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历史哲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者角度分析之路

如果说上面我们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出场背景的描述是宏大叙事式的扫描，那么下面我们将以微观叙事的方式管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产生的。本书的主题是科恩历史哲学，因此，我们自然地选择科恩为样本，来看看科恩是如何从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成长为一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

科恩对自己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2000年增补版中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5]，从科恩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管窥出其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之途。虽然他不能替代其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个人成长之经历，但他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案例。科恩在文中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时代遭遇和学术背景，尤其是转变的经过，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样本，以更多地理解以科恩为旗手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微观基础和微观机制”。

科恩（Gerald Allan Cohen）于1941年4月14日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父母都是犹太人，在犹太人开设的共产主义工厂里工作，父亲是当地工会的积极分子，母亲是共产党员。在科恩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送他到一所犹太人共产主义组织开办的学校（Morris Winchewsky Yiddish School）里读书。在这所学校里，科恩连续学习7年，直到犹太人共产主义组织和学校都遭到了魁北克省警察局的“红队”的袭击，使得学校不可能继续下去。但是，当时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活动给科恩留下了深刻的恐惧印象。正是独特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使年幼的科恩喜欢上并开始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自发的信仰鼓舞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在17岁时，尚在读大学的科恩便开始确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包含了所有存在的重要哲学真理，并且开始分析它的局限性。通过和它的社会、历史部分相比较，科恩认为《反杜林论》的哲学部分是幼稚的。但是，对科恩而言，从那时产生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是非常持久的，并且他始终打算竭尽全力去阐释和辩护它。直到1978年他的论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第一版）出版，才实现他的夙愿。在他实现这个夙愿的奋斗历程中，牛津大学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也是他的学术思想的发源地。

1961年，科恩从麦吉利大学（McGill University）转到牛津大学读书。在牛津大学，他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英国分析哲学。而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拥有政治承诺的学生都敌视那个哲学，把分析哲学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无足轻重的，或者两者兼有。但是，科恩不同于当时的很多同学，因为他在到达牛津大学之前就已经埋头于马克思主义，并且有了自己的政治承诺，所以虽然他也很失望，并且明白分析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至少不是反资产阶级的，但是他并没有产生反感，因为他的心中还装着马克思主义。至于他是否装着一个用逻辑和语言的分析技术来处理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想法，就不清楚了，他本人也从没有清楚地解释过这一点。但是，从后来的事情，也就是从1966—1967学年在伦敦大学的一个哲学小组上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谈到）来看，科恩当时应该没有那个想法。1963年科恩离开牛津，到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任教，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分析的爱好者，还不是一个“自信的分析技术应用者”。20世纪60年代晚期发生的两件事情促成了这一转变。(www.xing528.com)

其中一件事情是：阿尔都塞的含混表达令人困惑。那时，科恩像其他英国年轻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被阿尔都塞的研究深深吸引，1968年，他仔细地研究了《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最初两卷本。但是，科恩发现阿尔都塞“对概念严格性的价值的重申断言不能与其理性实践上的概念严格性相比”，他认为尽管阿尔都塞者们产生的思想是令人兴奋而有启发性的，但是，他们的表达和论证是有严重逻辑问题的。例如，有时候，一个论题似乎正好能有两个解释，一个使它们都非常明显地真，另一个使它们都非常明显地假。这些让受过良好分析哲学教育的科恩对当时含混不清的哲学思想产生困惑。

历史往往需要直接的推动力。20世纪60年代晚期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一个教授的评论给科恩以很大的打击并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之中，最终把他推上分析之路。当时，科恩正在写一篇并不非常具有分析性的论文，标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对《神圣家族》中一篇文章的反思。在那篇文章中，马克思说，像无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是异化的；反之，如果他们不像无产阶级一样，他们就会享受他们的异化并在其中发现他们的力量。在1966—1967学年期间的某个时间，在伦敦大学的一个哲学小组科恩读了他的那篇论文。科恩在论文中通过评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货币力量所说的一些话，提出自己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富裕的资本家的情妇并不是因为他的金钱而爱他；相反，她爱的是金钱本身。当时，美国哲学家艾萨克·利瓦伊（Isaac Levi）恰在听众席上。利瓦伊想要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应该怎样来断定它是否是真的：准确地说，仅仅因为他们的金钱而爱某人和爱金钱本身的区别是什么？这一提问令科恩很尴尬，因为这两个命题本身没有什么不同。利瓦伊一个平常的提问产生出一个积极的后果，即科恩开始停止至少是部分停止了以诗人的风格写作。诗人写下对他听起来是好的东西而不需要为他的诗句（无论它们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进行辩护，而哲学家必须为他写下的东西进行严格的论证。后来，科恩在写作的时候，就经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准确地说，这个句子对正在进行的阐释或者论证起什么作用？它是真的吗？他认为，当一个人实践那种常常痛苦的自我批判的时候，他就成为分析的。

经过这两件事情的洗礼之后，科恩开始充满热情地并尽其所能地运用所学习到的分析哲学的分析技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主张进行澄清和辩护。这样，一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就诞生了，而他的成名则是在1978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