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背景的科恩历史哲学研究成果

传统的分析路径认为，任何一个流派或者思潮的出现，都是时代要求和理论准备相结合的产物。似乎只要时代的生活实践有了这样的要求，理论的内在发展到了这一地步，并且现实的条件具备了，一个新的思想或者思想方式自然就会产生了，而剩余的问题只是这个代表人物是张三还是李四的符号区别而已。这样的思考路径，如果从宏观的背景上说，从“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个命题来说，似乎无可厚非，并没有什么大错误；但是，这样论证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容易把人看成历史的玩偶，人成为并非自己主人的存在物，历史有其自在演绎的内在理性，而人类（自然包括平民和帝王）只不过是应运而生的填充物。反过来说，如果在考虑宏观背景时能注意到历史只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历史，那么这个分析框架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历史实质上就被理解成“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

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先从第一个路径出发，谈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遭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如果把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把1978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那么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走过整整130年。在这130年里，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理论要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哲学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起源于西欧社会历史的现实背景下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批判并寻求可替代性方案的一种思想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在与自由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前进的。这个（与现实问题和其他思潮）斗争的双重历程，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随着现实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的历史。随着理论的“西学东渐”和革命建设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一些地方有了不同的具体形态，诸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从总体情况来说，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东方和西方两个空间中发展着。20世纪20年代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引发的中欧和西欧的思想界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历经沧桑，在70年代中期走向衰落。而70年代后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再次走到舞台中央，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一个理论选择。因此，这时候英美大学内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出现热潮，这个热潮即使在苏东剧变之后也没有下降，反而呈上升之势头。“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真是在世界游荡，显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之态势，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而实现理论武器的全球化。这个继“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有学者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既不同于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概而言之，正是在衰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无力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新出现的各种危机的情况下，新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一种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登场了。(www.xing528.com)

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为了“改变世界”，应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和建设形势，必然强调辩证式的理解和整体性的把握，这种取向自然容易使其理论存在许多含混、不严谨甚至自相矛盾之处。这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原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读、解释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时所持的那种粗疏的、肤浅的、浮躁的作风。正是这种作风使得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长期以来处于被曲解，甚至被遮蔽的状态之下”^[2]。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充满了模糊性，那种瑜伽式的论述充满玄思晦涩。而这时，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而著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遍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派”学院在西欧和北美的大学里开始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尽管马克思主义很少在大学院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学院的学者和热血青年还是已经开始形成与政治运动相分离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左派”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例如，科恩生于1941年，罗默生于1945年，埃尔斯特生于1940年，肖生于1948年，他们的受教育时间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这个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主流方法论盛行的时期，这样一来，70年代由他们书写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作就问世了。也就是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青年时代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主流方法论”两方面的熏陶；同时，西方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原来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需要新理论的总结和概括。人们要进行思考，就要求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到底是什么，从而开始了一个奠基性的清理工作。

如果说“模糊描述”是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特征，那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有相应的技术准备。在这里，主要有两类分析技术，即分析哲学的分析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技术。在本书中，我们把它们合称为“主流方法论”。一个通常的看法是，分析哲学的分析技术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理论（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就形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社会科学的分析技术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理论（主要是剥削、阶级、自由和平等等理论）就形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部分。即使笼统地说，这种说法也不正确。举例来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分析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叠加，这个说法过于机械或者“宏观”，会掩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价值。同时，各种分析技术从来没有和不同的研究主题严格对应过，我们可以看到科恩在后期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之后又娴熟地运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技术对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做出一个全面而彻底的批判^[3]，而罗默在近期又综合运用两种分析技术深入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