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监国摄政，罢黜袁世凯

载沣虽是被动地被推上监国摄政的王位，但出于对慈禧、光绪的忠诚，以及由国家贫弱带来的危机感，促使他不得不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德国之行的收获与感悟，也使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力图振兴清室。

由于此前载沣使德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对于载沣摄政，当时各方都是满怀期待的：

各国政府均由电至京，欢赞醇亲王摄政监国^[15]。

忆七年以前，醇王衔命赴德谢罪，与柏林君臣上下议论，已增长其见识；道经上海，参观学堂局厂，又已推扩其见闻。以中国强邻逼处，国家多故之秋，而有开通之亲王，起而代理国政，总揽大纲。安必有异于多尔衮之所为乎？吾巧小民，惟有拭目俟之^[16]。摄政王之春秋鼎盛、奋发有为。自去年入值军机，盖明习国家政令，年来颁示备立宪年限及谘议局等诏勅，皆在摄政王既入军机之后。由此推之，知于立宪之实行，断无阻滞，或转加速疾焉。此以摄政王之英贤，而足为中国立宪前途欣幸^[17]。

在宣布慈禧、光绪遗诏，扶助溥仪登基之后，载沣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监国摄政生涯。每天，载沣很早便入宫办理政务，批阅奏章。“摄政王日至乾清官听政，并召见臣工，皆赐坐。王颇自励，思图治，章奏皆亲批阅。”^[18]考察载沣的监国摄政作为，举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罢黜袁世凯。之所以将罢袁作为载沣摄政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原因在于，载沣摄政始于罢黜袁世凯，而其结束摄政也是由于后来重新起用袁世凯造成的，袁世凯是载沣摄政的起点也是终点。光绪末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来往密切，成为朝廷的一大势力，引起慈禧的警觉与不满。在监国摄政之前，载沣与袁世凯尚能和平相处；但慈禧死后，二人的矛盾便陡然紧张起来，袁世凯成为载沣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肉中刺、眼中钉。关于载沣与袁世凯的公开矛盾，见诸记载的史料不多，袁世凯在其致家兄袁世勋的信中有所提及：

（光绪三十二年）本月初六奉诏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王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弟云：此乃君主立宪国之法制，非余信心妄议也。振贝子亦云。弟曾出洋考察，立宪国政治井然，皆由内阁负责任所致。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云。就此罢议而散，弟即匆匆返津^[19]。

此事的背景是，1905年，清政府在派出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后，决定实行预备立宪，推行宪政改革，在力图保持皇权的前提下，以宪政的推行来维持统治；但对于具体怎么改革，朝廷并无一定之见，于是慈禧吩咐军机大臣先行讨论。袁世凯等人提出根据西方的惯例，立宪必须设立责任内阁，由内阁总理统筹政府运行，并要选举议员、设立议院，以行监督问责政府的职能；君主则不再过问、干涉具体政务，“不劳而治”。载沣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削弱了皇权，于皇室于清不利，辩论不过，盛怒之下拔出手枪欲杀袁世凯，这场辩论只得草草收场。袁世凯的意见符合君主立宪的通例，但并不符合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贵族的利益，慈禧本欲以立宪作为维护、巩固其集权政治的工具，并不是交出手中的权力；况且，当时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的联合，已经引起慈禧的警觉，意欲打压抑制。载沣则是慈禧当时打压奕、袁势力的一枚棋子，忠实执行慈禧的懿旨，竭力维护皇室和当时的集权体制，载、袁产生矛盾乃至爆发激烈冲突也在情理之中^[20]。

载沣之弟载涛在其解放后曾专门撰文，叙述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载沣在监国摄政之初也意识到，袁世凯是其政治上的一大障碍与威胁，在以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等反袁宗室势力的策划下，载沣便紧锣密鼓筹划除袁之策^[21]。其实，罢黜袁世凯，并非只有皇室贵族不遗余力，朝臣之中也有力图排袁者，尤以御史赵炳麟等人为代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赵炳麟上书，力陈罢袁的理由：

袁世凯之为人也，机械变诈，善构骨肉。……我德宗景皇帝以三十余年之长君，尚束手受籍，终身郁结，而世凯得以树植私党，挟制朝廷。方今主少国疑，似此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者，久在枢垣，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臣敢断言也，此必不可留者一也。……今日袁世凯党羽虽多，幸皆富贵利达之人，世凯一出军机，必多解散。若待其党根蒂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至是时惟有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必不可留者二也^[22]。

赵炳麟等人的上书为载沣的除袁营造了有利舆论环境，加上善耆、载泽等人的谋划，本欲借机将袁世凯斩杀了事。只是载沣做事优柔寡断，在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等的劝阻下，载沣的杀袁之心立刻动摇，最后只是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罢袁的前因后果及经过暂且不论^[23]，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至少为载沣的监国摄政表面上排除了一大障碍，载沣的后续一系列集权措施得以顺利颁布施行。

二是强化中央集权。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八旗军不堪一击，民间团练趁势而起，并逐步发展成为清政府军事上的主要依靠力量，湘军、淮军相继兴起，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影响日渐扩大，成为朝廷的倚重之臣，继起的张之洞、袁世凯也是实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的异军突起，有意无意中分化了中央集权，中央政府的权威逐渐下降。载沣摄政之后，急欲强化中央集权，当时的日本人敏锐观察到了这一情形：(www.xing528.com)

直到数年之前，清国政权中心并非集于朝廷，而分散于地方，由督抚率先提倡改革，朝廷渐渐从之。但在四年前，袁、张二人从地方提擢，跻身于军机大臣之列，朝廷之威望骤升，为统一教育而将各省提学使归于学部管辖，去年，为统一财权先从整理财政入手，为统一民政而将各省巡警道归于中央管辖，为统一兵权而创设军谘处、海军处，举中央集权之实明矣，此乃值得注意之趋向、朝廷之新努力^[24]。

日本人的观察大体是准确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以洋务运动为发端的晚清经济政治体制变革，汉族官员的作用与地位的逐步上升，地方督抚的发言权也渐渐提升，而这当然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慈禧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调中央，一是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也有笼络、限制之意，防止他们进一步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以袁、张等人出任军机大臣之后，中央的集权趋势也逐步显现，特别是宣统即位之后，载沣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政等方面推出一系列的强化中央集权、集权于皇室的措施，只是伴随着预备立宪的渐次展开，清政府试图以咨议局限制地方大员的举动虽然一段时间内起了效果，但载沣执政集团的宪政目的与立宪派想法的大相径庭，由此导致了地方督抚与立宪派的合流，地方的离心力日益加大，这也是载沣始料不及的。

在载沣的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中，对军权的掌握意图尤为明显，摄政不久，即派毓朗等人专司训练禁卫军，建立皇家军队；之后又于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发布上谕：

内阁奉朱谕：前经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等语，已奉先朝谕旨颁行。朕今钦遵遗训，兹特明白宣示，既以宪法大纲内所载，朕为大清帝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并敬符我太祖太宗肇基鸿业、亲总六军之制，以振我军人尚武图强之心。并著先行专设军咨处替佐朕躬，统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即著贝勒毓朗管理军咨处事务。惟朕现在冲龄典学之时，尚未亲裁大政，所有朕躬亲任大清国陆海军大元帅之一切权任事宜，于未亲政以前，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以合宪法^[25]。

同日，载沣再次以宣统名义发布上谕：“著派郡王衔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第二天，又任命其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以创办伊始、繁重为由，毓朗留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后来，直接将陆军大臣、军咨府大臣赐予载洵和载涛。这样，载沣不仅以《钦定宪法大纲》将海陆军军权集于中央，更将陆、海军之权分别交给了自己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试图牢牢把控军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所率的新军战斗力不敌民军；而北洋新军当时并不能为朝廷所用，事实证明，载沣的治军正所谓“揽军权却少军力”^[26]。

三是推动立宪。清政府于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设立宪政编查馆，并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预备立宪为九年，九年之后正式实行君主立宪。光绪在遗诏中再次强调了要继续推行预备立宪：“尔京外文武臣工……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27]宣统即位之后，载沣便以宣统帝的名义发布上谕：

本年八月初一日，大行皇帝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严饬内外臣工，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各等谕，煌煌圣训，薄海同钦，自朕以及大小臣工，均应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事机，尚其激发忠义、淬厉精神，使宪政成立，朝野乂安，以仰慰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而巩亿万年郅治之基，朕有厚望焉^[28]。

推行预备立宪、最终实行君主立宪之制，是慈禧、光绪留下的政治遗嘱，对此载沣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1909年，载沣再次以宣统帝的名义下诏，强调立宪“国是已定，期在必成”，要求各级官吏都应切实领会皇帝的意旨，“共体此意，翊赞新猷”^[29]，对于敷衍观望、有旨不遵的官吏，如陕甘总督升允、甘肃布政使毛庆蕃等都毫不留情加以惩戒。舆论对立宪进程也颇为关注，当时报载：

（摄政王）拟开宪政讨论会，并闻已由某枢臣拟定宗旨，略分二则。一是，研究各部院筹备事宜，分别增减。二是，考查各省筹备事项，是否切实举办，以示劝惩云云。果尔则朝廷力行宪政，可谓念兹在兹。且设科考核等事，不过以官治官。今则主权者，亲欲讨论，较之仅仅委任以责成功者亲切万倍^[30]。

凡关于宪政事项须交宪政编查馆或政务处会议者，一律改在内阁会议，由摄政王充任议长，以便当时可以决定，以免迟延。又闻摄政王因贵育中未能脱专制之习气，不明宪政之体制者尚多，故欲设立贵育宪政研究所，派宪政编查馆人员详为讲说宪法云^[31]。

载沣虽然不遗余力、按部就班地推行宪政改革，但对于推行君主立宪，载沣有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其强化皇权思想，在他看来，即使推行君主立宪，皇室的权力也不能减少，这也正是前述他与袁世凯争辩不得、拔枪欲杀袁世凯的根本原因。但强化皇权思想明显与立宪大势相违，只是这一点载沣在经历失败后才有所认识。二是载沣虽然赞成宪政改革，但在急办还是缓办宪政的问题上，主张改革要缓慢推进，不能一蹴而就，是个“慢郎中”^[32]。在其摄政前主持的讨论宪政问题的会议上，载沣最后发言时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人民）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33]由于第一个观念，载沣摄政后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丛生、地方离心力加大；由于第二个观念，载沣的宪政改革进程后来始终滞后于立宪派的愿望，最终导致立宪派的绝望而与其离心离德、革命派势力趁机大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