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报》的舆论宣传有力地支持了武昌起义，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独裁专制，践踏民主，“二次革命”后，《大汉报》对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等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1.反对袁世凯
1913年春，袁世凯为了笼络人心，设置“稽勋局”，授予《大汉报》经理胡石庵“四等嘉禾章”，胡石庵力拒不受，复电讥讽袁世凯：“我公所加赏之人，石庵已熟察之矣，马贼也，流寇也，奸商也，贪吏也，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皆巍巍然受民国之重赏，得有功之荣名，石庵自惭形秽，实不愿偕此辈受此非分之赏。”[14]胡石庵还在《大汉报》上发表诗作《退还袁世凯所授“勋章”》：“三户亡秦愿已空，战场荒草渍残红。郑蛇内外成虚斗，冀马奔腾起大风。一雁横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15]对袁凯的倒行逆施极尽其揶揄嘲讽之能事。
1914年3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来汉，时任湖北督军段芝贵为了讨好袁克定，欲以重金购买名伶王克琴献之，王誓死不从。胡石庵知道此事后，在《大汉报》刊发《落花有主》的通讯和社评，揭露这一事件。段芝贵气急败坏，伺机报复，当时正值河南白朗起义，《大汉报》开辟了“中原狼祸论”专栏，段芝贵便以此为借口，编造“报馆通匪案”，污蔑《大汉报》私通白朗，以“泄露军机，鼓吹乱党，扰乱治安，摇惑人心”的罪名，饬令查封报馆，逮捕了经理胡石庵、编辑朱伯厘等12人入狱，胡石庵被叛监禁三年十个月。他在狱中撰《鼠窃记》《晴天血泪恨》等痛骂袁世凯一流，声言：“头可断，血可流，袁贼不可一日不骂！”后来袁世凯去世，时人戏言：“胡石庵吹倒清王朝，骂死袁大头。”
不止胡石庵，《大汉报》编辑余慈舫义愤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于1913年冬辞去报社职务，潜回江西，联络革命党人讨袁，组织“救国接厉团”，1914年8月事发，被段芝贵斩于汉口。死状之惨烈，朱钝根在《新闻界之一页光荣史》中有记：“余案共五人，皆送至汉口后湖空场枭首。而是时斩刑久废，刽子手均已改业，是日为慈舫服务者，系一兵士，视杀人为儿戏，强欲执刑，讵举刃而刃不入，闻先后共斫八刀，始死。盖新闻记者死事之惨，慈舫实为第一人。”[16]
1916年5月，胡石庵召集原班人马，重组《大汉报》，易名《天声报》，“专用激烈言论，与袁世凯恶魔政府相挑战”[17]。9月19日，《天声报》副刊“楚些”首载《湖北痛史》，宣传讨袁勋烈事略，此后连日续载。《大汉报》与袁世凯专制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2.抨击段祺瑞和黎元洪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成为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军阀争斗，国无宁日，《天声报》发文予以调和。1916年9月3日，《天声报》刊发《政府不可取武断手段》，谓：“今欲‘统一府院’，必双方让步，两济其平。……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理取折衷，力循正轨，拯救危亡，此为先务矣，武断云乎哉。”[18]针对段祺瑞政府蛮横专制，《天声报》刊发社论《中国之二大危机》，抨击段祺瑞政府以“稳健”为“假面具”，居心叵测，欲借旧官僚之势力，“以达其皇位之狂欲”，成为“袁世凯第二”。
1916年12月，《天声报》改组完毕，恢复《大汉报》的名字继续出版。“府院之争”中，黎元洪纵容张勋入京复辟，《大汉报》经理胡石庵因与黎元洪私交深厚，不便发言，发布《特别启事》宣称：“时局如此，言之痛心，故本报偶有一二短评外，并不愿发一言或一论也。至对各方新闻，则双方记载，无所容心，是是非非，以供国民之公判而已。”[19]后形势愈演愈烈，《大汉报》刊发《石庵代邮》，回答读者之前不发言的原因与今后的态度，“此中苦衷实因石庵之于黎公颇受知遇（民国尤不在言），……，更因日来各报主张百怪千奇，令人啼笑皆非，……，乃决心独辟一径，暂缄口冷观其究意若何，……，黎公终甘为群凶之奴，自食前言（不违法、不怕死六字），违法至此，石庵亦无可为之原谅，无再有所顾虑”[20]。第二天，胡石庵在《大汉报》上作时评《痛言》，对黎元洪解散国会作猛烈抨击，云：“呜呼！武人干政，国会解散，我总统黎公为违法之第一人”，“优柔寡断，巽懦丧权，未为功魁，已成祸首，石庵不能为公作恕辞矣”[21]。十天后，《大汉报》连发两则时评，抨击张勋肇乱和武人干政，认为“暴民专制”是“捣乱之阶”，“武夫干政”非“国家之福”。1918年2月，为了声援南方护法运动，《大汉报》在春节期间仍然破例继续出版，为民众传递消息。
总之，《大汉报》在民国成立后，斥帝孽群丑，挞武人干政，陈述民情，监督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