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历史哲学研究：揭示九月小组的考证成果

关于“九月小组”的诞生和发展过程，科恩作为创建者之一写过一篇短文进行专门的陈述。这篇文章经过埃尔斯特的阅读和修改，但是没有全文公开发表^[8]，这可以看作是他们两个人——“九月小组”的创建者——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共同陈述；另外，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2000年增补版的介绍中他比较简略地谈论了“九月小组”的诞生经过。我们对“九月小组”的考证主要以这两篇文章为文本依据。

“九月小组”的起源需要追溯到1978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熟悉而重要，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历史上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带给中国以至世界巨大变化的改革开放事业；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发生着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那一年，科恩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肖出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埃尔斯特出版《逻辑和社会》^[9]，这三部重要著作在同一年出版，它们奠定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以分析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但是，在1978年之前，科恩和埃尔斯特并不认识。在那一年，当埃尔斯特阅读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时候，科恩正在阅读埃尔斯特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打印稿，在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中的两位学者惊喜地发现他们在学术上拥有着同一空间：都主张以不妥协的分析方法来探讨马克思主义，都不相信存在一种特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即辩证法）。他们主张通过分析，使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不但清楚而且都能够经受得起严格的检验。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没有运用或者没有能力运用的研究路径。

在发现了相同志趣的惊喜热情下，埃尔斯特主动联系科恩，在1978—1979学年的一个时间里，埃尔斯特和科恩在英国伦敦科恩的房子里会面了。他们俩在一起主要研究了剥削概念，同时埃尔斯特注意到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也有十多个学者正在研究剥削问题。在埃尔斯特的提议下，1979年9月的一个周末，在科恩当时任教的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召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大约有12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左翼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学术讨论的结果是发现大家志趣相投，于是1980年9月大致相同的会议再次在伦敦进行。这两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围绕剥削进行的。在1980年9月会议结束的时候，小组决定每年举行一次，但是讨论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剥削领域，而是主张以一种分析的风格一般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就这样，正式的“九月小组”于1981年9月在伦敦诞生了。

在1981年“九月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科恩就建议称呼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the non-bullshit Marxism group），并且该提议获得了非正式的通过。科恩认为这个富于战斗性的名称可以表达他们对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是在缺乏完全理性真诚的情况下被实践着，同时给（传统）马克思主义加上了一个教条主义的尾巴，并且他们在面临挑战时就退却到含糊晦涩的怯懦立场上。“九月小组”明确而坚决地主张清楚地表达学术观点，这既意味着坚持分析的方法，又意味着随时对自己的论证进行“必要的修正和现代化”。

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的称呼，则是埃尔斯特1981年第一次公开使用的，那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的名称。1986年罗默编辑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出版后，这个团体就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为公众所知，但是它也被称作“九月小组”；并且，在不特别公开的场合，他们也被称作“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有意思的是，科恩还一直保存着“九月小组”的徽标，徽标以“拒绝胡扯”的卡通形象表达小组拒绝胡说的立场，只是不清楚设计专门的徽标是为了好奇有趣还是为了表示他们小组的严肃性。(www.xing528.com)

从1981年以后，小组成员基本固定，他们是普拉那布·巴德翰、塞缪尔·鲍勒斯、罗伯特·勃伦纳、G.A.科恩、乔舒亚·科恩、菲力普·范·帕里斯、约翰·罗默、希勒尔·斯泰纳、罗伯特·范·德维恩、埃里克·赖特、约·埃尔斯特和亚当·普泽沃斯基^[10]。但是，在1993年，约·埃尔斯特和亚当·普泽沃斯基两个人离开了“九月小组”，他们离开时的理由是对小组发展出来的学术特征不满意，但是其他的人认为他们的离去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终结即苏东剧变有很大的关系。

在2009年科恩去世之前，“九月小组”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这个学术平台的效用也一直发挥着。会议地点通常是在伦敦，但是1982年在巴黎，1991年在芝加哥，1996年在纽约，1998年在剑桥（马萨诸塞州），1999年后则通常是在牛津大学。在会议上，一般是每次两三个人介绍自己的最近学术研究论文，然后大家围绕论文展开讨论，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坚持的高层次国际学术沙龙。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九月小组”成员的兴趣已经有很大的分歧，主题范围比较灵活，主要集中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比如：第三世界问题、国家帮助儿童的责任问题、平等问题、分配公正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等。慢慢地，“九月小组”就已经只是一个代号，甚至有时候小组会议的召开不是在九月份，比如，2006年小组会议是在4月份召开的。

2009年科恩去世之后，罗默成为“九月小组”小组的领导核心，小组仍然坚持（基本上）每年聚会一次。但是，不知从何时起，“九月小组”成员中很少有人还称呼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称呼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者（socialist egalitarian）^[11]。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一个19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尽管他们赞同马克思理论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在实质的部分，他们对马克思有不赞同之处。例如，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福利状态已经发展到马克思很难想得到的程度，马克思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有如此大的变化。历史已经说明，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可变通性（flexibility），远远超过马克思看起来能够相信的程度。罗默认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是，市场对于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feasible socialism）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马克思在这个议题上从未有过清晰的论述。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就此做出他们的贡献。

“九月小组”作为一个松散但有着特别意义和作用的学术“团体”，无疑会引发我们的很多思考。其一，“九月小组”是一个“团体”，甚或称为一个“学派”（school），但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团体，不似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它是一个松散的但定期召开的自治性内部论坛。在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一个主要的共同之处是运用现代西方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表述，尽管他们都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但是在理解和论述上他们是各表一枝，彼此之间甚至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其二，“九月小组”充分发挥着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作用，它极大地推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增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通过“九月小组”使“志同道合”的学者定期聚集一起，坐而论道，气氛宽松，他们运用各自手上的“奥卡姆剃刀”推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发展。迄今三十多年来，“九月小组”定期召开，持之以恒，作为一个不是“正式学术组织”的自由学术团体，这在国际学界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景象，它体现出一种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创造性机制，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学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