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广
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近年记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关于一些重要历史政治人物形象的研究，不乏力作问世[2]。无论是西方学者笔下的路易十四、“神话”化的特定历史人物，还是国内学者注意到的岳飞、林则徐、孙中山形象转变，都突出强调国家、政权、执政党等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对历史人物形象塑造起作用呢？
本文拟选取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蓝天蔚为个案，以其身后后来人记述其生平的文字为对象，比观异同，剖析并非由政府、政党主导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在纸面上的演变，并寻绎其变化的动因。
一
蓝天蔚（1877—1921），号秀豪[3]，湖北黄陂人。少年从父客居汉阳。张之洞督鄂编练新军，蓝往投新军工程营。1899年选派留学日本成城学校，毕业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4]，见习日军联队。1903年拒俄运动兴起，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被推为队长，教授学生军军事技能[5]。同年底端方调其回国，又带领选派生徒50人赴日，分别遣送学习军事各科[6]。1904年初应练兵处召回国，留湖北[7]，先后任将弁、武高等、武师范学堂教官。1905年任湖北暂编第一镇（次年即改编为第八镇）正参谋。1907年任第八镇十六协三十二标标统[8]兼湖北督练公所参议。1908年去职，次年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9]。1910年入奉天，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10]。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起响应。蓝天蔚联合吴禄贞、张绍曾通电十二政纲[11]，拟联兵入京，清政府遂据以颁布宪法十九信条，改革政治。不久，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害，张绍曾顿兵不进，蓝天蔚亲往滦州联络张绍曾举兵未果。欲在东北孤军起义，又未成[12]。遂经大连，赴上海。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拟任蓝天蔚为参谋长，不就，力请统兵北伐，受命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13]，率海陆军三千人北伐，驻扎烟台，取山东登州、黄县，进窥南满，东北各地革命党闻檄而动，震动北方。南北和议达成，蓝天蔚自请解兵权[14]。旋为北京政府提名为海军总长，通电不就[15]。同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6]。游历欧美，考察各国政治。1914年回国，授勋四位[17]。1916年5月，授达威将军[18]。1917年张勋复辟，蓝天蔚指示旧部，与段祺瑞起兵讨伐[19]。护法运动起，蓝天蔚南下，受护法军政府命，往闽川陕鄂慰问将士[20]。1920年抚军于鄂西，受众拥戴统兵[21]，分三路东进驱除王占元，战不利，复受当地神兵攻击，退入川，所部为川军张冲部缴械。1921年3月幽囚于重庆[22]，月底以“自杀”[23]公告天下[24]。
蓝天蔚亡故是当时一件影响很大的政治事件，但追悼蓝天蔚的活动直到两年后才举办，围绕祭祀、追悼形成的文字不少，有追悼会启事、挽文、挽联、哀辞（蓝家遗属据此整理编写出一册《蓝上将荣哀录》），还有其后迁葬立碑的墓表等，我们可以在悼祭的文字集群中，观察有关蓝天蔚的形象塑造。
悼祭是一种特殊的场合，运笔之前已预设哀伤的情感基调，并且悼祭文体各有一定之规，这对于笔下人物以何种形象出现很有关系。哀启，用于家有丧事，以告亲友，“原于《春秋》书许世子弑父，以其不尝药也。故近世遂历叙病情医药之经过以告亲友，欲人谅其侍疾之尽义也”。一般而言，“止叙病情，不阑家世事状”[25]。发展到近代，哀启一般“随讣文而分送，所以详述死者生平之言行也”[26]。不仅如此，致启者以往是死者之子；到近代以社团、同人登报致哀启者，亦有所见[27]。致启者由血缘纽带向社交纽带转变，使哀启的内容由“侍汤奉药”转向了述生平、赞才德。
1923年6月10日，蓝天蔚追悼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这次追悼会是一次同人活动，并非家属、也非官方举办。虽说哀启领衔者张绍曾官拜国务总理，列名者中也不乏政府要员，然而哀启宣称，举办此次追悼会，“同人等或谊属友朋，或追慕遗烈，辄为怆怀，因择于本年六月十日即夏历四月二十六日，在京师湖广会馆开会追悼以志哀思”[28]。发起这次追悼会的有近百人之多[29]，加上致送挽联的，差不多反映了蓝生前的人际网络。对发起人稍作分类，不难发现同人性质鲜明，其中留日士官学校的同学占去三分之一[30]；还有蓝任职鄂、辽、登黄军中的僚属如张彪[31]、汤芗铭等；还有湖北同乡李书城、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等。
这篇哀启为蓝天蔚塑造了一个忧劳国事的忠烈义士形象。启事开宗明义：“吾人旷怀往古忠烈之士，辄流连慨慕而不已者，非以其人之言行勋业，足以风励末俗，照耀千古哉。矧当立国之初，其发大难，冒万死，为亿兆生民请命，创数千年未有之政局者，可听其淹没不彰乎？”在历数蓝天蔚生平后，肯定“公之毕生忧劳国事，固已光垂史册而不朽矣”。而此次发起开会追悼，是“藉光泉壤而安死生，以为殉国者劝”[32]。
值得注意的是，启事中完全不见革命字样。启事称蓝天蔚当清季，“常欲与海内豪俊求救亡之策”；组织义勇队，“播共和之种子”；武昌起义后，则“间关万里，尽瘁于改革事业”[33]。用词允和冲淡，无偏无倚。
诚然如前所述，这次追悼会的发起人纯系同人。但以辛壬前后的政治表现分类，既有辛亥革命的对象张彪、铁忠、文华等前清官员，有王遇甲等镇压武昌革命的北洋将领，也有孙武、邓玉麟、李书城、吴醒汉、何锡蕃等武昌首义、阳夏血战的革命党人，还有张绍曾、阎鸿飞、梅馨、王隆中、吴振南等外省、海军响应的人物。如此复杂的同人成分，措辞为文，自然取其大同，弃其歧异。以“共和”“改革”来指称辛壬之事，是可为各方接受的表述方式。加上追悼会在北京举办，革命话语也并不受欢迎。
傅维四等所做的祭文，十分符合文体要求。祭文要求“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34]，其作用为“告飨，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35]，要充分演绎出祭奠文体“以有才而伤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寿”的要义[36]。这篇祭文以告飨开始，然后结合蓝天蔚生平以赞颂业绩，合乎程式。言护法结局，“卒有才未展兮，竟遭妒于众盲。横遭鬼蜮兮，功未竟而身戕”，塑造出一个才德之士的悲情形象。但也彰显了有别于《启事文》中隐匿不显的蓝天蔚于民族革命的功绩，文中说“幸政治革命之成功兮，起义遥助乎武昌。息妖氛与胡虏兮，俾汉族而重光”[37]，这与傅维四早年任职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38]，亲历辛亥革命以建民国的个人记忆有关。
作为晚辈的范申林在追悼会挽文中，描画了舅父蓝天蔚为国忧民沉冤不白的悲情英雄形象，同样延续了哀祭文风。此篇文字极短，述其功业简而不漏，“留学东瀛，队成义勇，及言旋故国，治军辽鄂，武昌起义，率师北伐，而共和乃定”。“复辟变后，国事日非”，乃“至鄂西，伸大义以讨贼，军败入川”。对遇害之事，连用数典，“终军所以被害，来歙因之速亡，刘鄩十步九计，而竟少成功；邓飓四达八□，而转伤非命”，为文只为招“征魂兮归来，莫作思乡之梦”[39]，增益挽文的悲情底色。
埋骨终须桑梓地。原厝重庆的蓝天蔚遗骸，1926年迁葬湖北武昌。封墓勒碑，自是惯例。蓝天蔚“夫人邓观智、弟文蔚，以事略求表”于章太炎，章欣然命笔，为撰蓝天蔚墓表。墓表，其文类同墓志文、埋铭。墓表立于墓外，“墓表之法，止表数大事”，“墓志铭可言情，言小事，表断不可”[40]。有鲁殿灵光之称的章太炎深谙此道，墓表篇幅简短，只举大事。短文对辛亥事着墨甚多，“表其举义始末”，此诚为其勋绩之大端。他还不吝称扬其“名将杖顺北伐，及清亡未尝要利禄，远游海外，故时人称其高”的功成不居品格，以及护法之际“能修其内而忘患于外者”的君子之风[41]，蓝天蔚洵然一位举义高士。
大抵表志之类，“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42]，“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徇人以情也”[43]。章太炎结合自己的了解，应遗孀之请，还是秉笔直书蓝天蔚“性豪健，好酒及色，而能知夷夏大别”[44]。此外，章太炎虽为辛亥前驱，应人所请撰写墓表、墓志文字，并没有党派成见，纯依传统，专就墓主才德而论。可与此并观的事例有1919年在鄂西护法亡故的蔡济民，章为撰墓志铭，称许蔡之功劳，为“汉二十八将侪也”，卒不幸为怨家所乘，“武昌元功益零落矣”，感慨人生之祸福无常[45]。
二
由于蓝殉难之际，正是北洋系徐世昌主政，蓝所举护法大旗，是反对同为北洋系的鄂督王占元，身故之时，自无可能为其请恤。1922年直奉大战徐世昌被逐，6月黎元洪接任总统。黎非北洋派系，且与蓝有同乡、同事之谊。1922年10月，由陆军中将阎鸿飞领衔的京官20余人呈报陆军总长张绍曾，为护法阵亡的蓝天蔚“恳请大总统开复官勋，照上将例从优议恤，并请将事迹宣付史馆，以慰义烈而砺人心”[46]。文中自道呈请者“或昔曾相识，或少小同游，或系属僚，或为乡谊”[47]，熟识蓝天蔚。呈文中概述蓝天蔚生平，并附有其事略。
1927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9月，国民党政要张静江、戴季陶、商震、蒋作宾四人，为“先烈蓝天蔚身殉党国，事功卓著，拟请从优抚恤表彰，以资激劝”呈文国民政府，并附事略[48]。追溯渊源，呈请人与蓝均为故旧。
事略，即行状，“体貌本原，取其事实”[49]，写法上“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50]。以上两篇事略不但记事详明，作者均熟识其人，是关于蓝天蔚生平较为重要的文字记述。
对读两道呈文、事略，1922年事略文字最多，叙事完备，1928年事略篇幅只及前者一半，大体保留前者基干，部分句式都是相同的，可见其间明显的承续关系。但两道公文分别呈现出蓝天蔚面貌清晰而着装不同的形象。
1922年阎鸿飞等京官的呈文中，蓝天蔚是护法将军。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描画其形象：一是戎伍长才。蓝天蔚以军人出身，所历多为行伍，“弱冠从戎”，“其留学日本也，露头角于侪辈中，蜚声名于义勇队。其归国也，教导则循循善诱，才多所养成；训练则在在从严，士卒徧皆诚服。始则治军桑梓，增翠屏赤壁之辉；继则振旅沈辽，壮黑水白山之色”。所言事迹，多显其军人本色。
事略更对蓝致力于军事学，多所突出。蓝第二次留日，端方“并遣优等生徒五十人随君行。君悉使分习军需、辎重、军医、兽医等门。鄂军人才之备，此为嚆矢也”。且在湖北新军任镇参谋，“改编新旧军，斟酌损益，君有力焉”。事略中还饶有兴味谈起掌故，蓝在湖北弃官不就，第三次赴日本，读陆军大学，“日政府嘉其志，命东条中将、伊布大佐为之讲授。盖国外人不许入陆军大学也。东条固娴于军事，晚岁以著书称于时。君与之游，颇得闻兵机之閟奥，所造诣渊乎莫测矣”[51]。如此绘声绘色，即在于说明蓝天蔚的军事才能。即便于其护法事实，也多自军事学而言，“迨滇黔军败，将卒群归，以鄂西一隅，分征东三路，张空拳而冒白刃，危更甚于李陵；集乌合以作鹰扬，事本难于尚父”[52]。是以军事家李陵、姜尚比拟蓝处境之艰危。
二是护法劳瘁。呈文中以近半篇幅描写蓝天蔚辗转西南、鄂西统兵护法的艰难和无奈，肯定其“事功虽微有异同，法统则终归恢复”[53]。
同为呈文，1928年的张静江等呈文及事略中，蓝则是以党国先烈的形象出现。
中国国民党以辛亥革命奠定历史地位，又以国民革命再造中华民国，革命性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衡量人物的重要政治标准。不足四百字的呈文，落笔革命处颇不少，介绍蓝天蔚早年“从学东瀛，愤清政不纲，与同志组织义勇队，便以改革政治为职志；回鄂治兵，又传播革命种子”[54]。附录事略，对蓝在鄂新军中事迹以“日以所抱改革大志，发为伟论，以灌输军人脑中。鄂新军之富于革命思想，多君力也”[55]来评价，恰好作了呈文的注解。
评判是否革命，则以与孙中山的关系为准的。孙中山是南京国民政府树立的精神偶像，是极其重要的革命符号。呈文两处提及蓝天蔚“奉先总理命”，先后投身都督关外的辛亥革命，和慰问“川滇闽鄂诸将士”的护法运动，“综其生平，首义既著勋劳，护法又以身殉”[56]，在在与孙中山密切关联。
再深入比较两篇事略的文字改动，还潜藏着弦外之音。1922年事略记述拒俄运动中，蓝天蔚“与同志谋革新之策，组织义勇队，取见义勇为之旨，群推君为队长。一时海内外名流如黄兴、钮永建等均隶焉”[57]。1928年事略则表述为“与在东同志组织义勇队，谋革新，群推君为队长，一时海内名流如黄兴、钮永建均与焉”[58]。前者“隶”属义勇队，后者身“与”义勇队。一字之改，蓝天蔚地位顿改，不复以队长之职统领义勇队，变身成和党国先贤黄、钮同与其事。
1928年事略删去了1922年事略中蓝的言论，如“南京已下，孙文设临时政府，命君为参谋总长。君以大敌当前，设人怀苟安之心，功必败于垂成。因手书讽黄兴曰，江南六朝佳胜，惜今非宴游之时。某不敏，敢辞”[59]。明显是为避唐突党国先贤黄兴，并消解前事略中对南京临时政府不思北伐的委婉批评。
1928年事略增加了两段言论。“先总理在粤组织护法政府，君往。命君曰：‘川、滇、闽、鄂将士征战苦且窎远，君其勿辞劳瘁，代余往慰问。’君曰：‘蔚以身许党国，任何艰难，所不敢辞，敢惮跋涉耶？’”后文继续增加，“九年，黎天才、王天纵诸部失利，军中无主，各自张君帜归。君厚抚之，率以征鄂，曰：‘吾以此报大元帅委之重，以明我护法军非畏难苟安者，成败不计也。’”[60]此番书写，特别突出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蓝天蔚变成了不负领袖信托、以身许国的党国先烈。
对比一下1922年事略中如何书写蓝天蔚在护法中事：“时南中组织政府以护法相号召。因南游于粤，见所谓自私自利，曾无以异，深惧分崩之祸不远，乃请往川滇闽鄂慰问将士。……无何，粤政府解体，岑春萱［煊］北归，唐继尧、刘显世相继去走，川将争为雄长，所谓护法诸省已瓦解矣”。支撑蓝在鄂西护法的理由是其“誓于众”的演说，“‘诸子忍饥冒死为欲靖国难耳，今乡邦之难且不恤，何有于国家？’”[61]衡诸史事，蓝抚军鄂西，并不全然是应孙中山之命，广东护法军政府的集体领导在蓝行事中多有体现，已发现的材料中，诚然有蓝致函孙中山，表白“蔚在夔府结合鄂豫两军，与川中义军誓存亡相依，并拟相机进取湖北，贯彻护法救国主张，为先生前驱也”[62]，也不乏密电多封向唐继尧请示行止[63]。这自然和1928年事略中突出唯一领袖是互异其趣的。
时隔六年，蓝天蔚形象何以出现这般转变？呈文作为公文，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叙绩酬庸，必然要合乎时宜。1922年黎元洪代替徐世昌柄北京政府，为蓝天蔚“开复官勋，照上将例从优议恤，并请将事迹宣付史馆”，自要理由充分，呈文既要表现蓝殉难之事，为致力于“法统恢复”，有功于国；且要挠中“我总统长战场共吊，颦鼓与思，风雨而念故人，仁义而兼儒侠”的痒处，塑造一个护法将军形象最为合宜。是年双十国庆日，北京政府发布昭忠命令，授湖北战死文武褒扬给恤，蓝天蔚列名其中[64]，并追赠陆军上将[65]。而1928年国民党初步统一中国，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立国纲领，再行“从优抚恤表彰”，就需要重塑蓝天蔚的革命形象，但要弱化其历史地位，使其行动受命于“先总理”孙中山。这就使蓝天蔚以党国先烈身份，得到国民政府的抚恤合情合理。萧瑟秋风今又是，只不过，换了人间。公文对政局轮替极为敏感，出现如上各异的表述，便不足为奇了。
三
不同于同仁身与其事的书写，也不同于公文深具目的的书写，还有一类是局外人的书写。其方式往往是以一手资料、前人记述为基础，进行再度创作，作者既非故旧，也非亲属，基本是局外人的身份。一般说来，这类书写会比较客观，但实情并非如此。随着知情人物故，时间推移，多人笔墨辗转，误植经历，制造“事迹”，增其虚华并不少见。以下从两个实例来看后人笔下的“事迹”设计。
1.蓝天蔚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
谭永年在成书于1957年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说，孙中山在日筹备东京同盟总会，“当时在东京参加会议人物，有田桐、张继、邓家彦、沈云翔、章炳麟、黄兴、汪精卫、钮永建、胡汉民、蒋尊簋、丁维汾、陈英士、蔡元培、蔡锷、李烈钧、许崇智、戴天仇、居正、蓝天蔚、柏文蔚、胡毅生等数十人”[66]。
1961年许兆龙在《蓝天蔚》文中称蓝“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湖北省官费生，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在求学期间，参加孙中山先生倡办之同盟会，反对康梁之保皇党”[67]。
1980年关国煊在参考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园田一龟《新中国分省人物志》、陈锡璋《细说北洋》诸书，成文《蓝天蔚》，指出蓝在“光绪三十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第二期，同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张之洞任为统带官”[68]。
蓝天蔚入同盟会一事并非空穴来风，较早有此提法的是1912年9月日本“在清国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呈递给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情报[69]，这份情报报告了当时民国著名人物的最新履历，并标注其党派属性，名单中称“蓝天蔚，号秀豪。同盟会员”，考察这份简历，基本抄录了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人物》甲集中《前关东都督蓝天蔚》的介绍[70]，只是增补了4月以后蓝天蔚赴美游历的内容，以及“同盟会员”的党派。依据事实，1912年蓝天蔚是有明确的党派身份的：1月20日于上海成立的民社，蓝天蔚为发起人之一，紧随黎元洪，排位第二[71]。5月，共和党成立，选举理事长，蓝即为候选人，得票不少[72]，以上情况为当时多份报纸公示。日人宗方小太郎长期在华从事间谍活动，1912年7月成文《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的调查报告[73]，缕述党事，也不见蓝列名同盟会，而是记载为民社、共和党人。在这份伊集院呈上的情报中，又称章太炎、孙武、张振武为共和党人，则确为其事。称蓝为同盟会员，显系失察。何以有此误会，令人不解。
关文提到参考三书中，成书最早的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74]，并未记录蓝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之事，只是说蓝归国后“张之洞援为统带官，后有人谮其通革党者，为张彪所疑，自辞职去”[75]。日本学者园田一龟1930年所著《湖北革命党之先觉——吴禄贞、蓝天蔚》，也不见蓝天蔚加入同盟会字样[76]。倒是1971年陈锡璋在《细说北洋》[77]中言之凿凿，蓝天蔚“由湖北官费选送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在日时，已加入同盟会”[78]。
那么蓝有无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呢？蓝天蔚1899年以官费选派留日，入成城军官学校，毕业后，自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1902年至1903年）就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工兵科[79]，因担任拒俄义勇队队长事，为清政府迭电召还。1904年初又自湖北带同50名学员赴日学习军事，抵日未久，同年2月又奉调回国。时任湖北游学日本学生监督查双绥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4年2月11日）禀端方函称，“前因陆军学生舒清阿、敖正邦、龚光明等奉调入都，曾奉电谕饬发路费各百元，并嘱其先行回鄂，当即遵办。练兵处旋又来电续调蓝生天蔚，事同一律，亦已照前办理”[80]。自1904年至1908年，蓝一直在湖北或参戎幕，或执教鞭，或统军旅，并未踏足日本。众所周知，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蓝何来于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之事呢？
关文之“光绪三十年”蓝天蔚入会，而此时同盟会尚未成立；许文称求学即入，也不可能；谭所谓蓝参加成立大会，也属凭空想象，何况竟列名蔡锷于同盟会，也令人愕然。
关、谭是文史作者，并不熟悉蓝天蔚；“蓝氏在（湖北）将弁学堂和镇司令部与三十二标工作之年月”，许兆龙[81]是当事人，曾师从之，何以出错？只怕如其自言，他所经历的蓝天蔚事迹“距今已有五六十年了，我的记忆力弱，错误之处，在所难免”[82]。
2.蓝天蔚起兵反袁护国
段剑岷在《王天纵蓝天蔚护国讨袁牺牲记》中称，“四年十月，王天纵由北京逃出，与蓝天蔚分赴荆沙宛邓，联络旧部，组织民军”，成立“豫鄂护国联军，有众二万余人”，“自四年十二月至五年一月下旬，苦守夔州府城”，“总司令王天纵、蓝天蔚皆城破自杀”，并结论“讨袁护国军之高级将领，阵亡殉国者，仅此二人”[83]。
刘道平在《震撼清廷和北洋的蓝天蔚先烈》中，先说“不久袁逆病死，情势大变，袁死黎继”，蓝与黎元洪有黄陂同乡之谊，乃“备位总统府高级顾问”，“迨黎公下野，蓝先烈遂一愤而奔赴鄂西活动”，“组织豫鄂护国联军，聚众二万余人”。不料兵败，“蓝先烈在夔州城破之日，与王天纵先烈原同时举枪殉难，而王先烈固已然求仁得仁，蓝先烈却未中要害，未死于难。且迅即以急智脱困出险，间关返回鄂垣。至民六再赴粤，任职于军政府，备受国父特达之知，旋国父再率领海军南下护法，蓝先烈奉命复返鄂西重组靖国联军，并被推为靖国联军总司令”[84]。
大陆出版物中，《民国军事史略稿》中称“1915年，袁世凯称帝，蓝即回鄂反袁，宣布独立”[85]。《中华民国史大辞典》“鄂军”词条，也记录“1915年袁世凯称帝，蓝天蔚从奉天回鄂反袁，宣布独立。次年与王天纵等组织讨袁军，事败后退夔州。1917年9月，蓝离鄂赴广州护法军政府任职”事[86]。
上述事中，蓝天蔚、王天纵战斗在一起，而且王天纵在护国之役中以身成仁。时人费行简（沃丘仲子）在编著《当代名人小传》中，称王天纵“征白狼，复败归。世凯知其无能，视若点缀品。后段祺瑞当国，投谒不纳，愤归讨段，败逃之鄂。近依黎天才、柏文蔚等于川边”[87]。且不论费氏文字中的褒贬，单从事实讲，说明王天纵健在于段氏当国时，并身与鄂西护法。那么王到底卒于何年？1920年在靖国联军豫军代表张文超就王天纵死因事致吴景濂的信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函中称“旭兄（王天纵，字旭九。笔者注）于七月二十七日偶染时疫，吐泻交加，医药罔效，延至二十八日夜二时逝世”[88]。据此，王护国成仁之举，实属无稽。
那么蓝天蔚在洪宪前后实际情形如何呢？1915年秋，袁世凯筹备帝制紧锣密鼓。9月5日，唐在礼领衔，蓝天蔚、蔡锷等20人列名致电大名镇守使，告以筹备帝制期间要“严防内乱”[89]。9月19日，由蓝天蔚领衔81人以“湖北省公民”名义，上书称鄂省深受“共和之害”，力请“变更民主国体，确定君主立宪政体”[90]。9月24日全国请愿联合会第三次请愿，认为“共和政治不适宜于中国之国情历史”，力请“另设征求民意机关”，“解决变更国体问题”，蓝天蔚列名湖北请愿人代表[91]。1915年底，蔡锷秘密抵昆明，发布护国漾电，蓝天蔚等在12月30日致电“云南唐将军探交蔡松坡先生”，称“前自国体问题发生，我公主张君宪，首先签名，弟等为利国起见，亦从其后。近闻我公顿翻前意，反对君宪，似与敌国政策相同”。劝蔡锷“早日回京，共维大局”[92]。
以上种种，可见1915年蓝无反袁迹象，那么此时蓝身在何处？1922年阎鸿飞等人呈文所附事略中称：“袁世凯欲称帝，恐革命诸子有异议，侦伺颇严。君知不可脱，日为饮酒赋诗，徜徉玉泉山水间以自晦”。1928年呈文——署名者之一蒋作宾任洪宪前后陆军部次长、将军府翊威将军，当深悉蓝此时所为——所附事略中称：“时袁世凯欲称帝，惧民党有异词，侦君颇严，君外示混沌，内谋抵制，凡袁所命悉一笑置之，处境既艰，用心弥苦。”[93]可见蓝天蔚当时是身在北京的。
再结合蓝天蔚1916年5月4日授达威将军[94]推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5月尚派人刺杀了反袁的陈其美。蓝在此期间应无公开明显的反袁举动，才会授此官衔。
据上推知，蓝天蔚鄂西反袁证据不足，是附会而来。不过考察护国中蓝自杀的说法则饶有趣味。蓝天蔚确有两次“自杀”故事，尤其是第一次自杀事件影响极大。1912年蓝谋东北举义未果，转赴上海，请兵北伐，伤痛时局，感慨大志未申，无地用武，拔枪自杀，成为沪上哄传一时的佳话，报纸争相报道，甚至当时还演出此新剧[95]。1921年3月幽囚重庆而戕，川军也是以所谓的蓝“自杀”告白天下。显然，蓝天蔚自杀成为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悲剧符号，后人有此先入为主的印象，编排出护国自杀的情节，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蓝与王天纵并肩战斗的形象，显然是拼接1920年前后蓝、王鄂西护法的故实，移植于前。
上引两段制造的事迹，也隐约看出后来者在写作时的深层动机，蓝天蔚革命的形象深入心底，作为民国早期的较具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不应缺席清末民初的历次革命活动，“公必在场”成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撰述者的想象，引用者的不察，遂为蓝天蔚包装了一个全新形象，只不过去事实则渐行渐远。
1921年3月蓝天蔚在重庆身故，死是休止符；后人记述其生平的文字，则是生的回响。由于文体要求内容高度选择，只录大善，不计过失，悼祭类文字常常出现似曾相识的圣人、完人面影，或忠烈义士，或含冤英雄，或举义高士，展示了蓝天蔚不同的人生侧面；加上特定的感情基调，其形象还表现出大才未尽、有德不寿的悲情色彩。呈请旌恤的公文，因深具目的性，则会为迎合政治，深浅入时地为蓝天蔚塑造出护法将军、党国先烈等勋绩昭彰的功臣形象。局外的历史书写，有其相对客观的特点，但也会因笔墨辗转，制造事迹，为蓝天蔚想象出“无役不与”的革命形象。
由是观之，在基本不离事实的前提下，身处不同时代的书写者总以文体、身份、目的为转移，为笔下的人物增改修饰，描画出种种不同的形象，后人认知的历史人物，正是经过上述筛眼选择留下的遗存。这种不断被选择，并层累叠加的历史记忆，到底是过往的历史，还是现在的设计，则需要阅读者去细细辨析了。
（原载《近代史学刊》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注释】
[1]本文撰写过程中，蓝天蔚后裔蓝薇薇女士无私提供所藏蓝天蔚资料襄助，谨此致谢。
[2]彼得·伯克所著《制造路易十四》（郝明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是一本关于传媒对塑造统治者形象的研究著作，他探究了法国史上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形象产生、流传、被认可及其崩塌的过程，说明制造出的路易十四形象是集体产物，中央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展示了历史学家、亲历者和利用者对历史的不同解读方式，尤其是“神话”部分，揭示了“宣传”“纪念”对历史的有意利用。被有意利用的历史中，包含着对历史上重要政治人物形象的重构。黄东兰之《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岳飞庙为中心，探讨历代对岳飞的公共记忆的构建。岳庙的兴毁无不与时局有关，统治者都需要在岳飞形象的塑造中，获得想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于当时政权的合法性和保持政权的稳定。卢元伟作《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6期），以教科书中林则徐形象的演变说明，林公形象建构受制于时局、撰述者的见识及其党派立场。陈蕴茜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系统介绍了国民党政权推进孙中山崇拜形成的历程，以及创制并推广孙中山符号的种种举措，揭示出国民党政府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实质。刘家峰论文《“革命的耶稣”：1920年代基督徒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武汉），说明1920年代反帝浪潮之下，孙中山的“革命的耶稣”形象，不过是生存空间逼仄的基督徒们，以求自保于党势逼人的大革命时代的有意运作，但受到了国民党的强力抵制。
[3]《蓝氏宗谱》卷八，1913年种玉堂刻本，第32页。
[4]《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1902年9月—1903年2月），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第8页。
[5]《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记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6]《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1～252页。
[7]《致京练兵处、天津袁宫保》（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7～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32～9133页。
[8]《饬派蓝天蔚为湖北三十二标统带》，《盛京时报》1907年12月18日，第三版。
[9]陈夔龙：《陆军第八镇三十二标统带官蓝天蔚再赴日本陆大肄习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4－1－38，卷号：204，件号：16。
[10]《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以蓝天蔚充北洋调扎东省混成协统领官片》，《政治官报》1910年8月6日，第53页。
[11]《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奏折》，《国光新闻报》1911年10月30日，转引自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实行立宪汇编·奏折》，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5页。
[12]《内阁致赵尔巽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18页。
[13]《简任员名》，《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1月31日，第15版。
[14]《附录·电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20日，第3版。
[15]《附录·电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22日，第4、5版。
[16]《命令》，《北洋政府公报》1912年10月19日，第1版；《命令》，《北洋政府公报》1912年10月31日，第3版。
[17]《命令》，《北洋政府公报》1914年1月6日，第30页。
[18]《命令》，《北洋政府公报》1916年5月5日，第13页。
[19]《近畿讨逆军行动与文电》，《申报》1917年7月9日，第6版。
[20]《西南方面之和平声》，《申报》1918年12月4日，第7版；《广东电军政府派蓝天蔚为鄂西川陕宣慰使》，《申报》1919年2月22日，第6版。(www.xing528.com)
[21]《公电》，《军政府公报》1920年5月1日。
[22]《蓝天蔚致胞弟蓝文蔚函》，蓝天蔚后裔藏件。
[23]《自杀之蓝天蔚》（照片），《时报图画周刊》1921年第44期，第1页。
[24]另参考沃丘仲子：《当代人物小传》（1920年）、《为蓝天蔚护法阵亡京官呈文及事略》（1922年）、章太炎：《蓝天蔚墓表》（1926年）、《张静江等旌恤蓝天蔚呈文及事略》（1928年）、园田一龟：《湖北革命党之先觉——吴禄贞、蓝天蔚》（1930年）、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1936年）等文献。
[25]马叙伦：《哀启格式》，《石屋余瀋石屋续瀋》，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26]徐珂：《哀启》，《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42页。
[27]《各界联合会追悼郭友三之哀启》，《益世报》1919年9月18日。
[28]张绍曾等：《启事文》（1923年），《蓝上将荣哀录》残本，现藏蓝天蔚后裔处。
[29]哀启发起人有：张绍曾、张彪、唐在礼、铁忠、冯耿光、苑尚品、唐宝锷、童焕文、李钟岳、王瞻海、胡锐、杨晋、吴振南、孙武、汤芗铭、李书城、哈汉章、金永炎、黄大伟、唐仲寅、邓玉麟、刘邦骥、罗虔、胡人俊、吴醒汉、万德尊、文华、姚鸿法、赵宝惠、吴春康、万廷献、夏炎甲、刘启源、吴祐贞、徐镇坤、葛祖爚、萧星垣、罗泽
、方咸五、萧广传、吴锡永、胡龙骧、彭汉遗、吴德振、张汉、萧慕何、胡祖舜、蔡汉卿、吴绍璘、耿觐文、何澄浚、陈邦燮、董昆瀛、刘成禺、张则川、时功久、张大昕、张伯烈、石星川、唐克明、范熙任、吴元泽、范熙绩、陈登山、龚光明、应龙翔、赵均腾、吴元敏、王遇甲、吴士元、魏肇文、李奇、袁炳煌、陈嘉会、何锡蕃、刘华式、梅馨、王隆中、向瑞琮、黄本璞、周家树、阎鸿飞、黄笃谧、林凤游、傅鋆、吴绍奎、傅钟南、易晋熙、彭新杰、周宗淇、傅申三、傅鸣一、傅维四。
[30]经查郭荣生校补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一期同学有张绍曾、铁忠、吴元泽、吴锡永、萧星垣、吴绍璘、文华、唐在礼、刘邦骥、万廷献；与蓝同学二期有应龙翔、哈汉章、冯耿光、吴祐贞、龚光明、王遇甲；三期有罗泽
、苑尚品、周家树、童焕文、姚鸿法、方咸五；四期有石星川、金永炎、唐克明、向瑞琮、王瞻（占）海；五期有何澄浚（成濬）、黄本璞、范熙绩；六期有万德尊。
[31]据蓝氏后裔介绍，邓氏族人曾谈及张彪为蓝妻邓观智干爹。
[32]张绍曾等：《启事文》（1923年），《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33]张绍曾等：《启事文》（1923年），《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34]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
[35]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
[36]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哀辞》，第153页。
[37]傅维四等：《祭文》，《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38]据《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23日（第46号）《陆军部职员名单》记载，傅维四为陆军部军需局三等科员。
[39]范申林：《挽文》，《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40]清·恽敬：《与李爱堂》，《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二，清同治二年恽世临湖南刻本，第275页。
[41]章太炎：《蓝天蔚墓表》，《兴华》1926年，第23卷，第38期，第26页。
[42]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祭文》，第53页。
[43]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48页。
[44]章太炎：《蓝天蔚墓表》，《兴华》，第26页。
[45]章太炎：《蔡济民墓志铭》，转引自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页。
[46]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47]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48]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49]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徐正英，罗家湘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50]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48页。
[51]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52]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53]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54]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55]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56]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57]阎鸿飞等：《京官呈文附录蓝天蔚事略》，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58]张静江等：《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59]阎鸿飞等：《京官呈文附录蓝天蔚事略》，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60]张静江等：《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61]阎鸿飞等：《京官呈文附录蓝天蔚事略》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62]《蓝天蔚报川中军情上总理函》（192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党史史料抄录副本》，分类号：（川）（军—5）（11），档案号：环龙路档案575号。
[63]《蓝天蔚密电》（1920年7月25日）、《唐继尧复密电稿》（1920年8月31日、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64]《祭日之国庆点缀》，《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3版。
[65]章太炎：《蓝天蔚墓表》，《兴华》，第26页。
[66]谭永年：《辛亥革命回忆录》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10页。
[67]许兆龙：《蓝天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68]关国煊：《蓝天蔚》，刘绍唐主编：《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传记文学社1980年版。
[69]列名有：沈秉堃（号幼岚，同盟会员）、陈炯明（号竞存，同盟会员）、蒋雁行（号秋臣，同盟会员）、孙武（号梦飞，共和党员）、张振武（号春山，共和党员）、陈其美（号英士，同盟会员）、徐宝山（号葆山，无党派）、徐绍桢（号固卿，同盟会员）、钮永建（号惕生，同盟会员）、王宠惠（号恭甫，同盟会员）、蒋尊簋（号伯器，同盟会员）、温宗尧（号钦甫，同盟会员）、章炳麟（号太炎，共和党）、樊增祥（号云门，无党派）。见《驻清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子爵电》（1912年9月9日收到，电文标题《电告支那新人物履历之事》），米彦军译自http：／／www.jacar.go.jp／chinese／index.html“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70]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共和人物》，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8页。
[71]《民社规约》，《民立报》1912年1月23日，第1页b。
[72]《共和党成立大会》，《民立报》1912年5月10日，第10页。
[73]（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转引自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7页。
[74]据此书《蓝天蔚传》称，蓝“又从孙文于广东，近南军政府派赴四川犒军”一语，大体可知成书之际，蓝犹在世，今见最早版本为民国九年崇文书局印本。
[75]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辑，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76]园田一龟：《新中国人物志》，黄惠泉、刁英华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330～331页。
[77]陈锡璋《细说北洋》，系据旧作《北洋沧桑史话》（“五十六年四月发行”）重编。《新版的话》中称，应传记文学社约，“重新排印”，更名《细说北洋》，“以示与初版有别”。此前言作于“民国六十年六月二日于台南”。
[78]陈锡璋：《细说北洋》下册，《传记文学丛刊》四十，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88页。
[79]郭荣生校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80]《游日学生函》（36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8页。
[81]许撰此文为新中国成立后，虽与蓝有师生之缘，著此文并不会因之获益，可归入局外人之列。
[82]许兆龙：《蓝天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88页。
[83]段剑岷：《王天纵蓝天蔚护国讨袁牺牲记》，《畅流》，1966年第33卷5期，第6～7页。
[84]刘道平：《震撼清廷和北洋的蓝天蔚先烈》，《湖北文献》1968年第9期，第45～47页。
[85]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86]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8页。
[87]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辑，第210页。
[88]《张文超就前靖国联军总司令王旭九死因事致吴景濂函》（1920年8月26日），《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8，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160页。
[89]《唐在礼等复王怀庆电》（1915年9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90]《湖北蓝天蔚等请愿书》（1915年9月19日），《崇德公报》第七十号，武昌天主堂文学书院，第5～7页。
[91]《全国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书》（1915年9月24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78页。
[92]《孙武等致蔡锷电》，《申报》1915年12月30日，第10版。
[93]张静江等：《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3857A.
[94]《命令》，《北洋政府公报》1916年5月5日，第13页。
[95]《民立报》1911年12月29日、31日，1912年1月8日报道；李玉坤整理《1912年：上海剧坛的改良新戏》中记载，刘艺舟等排演的新戏《蓝天蔚》在1912年4月27日至5月6日于上海新舞台上演，表现了这次自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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