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官三杰的辛亥革命影响

何　广

武昌首义后，旬月之间，民国成立，成功之速，盖有因也。“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是清末手握兵符的健将，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为，成为推动覆灭清王朝的助力，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在以往研究成果^[1]的基础上，将“士官三杰”作为晚清新军高级将领的集体，透过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分析其未能实现计划的原因，考察他们对辛亥革命、对民国建立的贡献，剖析“士官三杰”辛亥之举的特点，以期丰富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一

“士官三杰”对应的近代历史人物，说法不一。有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蔡锷、蒋方震、张孝准作为士官三杰^[2]，考其原始出处，不但史事有出入，而且得名于当代人笔下。

以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为“士官三杰”，见于多份文献记载。1962年，张绍曾之弟撰文《张绍曾事迹回忆》，谓“绍曾与吴禄贞、蓝天蔚同肄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三人友谊素为挚笃，归国以后各任军职，当时有‘士官三杰’的称号”^[3]。张绍曾的部下鹿钟麟1963年回忆辛亥滦州起义，也说三人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志趣相投，过从密切，曾有‘士官三杰’之称”^[4]。实际上，“士官三杰”称谓更早，1936年罗正纬撰述《滦州革命先烈事略》，介绍张绍曾时称“幼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吴禄贞、蓝天蔚为士官三杰”^[5]。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936年身故，遗著《胡汉民自传》，回忆北方辛亥革命之事，“‘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至此谋取燕京之计划破灭，使人思之长痛”^[6]。罗、胡的不同著述，都认定“士官三杰”是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

梳理三人生平，其履历有高度的相似性。三人年岁相若，相差不过二三岁。湖北黄陂人蓝天蔚年最长，1877年出生；直隶大城人张绍曾次之，生于1879年，最少者是湖北云梦人吴禄贞，生于1880年。

他们就学经历相同。清末各省练新军，开设武备学堂，张绍曾以文童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吴禄贞、蓝天蔚由湖北新军工程营拔选入湖北武备学堂。当时国家提倡出洋留学，但“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7]。出国学习军事的学员，“在已设武备各学堂的各省，由各学堂内选派”^[8]。吴禄贞、张绍曾得以在1898年底，蓝天蔚在次年年底，派赴留学日本。为完成学业，他们首先进入作为预科的成城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进日军联队实习，授下士衔，取得士官候补生，再进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1900年12月张绍曾、吴禄贞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生，张习炮兵科，吴为骑兵科。次年，蓝天蔚录为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第二期生^[9]。毕业后各自在联队实习数月，学成回国。留日期间，吴禄贞、张绍曾经东京留学生票选为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1902年3月吴、张毕业回国，推荐蓝天蔚和冯阅模接替二人代理干事^[10]。

在此期间，吴禄贞于1900年潜行回国，参加自立军运动，在大通起事，事败返日继续读书。蓝天蔚毕业季适逢沙俄拒从中国东北撤军，国内掀起拒俄爱国运动，留日学生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成立学生军，蓝天蔚以晓畅军事，被公推为学生军队长，带队操练，备赴疆场，以此声名大噪。

回国后，三人均供职军界。吴禄贞以籍隶湖北，先任湖北将弁学堂教习、湖北武备学堂会办。1904年奉调入京，任署理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自此宦历北方。1907年以军事参议、陆军正参领，帮办吉林边务，与日方交涉清韩边境的间岛问题，“时驻韩统监亦派日员至延，猝与相遇”，吴禄贞“决机趋事，以一身力为抗御，使日人不得逞其阴谋”^[11]。隔年后，回任延吉边务督办。1910年卸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

张绍曾经袁世凯多次保荐，由把总、千总、守备逐级晋升，1905年官至陆军第五镇炮队第五标统带^[12]、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期间任事于北洋行营将弁学堂^[13]，1909年担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

蓝天蔚归国留鄂，任武高等学堂、湖北将弁学堂教习，兼湖北营务处参谋所谘议。1905年底任湖北陆军第一镇（次年改番号为第八镇）参谋。1907年调充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统带兼湖北督练公所参谋。后陆军部派充一等谘议官。

三人还有奉派出洋考察军事的经历。1907年11月，蓝天蔚派赴日本观操，1909年再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0年吴禄贞赴英德法国观操^[14]，张绍曾随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

因为服官供职不同，三人很少有交集。1906年10月，清政府举办河南彰德秋操。北军以北洋诸镇为班底，南军以第八镇、第二十九混成协为基干。张绍曾任北军第五混成镇正参谋官，蓝天蔚任南军第八镇正参谋官参加了演习。军演结束，时人评论北军“以勇气胜”，南军“以学问胜”^[15]，此中应有张、蓝赞画之力。

三人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长期供职于新军，经多年历练，成为同侪中的佼佼者。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后，清政府中枢着手改造北洋，削弱袁世凯势力，逐步启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宣统时，载涛任军谘府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大臣，他们都考察或留学过德国，深察德国陆军；而日本就是吸取德国的军事知识练成陆军的，所以他俩都重用士官生。而第一期士官学校卒业的满人良弼，又代他们说话。”^[16]因此，士官学校毕业的三人受到了重用，成为统兵北洋的方面大员。1910年7月蓝天蔚充任东三省第二混成协协统^[17]，驻奉天。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任陆军第六镇统制官^[18]，驻保定。1911年2月16日，张绍曾任第二十镇统制^[19]，驻奉天。

此外，三人均死于非命，不以寿终。吴禄贞1911年11月7日遇刺于石家庄车站。蓝天蔚入民国后，自请出洋考察，回国郁郁居于将军府，后南下投身护法，统兵鄂西，兵败缴械入川，1921年3月31日“自杀”于戒备森严的重庆川军军营。张绍曾在民初出任绥远城将军，军阀混战之际，发起“国是会议”，主张全国议和，各省军阀解除兵柄。后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三届内阁中连任陆军总长，1923年出任国务总理，旋即下台，寓居天津。1928年3月21日遇刺津门。

时人评论吴禄贞“好为诗，感时抚事，矢口吟哦，如不经意，而清音丽句，触绪纷来，味美于回，往往有在怅惘不甘中者”^[20]，“张绍曾、蓝天蔚诸君，亦皆以武人而能文事”^[21]，三人都有诗文传世，富于文学情味，这也是三人相似之处。

三人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相似的军界经历，官至北洋统兵大员，他们以集体形象留载史册的则是辛亥年的所作所为。

二

1911年秋，清政府在永平筹备举行秋操，拟定10月17日开操，分东西两军，东军以冯国璋为总统官，张绍曾任东军混成第一镇统制，所部二十镇抽调有司令处，步队第四十协司令处及第七十九标、第八十标，马队第二十标一营，炮队第二十标一营。西军以舒清阿充总统官，其中抽调了吴禄贞所部第六镇步队一标、工程营一队。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紧急编组部队，南下镇压武昌革命党，永平秋操即告停办，当时预备编组三军，第一军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入鄂，张绍曾、蓝天蔚部被编入第二军，由冯国璋率领，听候调遣。

10月14日，冯国璋电告张绍曾，“贵混成镇及第二协并第三、五镇均编列其内”，“由天津银行先拨银二万两应用”。同日再次急电，“派尊处参与秋操之混成协编为第四十协，并派张统制绍曾带领，由秦皇岛乘兵轮开往长江一带，定二十九（10月20日）出发”^[22]。10月27日，军谘府以第二军兵力单薄，将奉天第二混成协加入第二军，“日内拟令移驻滦州附近”^[23]。当日，军谘府连电催促张绍曾，“四十协所编支队已否开拔，何时运竣？车辆早经备齐，可与车站接洽”^[24]。

张绍曾等对调兵开拔迟迟其行，反而于当日发出通电，向清政府请愿，“我驻奉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及驻长第三镇奉命南征，各将佐士卒等，咸以目今政变之源，皆由政治不良引起，若不从政治改革着手，而徒恃征讨，窃恐治丝益棼。同仁等不忍国家沦胥，自相残杀，已提出政纲十二条请愿朝廷”^[25]。这份联署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护理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桢、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的奏稿，提出保皇帝万世一系，开国会、定宪法，保民权，成立责任内阁，废苛政，扩大国会权力等一系列改革政治的主张^[26]，并组成立宪军，以兵力“策宪政之进步”^[27]。是为滦州兵谏。

在京的吴禄贞听闻张绍曾等滦州兵谏事，顿足连称“好事让人为之”^[28]。次日，衔命专车“夜间到滦”抚慰^[29]，蓝天蔚因“身统重兵，未能轻离职守”，由张绍曾代表商议^[30]。第二十镇秘书李志寯回忆，吴禄贞“名虽抚慰，而实主张革命”，议定由张绍曾以滦州军队，“直抵丰台以逼于北”，吴禄贞“调部下所余一协，直抵长辛店以逼于南”，以第三镇、第二混成协作为后援^[31]。当时袁世凯“购枪一万八千枝，弹药甚伙，由奉天径路过滦州，为第二十镇截留不放”^[32]。在滦州兵谏的压力下，皇帝下罪己诏，要求资政院起草宪法，11月3日，清政府颁布了以十二政纲为底本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法国外交官评论，“这个方案自称以英国的宪法为模式，但它大大超出了那个模式，并没有给皇帝保留任何监督权和领导权”^[33]。

山西太原起义后，吴禄贞急赴山西招抚晋军，吴禄贞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阎锡山决定“派一个混成旅至石家庄，与吴将军所部合组燕晋联军，吴任都督，我任副都督”^[34]。吴禄贞上奏清廷，告以“单骑赴娘子关抚慰”，晋军“已允输诚”，上谕赞其“忠勇可嘉”^[35]。吴禄贞又“以消战争而保和平”“仰体朝廷德意”为由，电告军谘府、陆军部，“凡有运往战地军火、子弹，暂行扣留”^[36]。

“士官三杰”等滦州兵谏，抗命不动，扣留军火，且所部密迩京畿，已成为清政府的肘腋大患，对此，清政府谋去吴、张之计，迅速调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夺其兵权。11月6日，任命李纯充陆军第六镇统制官；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加侍郎衔，所遗第二十镇统制缺，由潘矩楹署理^[37]。同时，军谘府火急电令潘矩楹，“星夜将该混成协带赴永平驻扎”^[38]，调离京奉铁路，保证战略大动脉的畅通。

11月7日，吴禄贞于此日凌晨被袁世凯派马蕙田刺杀，第六镇部队一哄而散，燕晋联军已无可能，阎锡山率部回太原。张绍曾力辞宣抚大臣，请收回成命。部下潘矩楹等致函陆军部、军谘府，以张绍曾宣抚南行，“军心即时浮动，各士卒等几如丧失慈母”，“皆矢言去留存亡与共，决不令该大臣独行”^[39]。但上谕坚持“宣抚事宜，关系重要。该大臣务当勉为其难，克期前往，毋得固辞”^[40]。张绍曾遂电奏，“因病恳恩开去差缺，回津就医”，上谕假惺惺安慰张绍曾“夙娴军学，正资得力。著即赶紧调理，一俟病痊，即行销假，以备任用”，“准其暂行开去差缺”^[41]。张绍曾自此避居天津租界。

“作为后援”的蓝天蔚在奉天一面与张绍曾等联名致电军谘府、陆军部，声讨冯国璋部焚毁汉口罪行，“请旨查明罪魁，从严惩办”^[42]。一面筹划率部入关，兵指京城。蓝部以“整备完全，兵心已动，且将行李卖尽，万难久驻原地”为名，要求入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千急”电告军谘府，得令“该协暂驻，听候调遣”^[43]。赵尔巽对蓝协很不放心，密告内阁，蓝天蔚“顷闻吴禄贞遇害，张电约赴滦，不候命令，竟欲自由行动。巽以无车阻之，并劝令先自入京”^[44]。蓝天蔚以入京为名，“只身赴滦，意图调和。迨到滦后，南方官长又咸畏祸他适，方知事无能为，只得回奉再作计议”^[45]。他没能与张绍曾接上头，回到奉天后，谋挟赵尔巽独立。然而，11月12日的会议，最终通过了成立以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和伍祥桢为副会长的奉天保安会，奉天未能如愿独立。赵尔巽庆幸“日前创设保安公会，情势汹汹，内容极为危迫。幸第二协标统聂汝清、刘恩鸿等仗义执言，竟挽狂澜于既倒”^[46]。旋即，内阁听取赵尔巽建议，开去了蓝天蔚第二混成协统领缺，由聂汝清接任^[47]，接着，赵尔巽派蓝天蔚“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争之实情与群众之意见”^[48]。至此，三杰联军，会师京城的计划破灭了。

不久，张绍曾复派任长江宣抚使，奔走南北议和，“南下联络民党，自谓愿为鲁连，以释南北之嫌”^[49]。蓝天蔚离开奉天后，被东北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发布文告，宣称“联合同胞，恢复关东三省，共图推倒清政府，辅助军政府，建立共和民国”^[50]。旋赴上海，筹谋北伐。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节制“北伐之沪军暨海容、海琛、南琛三舰”，率师抵达山东烟台，停驻芝罘海中，配合山东、东北革命党人起义。清帝退位后，蓝天蔚奉令整编、解散北伐部队，取消关外都督名义。

三

“士官三杰”联兵入京未能如愿，时人对此多有评论。有外交官观察，吴禄贞遇害改变了结局。“缺少事先计划或者由于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吴禄贞将军的消失，也许说明革命领导者们放过了一个也许是仅有的对王朝进行根本打击的机会”^[51]。显然，原因应比这更为深刻。

首先，兵谏和联军的行动中，主要发起者目标不一，“士官三杰”的主张各有不同，难以形成持久的凝聚力。通永镇总兵田文烈与张绍曾相识已久，受陆军部委派，侦察张绍曾，“下榻张处。党人在天津运动，张把握不定，今日主张如此，明日主张又如彼，最后电奏，其连署者如卢永祥与北洋关系最深，潘矩楹与军谘府往来甚密，惟蓝天蔚激烈，又在奉天，伍祥桢则素来平和，完全不一致，都是一时凑合。张既无领导革命之决心，又无统率各军之资望，安能进捣京畿，会师中原”^[52]。亲与其事的第二十镇秘书李志寯也说，“第二混成协与三镇之一协，原属同盟军，因行军之时，为东督所颠倒，故令上下相疑，人心不固，一则竟归失败，一则背约以驰”^[53]。这说明联军并非稳固的同盟关系。深悉内情的张绍程认为，“吴禄贞夙抱有种族革命思想，性情躁急，恨不能一举而颠覆清朝。绍曾为人比较宽和，谨慎持重。加以康梁学说在他思想上影响很深，认为具有数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中国，一旦推翻帝制，改为民主共和政体，恐于民情不甚适合，不如君主立宪较为稳妥”。“吴禄贞与绍曾、蓝天蔚计议联兵起义，进攻北京，推翻清廷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绍曾没有听从。蓝的意见和绍曾相同，也不以吴计划为然”^[54]。三者在终极目标上是有差距的。“一时凑合”的兵谏，和目标不一的联军，结果如斯，不出意料。

其次，三杰所统诸部远未能上下一致、协力同心。三人接统师旅，为时一年左右。吴禄贞上任伊始，锐意改革，“其到差任事未及三月，即将各营之查马掌裁去，全镇共裁十七名，每营伙夫向用三十八名，现裁二十名，共裁三百四十名；营中所用长夫亦多有裁减”，“镇司令部所属各官长，除参谋官外，如中军、执法、军械、执事、书记等官，不及两月，已将资劳最深之人先后撤换一尽”^[55]。此举惹得第六镇利益受损者嫉恨，上奏告状。而吴禄贞“因更动人事及扩充事权，与军部长官时有龃龉”^[56]，“与本兵意不合，不能如志，常郁郁居京邸”^[57]，不大到部队，与将士关系并不融洽。

张绍曾上奏十二政纲，要求君主立宪，在军中未能得到上下的认同，驻节天津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就近观察，“查驻滦军队前会要求君宪，及查其内容，不惟非兵丁意，即军官亦多不知情”^[58]。朝廷宣布宪法十九信条后，张绍曾“军中半欣慰”^[59]。几天后，当“清廷又阳以张君绍曾为宣抚大臣，阴以解弛其兵柄”，“滦州军队究不能不为所携贰，上中级军官，则半皆愿其速去，下级军官则全体一意强留”^[60]。这个说法得到张建功致张绍曾密函的印证，张去职时，潘矩楹等中上级军官联名致函陆军部、军谘府，请收回成命。但这不过是虚应故事、表面文章，潘接任后，“晋京面见袁宫保，言说二十镇军队不能用了，要求回新（新民）整顿”，“萧协统、陈宝龙、徐管带等回新，面禀潘统制，将秋操所有军队一概解散，另招募新兵训练”^[61]，潘矩楹、萧广传等与张绍曾背道而驰。

蓝天蔚接统第二混成协，对部队“虽力事整理，但终以该协人员多系任职久远，不易更动，惟更委营长二员，下级干部教育而已”，“且有李际春、聂汝清辈从中阻挠”^[62]。冯玉祥认为蓝天蔚用人也有缺点，“便是将旧人不用，换了一班是他自己带的革命的人物。设若他将营长不好的换了，而在好的营副或连长及其他相同的找些放了，而用自己带来之人，在闲散地位帮忙，则一定不会被人逐去了”^[63]。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筹备开会讨论奉天独立，蒋方震认为“蓝协统对部下不能一致”，提议亲往北大营，了解该部对独立的意见，“其标统聂汝清起立首先反对。次马营管带李际春起立声明反对理由，并对其协统加以指斥”^[64]。蓝天蔚奉天独立失败，所部高级军官反对是重要原因。

还应看到“士官三杰”所统部队均为北洋系，袁世凯对旧部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也是不能整合部队的潜在原因。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成立保安会后，兴冲冲致电内阁，“所幸此协（第二混成协）两标统、管带等，多项城旧部，皆尚可靠。伊（蓝天蔚）所换管带二、小官长五六皆鄂人，然不能动摇全体”^[65]。惜阴堂主人赵凤昌局外旁观，“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北京第五、第六两镇，奉天第三、第二十两镇及第二混成协，均袁之旧部，一闻袁有内阁之信，率皆相持不动，故张绍曾、蓝天蔚归于失败，其影响之大，亦可见也”^[66]。

第三，清政府还有效掌控着军队人事任免大权。“士官三杰”官居统制和协统，在所部拥有军事大权，故而滦州兵谏，三杰联军，其动静为世所瞩目。实际军务中，比如军队训练、饷械供给、驻防开拔，甚至在战役指挥上，军事主官权力并非不受限制。作为“秉承诏命，翼赞军谟”^[67]。的军谘府和统辖各省军队、总持军政的陆军部^[68]对清军各部有控制之权。所以武昌起义后，上谕特地指示“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69]，况且高级军职由朝廷颁授，可与之，也可夺之。一纸上谕电文，即可消除威胁，“士官三杰”均以此而削除了军权，成为失去部队的光杆司令。张绍曾告病开缺，其心腹遗憾连连，“公告病请假之说，聚十六州铁不能成此大错。吾国二千年习惯，一寸纸条胜于雄兵百万”，“刻下勿论官绅，莫不以公坐失大权为可惜”^[70]。在没有获得所部官兵的支持下，“一寸纸条”确有胜于雄兵百万的效力。

最后，列强干预也是掣肘“士官三杰”行动的重要原因。天津和东北有着列强的特殊利益，“士官三杰”起兵之后，行动受到限制和干扰。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口岸获得特殊利益，治权范围是其中一项。滦州距天津不远，按1902年清政府与各国达成的条约，距离天津二十里范围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张绍曾滦州兵谏后，直隶总督陈夔龙向首席领事致函，要求暂时调部以资保卫，除不准进入各国租界，不调入炮兵或速射炮外，陈夔龙的要求获得准许^[71]。而“滦州叛兵的统帅张绍曾要求享有类似的特权，但已被领事团所拒绝”^[72]。蓝天蔚离开奉天，以关东都督名义号召革命，日本外务大臣致电驻清公使，明确“凡属我治权范围以内各地，如被彼（蓝天蔚）等作为从事政治活动之策源地，帝国政府自然不能容许。如确有此种事实，自应采取有效措施，严加取缔”^[73]。蓝天蔚在民初演说，表露心迹，当时“如仅谋东省，诚不难一举先复，只以该省地介两大，外患堪虞”^[74]。日、俄两国在东北的存在，是蓝天蔚举事的顾虑。

铁路投资是列强的另一项重要权利。京奉铁路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张绍曾部可以切断铁路，防范东三省部队的追击；而清方也可以切断京津铁路，以防从滦州进发的部队开往京城。列强警告清政府注意《辛丑条约》所给予列强的权利以及破坏铁路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同时英日法三国驻天津部队制定了预防计划。不仅如此，“铁路上的英国雇员已经得到指示，如果革命军接管了铁路，他们为了英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将把该铁路当作一个商务企业而尽力继续工作”^[75]。

尽管三杰联军未能实现，但三杰的辛亥所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军事上，吴禄贞部在石家庄截留军火，切断了镇压武昌起义的清军第一军的供给，抄袭其后路，袁世凯也因之阻隔无法立即赴京。滦州兵谏后，“闻清廷各执政只相对而泣，莫敢谁何，第二军之计划，自此已归无效”^[76]，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不能编入第二军，前者被分散驻扎，以防变乱；后者留在东三省，不令出关。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必须调兵防范张、蓝部，使清政府可机动的兵力更形捉襟见肘，大大缓解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压力。蓝天蔚感慨，“虽事败垂成，可为痛哭。然影响所至，犹及全域。盖冯之计划一变，不敢由海道而进取。张之军队驻滦，秣马厉兵以呼号，遂使东南诸省得以次第光复也”^[77]。从上十二政纲、清廷下罪己诏、宣布十九信条到吴禄贞遇害，解除张、蓝军职，前后不足二十天，清方手忙脚乱，南方各省次第独立，革命的版图大为扩充。

滦州兵谏在政治上的震撼更甚，亲贵王公直接视为叛乱，溥伟说，“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78]。李大钊过滦州故地，评论“煌煌一电，足寒清廷之胆，而十九信条之颁布，遂为逊位诏之先声，此其遥助义军之声势者不少也”^[79]。不仅如此，兵谏产生了心理上的暗示，为人所效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布拥护共和的电文，是“受了靳云鹏的献策，仿效张绍曾滦州兵谏，迫使当局公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故技，突然在保定通电响应了共和，转而助袁威胁清室，一时局势大变”^[80]，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台。

四

“士官三杰”从滦州兵谏、顿兵不前、截留军火、声讨冯军、筹划联兵，到次第开缺止，发生在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为时不过兼旬，在各地争相光复，清朝濒于倾覆，中国走向共和之路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其鲜明特征。

首先，三杰所为基本是和平的政治活动。在上十二政纲的奏折中，他们对以朝廷专以兵力征剿革命党持反对意见，认为“旷观地球各国革命历史，经政府一度之杀戮者，其革命之运动愈烈，其国家之危亡愈迫，其君主之惨祸亦愈甚。即论吾国，年来党人之被诛锄者亦伙矣，而前仆后起，不稍形怯退，驯至愈演愈进，以有今日”，要从改革政治入手，以消除革命^[81]。宣言如此，实际行动也取和平方式。吴禄贞招抚山西，与阎锡山组燕晋联军，对第六镇旗籍部队未进行夹击。吴本人在死前还致电内阁，汇报招抚事宜，请示刊刻官防。张绍曾等仅顿兵滦州，未开拔，也不进攻，组成立宪军并没有推倒清廷的意图，乃弟张绍程评价张绍曾“一生是以和平统一为志愿，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中国，有原则而无办法”^[82]。蓝天蔚与吴、张有联兵计划，在奉天去职之前，并无军事反叛行为。吴、张拦截军火，目的只在不能同胞相残。因此其行为被外界解读为“政治革命”，资政院议员许鼎霖在会上介绍“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已带兵来京以保护京师”，“张绍曾与蓝天蔚二人诚不愧当世之人物，此次纯为政治上之革命，绝无他意”^[83]。政治上之革命，自非军事上的暴力之举了。他们身为军人，统驭军队，只是挟兵自重，表现出的是和平行为。

第二，三杰所为具有不依附南北的独立性。法国武官站在局外立场，看到“该镇（第二十镇）究竟将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似乎是难以确定的，该统制的政治主张虽系赞成立宪，然而目前似乎还没有走到起义军那么远的地步。驻盛京的混成协似乎对该统制抱有同情，尽管他们迄今还没有表明他们的真实目的”^[84]。在南北争持之中，“士官三杰”取中立姿态，没有集结在南方革命政权的旗帜下。蓝天蔚开缺之后，亮出关东都督名号，揭橥革命大旗，次年受南京临时政府委派，率部北伐，然而他在与日本军官交涉中，说出了心里话，表明其独立性，他认为“眼下，中国没有一个统一政权，国民革命政府有三家，一是南京的黄兴；二是武昌的黎元洪；三是我蓝天蔚。只不过我蓝某人的势力最弱而已”，并“数次称袁世凯为国贼”^[85]衔命北伐尚且如此，此前统兵奉天自然独立性更强了。

第三，三杰所为还表现了体制内高级军官政治行为的复杂性。晚清末造，立宪、革命之说风行海内外，在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中，二者较难判然两分。以“士官三杰”整体论，则立宪、革命混合兼有。以个体论，吴禄贞早年参加过旨在“勤王立宪”的自立军运动，归国后在花园山聚谈，播下了湖北革命的火种。在辛亥之际，被清革双方视为革命党，孙中山、宋教仁直以“同志”相称。^[86]清御史温肃则要求“宣示罪状，以快人心而伸国法”^[87]。张绍曾“与资政院议员陶葆廉、劳乃宣、汪荣宝等人素有往还。其主张君主立宪，思想上受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影响”^[88]。康有为直称“张绍曾乃吾党”^[89]。然而其上奏十二政纲，组织立宪军，又被人解读为假立宪之名，行革命之实。武昌起义后，海外梁启超等保皇党人从日本回国到大连，拟接洽组织立宪军的蓝天蔚，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不料，当听说蓝天蔚欲拥立他“宣告独立”，以为于己不利，即刻返回日本^[90]。这颇能说明彼此眼中的同志，有时似是而非。这种复杂性，结合他们的军职和时局来考虑，也不难解释。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军官，与体制外追求彻底推翻清政府不同，希望的是清政府的内部改革。随着局势的迅速发展，他们中有的就从清政府的保卫者变成了反抗者，从对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支持者。在分析其政治行为时，可以跳出立宪和革命的范畴，站在更大的视野来观察。武昌起义之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寻找国家的出路。“士官三杰”等新军高级将领发动兵谏，以和平的政治方式，协力参与其中，与各方配合，形成结束清朝专制统治的合力，开创了民初的共和之局。

“旧膺专阃，翊赞共和，经历艰危，不渝初志”^[91]，1928年国民政府对张绍曾的恤文，同样可作为三人的集体评价。缔造共和，“士官三杰”与有力焉，亦与有荣焉。

（本文系作者2016年提交“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1]论著有胡鄂公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刊），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以亲历者和深悉内情者的身份，记录了北方辛亥革命的史事。赵润生、马亮宽著《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与张学继撰《滦州兵谏与十九信条》（《浙江人大》2004年第5期）研究了与士官三杰联系紧密的滦州兵谏事件，杜春和：《张绍曾与滦州兵谏》（《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王先明：《吴禄贞与辛亥革命》（《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张爱民：《论蓝天蔚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倾向——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严昌洪：《关东都督蓝天蔚》（《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在文中分别开展了辛亥革命期间士官三杰的个体研究，董方奎：《论滦州兵谏与士官三杰》（《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以滦州兵谏中士官三杰所为，分析了其活动的立宪性质。

[2]徐平：《民国著名军政人物并称辑略》，《纵横》2004年第2期。袁泉：《中国“士官三杰”之谜》，《月读》2013年第4期。

[3]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4页。

[4]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6页。

[5]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史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页。

[6]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先烈先进传》，“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710页。

[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8]《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教育》，《东方杂志》第一年第4期，第97页。

[9]郭荣生校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簿》。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37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10]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第22页。

[11]《奏请擢升吴禄贞》，《锡良、陈昭常二月三十日奏折附片》，《宣统政纪》第三十三卷。

[12]丁进军编选：《张绍曾早期履历》，《历史档案》1993年第12期。

[13]袁世凯：《将弁学堂在事出力人员请奖折》，《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2页。

[14]宣统政纪之三十八。

[15]刘体仁：《异辞录》第4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8页。

[16]孟拱辰、李泰棻：《东北新军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节录〉》，《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17]《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以蓝天蔚充北洋调扎东省混成协统领官片》，《政府官报》第995号，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第11页。

[18]宣统政纪之四十五。

[19]宣统政纪之四十八。

[20]钱基博：《吴禄贞传》，卞孝萱、唐文权编著：《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21]《欧洲学生爱国谈》，《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1912年5月1日），第11～13页。

[22]《冯国璋电》，杜春和选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49页。

[23]《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www.xing528.com)

[24]《军谘府电》，杜春和选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49页。

[25]《张绍曾等通电》，杜春和选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51～52页。

[26]《国光新闻报》1911年10月30日，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实行立宪汇编·奏折》，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5页。

[27]杜春和选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0页。

[28]《辛亥六镇兵变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9页。

[29]《陈邦俊电》，杜春和选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54页。

[30]《伍祥桢、蓝天蔚电》，杜春和选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55页。

[31]李志寯：《第二十镇响应武昌首义纪事》，《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1年版，第157页。

[32]《辽宁辛亥革命资料选辑》，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33]《法国陆军部档案》下编，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34]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5～28页。

[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宣统政纪》第63卷，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5～26页。

[36]录自陈春生《辛亥山西光复记》稿本，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3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宣统政纪》，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63卷，第26～27页。

[38]《军谘府电》，杜春和编选《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39]杜春和编选：《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4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宣统政纪》，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63卷。

[4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宣统政纪》，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63卷。

[42]《蓝天蔚张绍曾等致电清内阁、军谘府》，1911年11月6日，周康燮主编，存粹学社编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辛亥革命资料汇集》第2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14～117页。

[43]《军谘府致赵尔巽电》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东三省辛亥革命史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第9页。

[44]《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电报：宜召令蓝天蔚来京相机解除兵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68册，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6～69页。

[45]《张园欢迎蓝天蔚记事》，《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7版。

[46]《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袁世凯电》，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7，第421页。

[47]《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宣统政纪》第64卷，第9～10页。

[48]《赵尔巽褫夺蓝天蔚兵权，委其赴东南各省考察的札文稿》，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辽宁省档案馆藏；《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600～601页。

[49]沃丘仲子：《张绍曾》，《当代名人小传》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版，第62页。

[50]《蓝天蔚之檄文》，《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六日，第三、四版。

[51]《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369页。

[5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辛亥革命史料 蕲水汤先生化龙遗念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00页。

[53]李志寯：《第二十镇响应武昌首义纪事》，《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1年版，第157页。

[54]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962年版，第207页。

[55]《检察官花翎陆军步协参领吴宗煌揭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擅改制纵兵抢夺等情密呈》，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1989年版。

[56]恽宝惠：《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页。

[57]《国务总理熊希龄呈大总统据汤化龙等呈递赠上将吴禄贞等事略请准予立传建祠等情请鉴核示遵文并批》（附原呈曁事略三件），《政府公报》1913年12月22日。

[58]《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军谘府陆军部电》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6，1957年版。

[59]阙名：《辛亥滦州兵变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6，1957年版。

[60]李志寯：《第二十镇响应武昌首义纪事》，《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1年版，第158页。

[61]《张建功函》，杜春和编选：《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62]吴绍奎：《逊清湖北陆军第八镇革命回想录》，《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372～377页。

[63]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0页。

[64]《吴景濂自述年谱》上，《近代史资料》总106号，第37～38页。

[65]《四三二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电报：宜召令蓝天蔚来京相机解除兵权》，《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六十八册，第66～69页。

[66]赵凤昌：《为革命军筹划三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4页。

[67]《清史稿》卷一百十九 志九十四 职官六。

[68]《光绪朝东华录》第5600页，《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0页。

[69]《宣统政纪》第63卷。

[70]《某云渥函》，杜春和编选：《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71]《第83件的附件：首席领事致总督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页。

[72]《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页。

[73]《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1911年11月28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12页。

[74]《张园之演说》1912年4月21日，《张园欢迎蓝天蔚记事》，《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7版。

[75]《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13日），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页。

[76]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第201页。

[77]《蓝天蔚宣言》1912年4月26日，《盛京时报》1912年4月26日，第1版。

[78]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柴德赓、荣孟源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1957年版。

[79]李大钊：《旅行日记》（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十一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2），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80]陈之骥：《北地见闻散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437页。

[81]《滦州军队代表张绍曾等要求实行立宪原奏》，《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二、三版。

[82]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页。

[83]《资政院第八次会议记事》，《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84]欧特白11月11日发，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91页。

[85]《驻芝罘守大尉致驻芝罘守大尉电》，1912年3月7日，米彦军译自ttp：／／www.jacar.go.jp／chinese／index.html“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蓝薇薇编著：《蓝天蔚年谱长编》，上海交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8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2～533页；《向外务大臣报告宋教仁对日本领事谈话要点》（11月7日），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5页。

[87]《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御史温肃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5页。

[88]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962年版，第207页。

[89]《与衮孟、慧儒书》，康有为撰、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90]梁启超：《与娴儿书》九月二十二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561页。

[91]《要闻：国府令恤张绍曾：身居敌境，心向义军》，《信义报》1928年，第16卷，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