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阳夏之战起了重大影响的刘家庙战役中，海军起到决定胜负的关键性作用。鉴于海军在到达武汉江面之初就给革命军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在军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指出“不肯将抗顺之海军击沉，致于大捷之后，三道桥以南之坚固防御线，受海军侧击，壮敌之气”[8]，是革命军失守刘家庙，直至失守汉口的主要原因之一。“大众谓海军甚为可恶，宜先解决在阳逻之海军。”主张通知各处不准卖给兵舰煤粮[9]，封锁海军煤粮接济，使它陷入困境而被迫反正，并由黎元洪等人出面向海军提督萨镇冰加以劝导，促其反正，同时，武汉军政府民政部长汤化龙也致函其弟——萨镇冰的副官、海军参谋汤芗铭，希望他策动萨镇冰率海军反正。作为海军领袖人物的萨镇冰一向为部下所敬重，他的态度一旦发生转变，无疑将会大大减少海军主力起义的阻力。
10月20日，黎元洪请瑞典人柯斯给萨镇冰送去一封长信：“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并表示，“满汉存亡，系于师台一身”[10]。黎元洪还以军政府都督名义致书“楚同”“楚有”“楚泰”“建威”“建安”“江利”等舰舰长，并指出“汉族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希望他们“请勿犹豫”“下一决心，诛锄船内（满）贼，共成义举”[11]。萨镇冰见到黎元洪信后，“默无一言”，思想“为之动”[12]。
武昌起义后不久，驻华各租界领事为维护各自利益，即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宣布保持中立。为筹划租界安全，向萨镇冰明确表示阻止海军攻打武汉之意。各国外交使团对萨镇冰施加的压力令他左右为难，陷入两难境地。
11月3日，袁世凯为获得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致电清内阁：“海军水师于陆匪交战，本难得力，而音信阻隔，筹商甚难。昨夜唔萨镇冰，反复商榷，武汉夹岸，设炮不下百余尊，督船进攻，得不偿失，正在设法出奇扰击。”[13]对支援武汉作战推诿搪塞，政治斗争的尔虞我诈令萨镇冰心灰意冷，对与革命军继续作战产生了抵触情绪。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4月是长江航道的枯水期，大型军舰较难在武汉江面停留。清政府本以为海军一出动，革命势力就如摧枯拉朽般瓦解：“今者海陆并进，水则各舰队横梗江心，陆则各军队包抄出路，先断米粮，后施枪炮，试问该匪其能持久否？”[14]但没有预料阳夏之战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到11月，“海琛”“海筹”“海容”三艘大型巡洋舰，更是有所顾忌，迫切需要离鄂下驶。(www.xing528.com)
宣统三年九月上旬（1911年10月底），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宣布独立，随后，陕西、云南两省也响应革命宣布独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对广大海军对革命态度的转变无疑起到鼓舞的作用，同时，革命形势对海军也是一种强大的压力：一旦所驻地区响应革命，他们就会因失去基地依托而走投无路。10月23日，九江宣布独立，11月2日，驻上海“策电”舰宣告易帜[15]，这是清海军在辛亥革命中起义的第一艘军舰，“其余各舰于旗语发出后，经过一番接洽，均派代表携名册前来，表示赞助革命，即时卸下龙旗。”[16]这代表着驻沪海军全部反正，并且上海于11月4日攻克，当时，舰艇所需的各类物资都由上海拔发，而新成立的驻江西军政府，严格检查过往船只，凡属上驶接济武汉江面的清海军的物资一律扣留，切断了海军所依赖的长江补给线，加之湖北军政府下令各处“不接济海军粮煤”，致使“军各舰煤、米缺乏，无从购办”[17]，海军至此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除起义外，海军舰队实际已没有别的选择。北洋军攻打汉口时，因革命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纵火烧房，这场殃及几乎整个汉口市区的大火整整延烧了三昼夜，商民损失巨大，“受灾市民，扶老携幼，狼狈逃难，情形极惨。”[18]清军虽然收复了汉口，但却失去了民心，也把海军推向了革命。具有革命愿望的海军军官和士兵们积极联络，为起事做准备。通过广泛联络和宣传，革命情绪在“海琛”“海容”“海筹”各舰蔓延开来。
晚清海军中的军官，大多在海军学堂和英日留学过，长期受到西方民主思潮和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清王朝统治下军事落后深感失望，对清朝的腐败都有清醒的判断，对民主共和充满了向往，通过海军内部同盟会会员的组织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倾向革命的可能性也早就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时局使然。1911年，清王朝已经走进衰亡的必然，皇族内阁的倒行逆施，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革需求，君主立宪的设计将迅速被共和革命的实践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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