于经济基础。由此，生产力与经济结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解释，并且这个解释与重要命题s之间获得融贯性。

科恩的这个分析非常具有启发性，它表明我们对一个命题的理解依赖于对其中概念的理解。如果我们对概念的含义没有理解得清楚或透彻的话，那么往往就会产生错误的观点，而错误观点的根源即在于没有对概念进行分析或者分析得不够透彻。

2.逻辑形式的分析方法

逻辑形式的分析方法就是逻辑主义的分析方法，指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合命题分解为简单命题、把日常语言翻译为人工语言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是通过符号化的表达和处理，以期把复杂的命题结构关系清晰化和准确化。

例如，科恩在区分社会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时，针对马克思的四个例子，他以S表示根据社会属性进行的描述，以M表示其他的描述，把马克思的描述表示为五种逻辑形式，即：

M只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是S；

M脱离造成S的关系就不是S；(www.xing528.com)

M不是S本身；

M完全不是S；

M只是从社会的观点看是S。

接着他分析上面的每一种逻辑形式，并指出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哪些是含混的。这个半形式化的表达就是一种逻辑形式的处理方法。再如，科恩在阐述功能解释时，以命题公式（E→F）→E以及更形式化的谓词公式（（x）（E（x，t1）→（y）F（y，t2））→（z）E（z，t3）来精确地表达功能解释的结构，也是逻辑形式分析方法的运用。

还有，如科恩在阐述他提出的“首要命题”和“发展命题”时，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论述分解成六个命题，然后一一进行分析，并论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他指出，第五个命题“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是说“一个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是“该社会形态灭亡”的必要条件，这不能推出“如果经济基础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全部发挥出来，那么经济基础就要灭亡”。也就是说，必须把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区分清楚，不能混淆。同样，第六个命题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科恩指出它的反题“如果生产力发展到足以产生新的和更高的经济基础，那后者就会产生”并不必然是真的，因为那个正题为真并不蕴涵其反题为真。

逻辑形式的分析方法通过将日常语言形式化，把概念、命题和推理转换成人工语言的形式，从而使命题的结构更加清晰，使我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避免或消除日常语言带来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保证推理的有效性和论证的说服力。这是自莱布尼茨提出“普遍语言”的设想以来无数学者和专家的一个理想，并且已经有一系列的尝试和努力，它已经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已经使我们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3.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

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起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这个方法主张对语言的理解要根据“语境原则”，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语言的意义，而反对一般地抽象地谈论语言的意义或者用理想的人工语言来刻画自然语言的结构。

例如，科恩指出，关于“生产方式”这个语词，马克思多次使用，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中表达不同的概念，分别表达（i）物质方式，（ii）社会方式，（iii）混合方式。其中，（i）物质方式强调社会生产的物质属性，指一种物质的“技术”或者“模型”，“是人们用他们的生产力工作的途径，他们从事训练的各种物质过程，专业化的形式以及在他们当中进行的劳动分工”^[11]。举例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2]。这里的“生产方式”就是一种生产的物质方式，而不包括社会方式，因为就社会方式而言两者之间已经有明显的区别。（ii）社会方式强调社会生产过程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生产目的、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形式、剥削生产者的方法。其中，生产目的可以分为：为使用的生产和为交换的生产；为交换的生产可以分为：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可以分为：为最大限度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不是为了最大限度交换价值的生产；为最大限度交换价值的生产又可以分为：为资本积累的生产和不是为了资本积累的生产。很明显，这是一个二分法的连续运用，通过这种二分法式的划分，就使得概念的界限更加明晰。（iii）混合方式兼有物质方式和社会方式二者。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用法就是这样。既然马克思对“生产方式”这个语词经常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那么我们就必须运用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根据具体的上下文情况来确定这个概念的含义，这样才能真正明白马克思的文本真义。

如果说逻辑形式的分析方法是人类对纯粹理性的一种恒久追求，是关于理想语言的一种尝试活动，那么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则是人类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尊重，是主张语言还原于生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分析态度，分属于哲学上的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而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分属于两者。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握语言的意义，解决哲学问题。科恩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是两个方法都运用，只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这从一个方面也表明科恩所关注的根本方面并不是方法本身，而是为马克思理论辩护，他之所以运用这些方法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方法是他正好所通晓的工具而已。

4.证明和反驳的方法

证明是通过一个或者若干命题的真来确定另外一个命题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反驳则是通过一个或者若干命题的真来确定另外一个命题的虚假性的思维过程。证明的说服力取决于证明过程是否满足充足理由律，即证明p，首先要有q→p和q都为真，这样才能保证p的真实性。反驳的说服力取决于能否推翻对方的论点，至少是能否有效削弱对方的论证。关于反驳的方式，可以采取直接反驳，也可以采取间接反驳或者归谬反驳。科恩在他的论证中，就经常运用证明尤其是反证法和例证法来证明他的观点，并进一步反驳他所不同意的观点。

例如，在区分社会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时，科恩论证了“资本是物而不是关系”。他指出资本既是物又是关系的两种说法是不一致的，因为“X（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奴隶）不可能既是（i）y（生产资料，人）和z（资本家，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又是（ii）y根据其和z之间的关系而所是之物”^[13]，X只能是其中的一个。以奴隶为例，奴隶不是一种关系，而是和奴隶主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的人，也就是因为关系而所是者。这就像丈夫是一个男人因为婚姻关系而具有的属性，但是丈夫不是婚姻关系本身一样，从而将因为关系所是和关系本身区开来。这个证明过程实际上就是使用选言论证方式。

再如，科恩在证明“可运用于生产的科学知识是生产力”^[14]的时候，运用的是二难推理的论证方法。他面对的反对意见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科学）怎么能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力？科恩的论证过程是：首先，确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外延关系，或者是（1）真包含关系，即精神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子集，或者是（2）全异关系，即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生产力^[15]。其次，进行分类讨论。如果是情况（1）成立，那么可以把“物质的”反义词看作是“社会的”，而不是“精神的”，这样，“精神性的东西”与“物质性的东西”并不矛盾，所以，精神性的东西（科学）就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力。如果是情况（2）发生，那么反对意见的逻辑前提就不成立，因为它是：一切生产力都是物质性的。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成立，都不能完全驳斥：“可运用于生产的科学知识是生产力”。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恩的这个证明过程是比较弱的，因为它运用的论证方式（二难推理）是比较弱的，其中在驳斥情况（1）时得出的结论只是：精神性的东西（科学）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力，是一个可能命题，而不是实然命题。

又如，科恩在证明唯物史观是一种功能解释的时候，先运用反证法，对反对唯物史观是功能解释的观点和依据进行批驳，然后运用例证法，指出唯物史观中在对经济结构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等问题进行解释时都是功能解释的，同时结合他论证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都是功能解释的例子，从而证明唯物史观运用的是一种功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