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载沣，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因他的性格与际遇受到父亲的影响较大。载沣之父奕
是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之弟，于1859年奉旨娶咸丰帝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之妹婉贞为福晋，由于这层关系，加上辛酉政变奕
力助慈禧，由此博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屡屡给以特殊优待与礼遇，如免宴见行叩拜礼、奏事免书名等，并被授予满洲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事务等显要官职[3]。1864年，慈禧又加封其为亲王，“命弘德殿行走，稽查（皇帝）课程”，并命他筹办京师防务；1872年，正式晋封他为醇亲王，奕
由此位极人臣；1875年，同治帝驾崩后，慈禧选择奕
之子载湉继承皇位，奕
由此又成为光绪帝的“本生父亲”。
对于接踵而来的“浩荡皇恩”，奕
除了表示感激涕零外，始终保持了异常的冷静与清醒，他深知宫廷斗争的残酷和慈禧手段的毒辣，生怕自己功高震主、由此引来祸端，时刻提醒自己要牢记圣恩、谦虚谨慎。他的治家格言是：“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如何？子孙财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借问此理是如何？子孙无财胆也小，些小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他认为财大业大对子孙而言不是好事，反而容易招致祸端。他还在书房放置了一个仿制的周代青铜器－欹，此器中置有一容器，倒水至一半时能平稳装水，如果加满水，容器就会自动翻转将水倒出，奕
借此提醒自己“满招损、谦受益”。慈禧曾下旨，赏奕
夫妇出入可乘杏黄色轿，但他从未敢坐。当慈禧宣布由他的儿子载湉继承帝位时，奕
的表现也是出人意料：
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4]。
在儿子被立为皇帝时，奕
不但没有丝毫的高兴，反而异常恐慌，竟至“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进而恳请辞去一切职务，“乞骸骨”以保全性命。出身皇室但无心政治、谨慎小心，这一点对载沣的影响是深远的，父亲的耳濡目染，使载沣对权力也无甚兴趣，而向往那种“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5]的闲适生活，只是时势不允许他过这种安适的生活，而是被慈禧一步步推上了政治权力的顶峰。
载沣自出生之后便由其嫡母——慈禧之妹婉贞抚养，由于奕
一家与慈禧和光绪的关系非同一般，虽不是婉贞亲生，但载沣也由此受到一般皇室子弟难以享受到的各种恩典，在自己的日记中，载沣专门附录有《恩诏恭纪》，详细记录了自己所受的各种赏典，择要如下：
光绪九年正月十有二日（案：载沣出生于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即1883年2月20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著命名载沣。
十年八月奉懿旨：赏给不入八分辅国公。
（十年）十月奉懿旨：赏食全俸。
十五年正月奉懿旨：晋封奉恩镇国公，食全俸。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懿旨：即日承袭醇亲王爵。
（十六年十一月）是月二十七日奉懿旨：赏食亲王双俸。
二十年正月初四日奉懿旨：赏带三眼花翎。
（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谕加恩著在内廷行走。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补授内大臣。
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补授阅兵大臣。(www.xing528.com)
（三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面奉懿旨：著加恩赏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暖肩舆。
（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奉上谕：著补授军机大臣。
（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奉旨：加赏养廉银三千两，每月共支银五千两。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钦奉懿旨：授为摄政王。钦此。又奉旨：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在诸王之前。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钦奉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钦奉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子，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是日又钦奉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二十日早晨皇帝谕：朕钦奉太皇太后懿旨：昨经降旨，特命摄政王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6]。
从这份《恩诏恭纪》可以看出，载沣从出生之后便沐浴在浩荡皇恩之中，从两岁即食朝廷俸禄，七岁时奕
去世便承袭了其醇亲王爵位，十六岁便可在皇宫内活动。由于其幼时在醇亲王府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加上载沣学习踏实认真，因而与一般无心向学、贪图享受的皇室子弟截然不同；再加上载沣性情温和，平时少言寡语，不拉帮结派，超然于各种派系之外，也给慈禧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载沣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载沣被召进宫陪餐，受慈禧、光绪赏赐的记载；也经常可以看到载沣受命代替光绪皇帝祭祖、祈雨等事的记载，可见慈禧、光绪对载沣的关爱。载沣在日记中记了这样一件小事：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具褶请假十日。奉旨：“赏假十日。钦此。”……初六日上朝。假满恭褶请安。……面请（慈禧）圣安，蒙垂询：“汝系何病？服何药？近日好了否？”[7]
对一般的臣下，慈禧是不会这么耐心细致地去问他的病情的，而对载沣则另眼相待，可谓关怀备至。在提拔载沣为军机大臣一段时间后，慈禧鼓励载沣多加学习：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上朝。仰蒙（慈禧）慈训，奖勉备至，命勤习政务。面承之下，感惧交并也[8]。
面对慈禧的“奖勉”，载沣“感惧交并”，感激慈禧的厚爱，但又非常恐惧，矛盾的心情反映出载沣虽无心政治但身处政治权力中心的无奈。虽然如此，对于世受皇恩的载沣来说，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的无限忠诚则是毋庸置疑的[9]，这也是载沣勉为其难走上政治前台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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